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进发疯的根源：八股文对传统文人内在心理的扭曲

《儒林外史》塑造了以范进为代表的醉心功名利禄的腐儒群像，把明清科举文化下士子心灵扭曲、人格失落的丑态暴露出来。如果说喜剧是范进发疯的外在形式，那么“异化”就是其内在主题。中举原本一件好事，却出现了这样可悲的下场，这种悲哀的根源值得我们深思。

科举制度到了明清弊端丛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畸变和异化，背负起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和骂名。以“八股文”为考试“内容”，扭曲了考生的人格；录取过程中较多的偶然因素，诱使考生产生了伺机苦熬心理，以致战线漫长，投入过多；科举制度拖带出一种畸形的社会心态，考中与否前后反差过于强烈。

范进发疯：喜剧的形式，异化的主题

在《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是其名篇，小说围绕“范进中举喜极而疯”这一核心情节，对封建社会末期知识分子的无耻和堕落进行辛辣的嘲讽和抨击。

首先要说明的是，许多论著将范进发疯视为“悲剧”不尽合理。一般讲，悲剧是通过美好事物的毁灭去揭露丑恶，也即鲁迅讲得，把美好的事物毁灭了给人看。范进是个醉心功名利禄的腐儒形象，怎么也称不上“美好事物”，因而将范进发疯理解为悲剧实为不妥。

《儒林外史》从多方面揭露了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丑恶嘴脸，对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深刻的批判。笔者以为，作者批判科举取士制度是其表，根本的还在于揭露科举文化下士子灵魂的变异，“异化”是全书的命意所在。

在儒林百丑图中，范进这一形象最具典型意义，“范进发疯”这一典型细节更是异化主题的生动诠释。纵观全书，小说对异化主题的阐释主要依靠讽刺手法的运用，被鲁迅概括为“戚而能谐，婉而多讽”，认为“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

和士子灵魂的扭曲一样，科举制度到了明清弊端丛生，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畸变和异化，背负起沉重的历史包袱和骂名。

以“八股文”为考试内容，扭曲了考生的人格。

考试最明显的特征是内容上的导向作用，考什么，就学什么，如同指挥棒。明清科举考试要求八股文的每个段落都要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每部分的句型都有严格规定，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内容不许超过《四书》《五经》，要模仿圣贤的口气，传达圣贤的思想，考生不得自由发挥，束缚得透不出一点生气。正是考试内容的单一和范围的狭窄，以及其功名富贵的巨大诱惑，使当时的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人书”，很多人在《四书》《五经》、八股文中消磨终生。

录取过程中较多的偶然因素，诱使考生产生了伺机苦熬心理，以致战线漫长，投入过多。

由于录取名额有限，往往是几万分的努力，竞争万分之几的希望。加之明清科场不由学业功力，讲关系、重门第，贿赂成风，舞弊事件层出不穷。更重要的是试卷堆积如山，阅卷人能仔细品鉴的程度十分有限。另外评卷标准也难统一，阅卷者自身素质很难稳定在高水平线上。范进中秀才的文章就是阅卷者看了三遍没有看懂才慌乱打了高分的。

因此，科举时代那些没有中举、中进士，甚至连个秀才的身份都没有的读书人占了绝大多数。于是到了明清，科举制度已丧失了自身平等、公正的原则，激励读书应举的机制日渐萎缩，选拔人才的标准也渐趋模糊，英才落第者屡见，庸才考中者不鲜。考生价值观念崩溃变异，投机取巧，碰试运气，伺机苦熬心理相当浓重。他们“咬定科举不放松”的心理依据是，总觉自己有能力，有希望，总是不甘心。没中的千辛万苦要考中，落第的死不瞑目要再考。白发童生，寿星举人，已是多见不奇。

就这样，科举制度在明清被彻底“异化”了，进而扭曲扼杀了范进的人格意识、生命活力。加上录取过程的模糊混乱和制度本身拖带出的畸形社会价值，诱使范进将毕生大部分精力投入科考，成了范进等众多士子灵魂异化的罪魁祸首。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晚期的严重弊端而否定科举的巨大的进步作用，但更不能因其有巨大的进步作用而掩盖其晚期的严重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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