书写乡村叙事的时代篇章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也是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首年。改革的春风最早始于田野乡村，一年一度的春种秋收翻动着时光的书页，一幅幅农村变迁的图景定格在时代的书卷里。在传统的文学叙事模式中，乡村是诗意的想象，是灵魂的世外桃源，是人们以或批判或怀恋的目光回眸的故乡。翻检当代文学作品，我们不难看到，在有关乡村的写作中，不乏保持着强烈的现实指向性的力作，它们关注着社会现实，关注着芸芸众生的跌宕命运。

“我非要到这里来不可……”眼里转着泪花，望着夜色中的城市，农村青年高加林胸中激荡着这句话。这是路遥的小说《人生》中的一幕。小说的故事背景是改革开放初期。说这句话的时候，高加林正接受生产队的派遣，在县城的机关大院里掏茅厕，遭到“城里人”的鄙夷嫌恶后，再一次萌生了离开土地的冲动。高加林高中毕业，有理想，有追求，希望开拓与父辈们不同的生活。《人生》的故事从高加林回到田间劳动开始，到他因被举报而停了城里的工作重新回到农村结束，把青年农民高加林们如何在土地上解决生存与精神安顿的问题交给读者去思考。

随着波澜壮阔的时代变迁，高加林们的人生可能性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多种形式的演绎。从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中主人公孙少安和孙少平的形象中，依稀可看到高加林人生可能性的一些影子。孙少安带领村民在当地致了富，孙少平则外出务工去开辟新天地。虽然小说中孙少平的外出务工与后来农民工进城打工还有不同，但改革开放后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却可以从两个主人公的经历中窥其一斑。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已不同于祖祖辈辈。村庄里、土地上所上演的故事，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作为个体，农民精神情感层面的激荡也是前所未有的。

评论家谢有顺说，文学是掌握和理解现实的，而不是为了疏远它。在现当代文学人物图谱中，不同时期的农民形象无不解释着时代，并展示着变幻的时世在复杂的人性中的烙印。现代文学史中，《故乡》里艰辛而又麻木于命运的闰土，《多收了三五斗》中无法把握生计沉浮的旧毡帽们，“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中一次次被希望破灭折磨的“老通宝”……当代文学史中，《创业史》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带领农民创业的梁生宝，《陈奂生上城》刚刚开始接触外面世界的陈奂生，《人生》与命运及农民身份抗争的高加林，《平凡的世界》开拓新道路的孙少安、孙少平……这些人物形象，鲜活地存在于作家基于现实所构建起来的审美艺术空间中，以艺术的形式对历史真实进行探究，演绎着社会变迁中作为个体的人的命运悲欢，揭示着人情冷暖、人性善恶。

改革开放让广大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入新时代，农村更是呈现出了崭新的气象。新农村建设、乡村城镇化、乡村生态建设、乡村文化建设……一幅幅崭新的图景正在广袤大地上延展。那曾让高加林们决意离开的土地，正在打开无限丰富性和可能性，希望的田野呼唤作家投入更多关注的目光，投入更多的创作热情。

隆隆的机器声与依稀的鸡鸣，正在讲述工业文明与田园牧歌的进退与兼容；进城的农民工和在外闯荡后带着新观念回归的新农民，正在演示一条从离开家园到重建家园的回归线；空巢的村落和城镇化进程中的美丽乡村、特色小镇正在讲述着家园的一度涣散与城乡融合发展之路的探索。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为作家提供了深耕文学沃土的丰富素材。如何让经历了艰辛与贫瘠的乡村走向富庶，如何在日渐繁华与喧嚣中留住质朴与纯真，如何在工业文明之下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文学不是社会学，也许提供不了解决问题的答案；文学也不是纪录片，也许不能全面地记录历史。但文学是人类情感与精神的共同场域，它会以艺术的形式触摸时代现实的肌理与流向，在审美的艺术空间探求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生活于这个时代的人们有希望，也有失落，有物质的欲望，也有精神的追求，无论于社会层面还是生活层面，都有着精神与情感上的丰富性，表现都是饱满的、立体的、可信的。“文学即人学”，我们的作家有理由撷取生活之源，塑造崭新的人物形象，丰富当代文学的人物图谱。

不难看到，不少作家推出了反映当代乡村生活的力作：《湖光山色》《带灯》《金谷银山》……但与伟大的时代相比，反映乡村生活的作品还不够丰富。希望的田野呼唤时代的篇章，我们的时代呼唤关注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文艺作品。它不是挽歌，也不是回眸，不是高高在上的俯视，也不是主观臆断的想象。它要求我们的作家真正俯下身子，像柳青那样懂得农民的喜怒哀乐，像路遥那样耐得住孤独寂寞，像贾大山那样有着心系人民的情怀，立足社会真实的基础，以审美和艺术的形式对历史真实进行探究，对人性的丰富性予以开掘和发现，演奏出丰富厚重的时代交响，书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文学篇章。（安世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