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立明：对世界的探寻是为了抵达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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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全民写诗的时代，但真正的诗人却很少。”作为淄博市首届签约作家，杜立明认为大多数诗歌爱好者与诗歌的距离，非常接近，又非常遥远——接近的程度，不过是短短几行、数十个汉字；但是又遥远到数十年的不懈写作、几千公里的行走，以及对无数经典的阅读。

1月19日，记者联系杜立明的时候，他正在为一名作者修改稿件。一周之前，杜立明参加“文化进万家:山东文学社服务基层作家小分队走进桓台”活动，作为《山东文学》诗歌散文编辑，他也是这次活动主讲人之一。

像所有七零后一样，杜立明特别能“折腾”，他曾经为了某个执念，独自在中国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骑行一万四千公里；为了另外一个目标，跑过上百座城市。很多人不理解，他为何这样劳碌——阅读大量经典，写了上百万字。所有对世界的探寻，说白了，其实都是为了更接近内心。即便如此，他仍然认为自己还没有找到心中的诗歌，“只能说，非常接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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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灵魂的狂奔

有人认为，当下是一个同质化的诗歌时代，诗坛上流行的大量诗歌文本在构思视角、想象路径乃至语汇风格方面，都可谓惊人地相似，泛滥不已的口水随时可能把诗和诗人淹没，而杜立明鲜活、稳健、又颇具写作难度的诗集《我的诗经》，是一种极其个人化的精神作业。

但这种极其个人化的精神作业，却以一种极其大众化的奔跑的姿态展现出来。“我的诗经，另一种狂奔。”在随笔《奔跑者》一文中，杜立明写下这样一句话。实际上，杜立明对自我的每次挑战，总会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比如他会花整整一年时间，写下305首诗歌，命名《我的诗经》，向心目中的经典致敬。

198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了一套口袋本的外国名诗丛书，其中有聂鲁达的《诗与颂歌》、歌德的《野蔷薇》、雪莱的《爱的哲学》，这一套书开拓了整整一代人的眼界。初中时代的杜立明，一接触到这些作品，同样爱不释手，并为之心潮澎湃。“你能从歌德、但丁、莎士比亚，这些人的诗篇里感觉到与自己一样的孤独，这种与大师超越时空距离的心灵接触，提升了我整个少年时代。至今我仍然认为，那个时候我的格局甚至比现在还要高。”

少年时代，杜立明在聊城的城市和乡村度过，有时他放学之后，会在黄昏时刻去河边牧放两只山羊，陪伴在他心灵左右的，就是这些留名文学史的巨匠。与大师对话的过程中，杜立明心中诗性得到了足够的积累和捶打，同时也让他对如今快节奏的生活始终保持警觉。他认为现代社会信息繁杂、混乱，容易让人心变得浮躁。

“现在是一个全民写诗的时代，但是真正的诗人却非常少。”杜立明认为好诗是有一个严格标准的，这跟一个人知识的丰富和艺术的独立性有关。作为《山东文学》诗歌编辑，他更倾向于传统刊物、审稿和刊发的模式，真正的好诗值得这样严格地筛检和认定。“诗歌尤其重视语言的韵律感和美感，另外还要具有诗歌的意象之美，诗歌的作用，是让你的人生拥有更多的可能性，让你聆听到大自然的心跳。”

“对我来说，诗歌的创作和奔跑一样，都是一种长途跋涉。两者都可能耗尽人的体力。如同我每一次的骑行，那一路的狂奔，没有人知道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杜立明的另外两个爱好是跑步和骑行，他同样完成了两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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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跑：读书的另一种姿势

“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是分不开的，行走是更高层次的阅读，尤其是有了生命阅历后的行走，就更加有意义。古代的诗人都是个游历者。”杜立明建议写作者，做一场没有目的的旅行，给自己一个完全独立的空间，在孤独的思考中学会独处。

“从2011年开始，我独自一人骑行到达了祖国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山东十七个地市，拉萨、漠河、海南，行程一万四千多公里。之后又独自开车游历了祖国的所有版图，每到一个城市都会在深夜奔跑十公里，一共奔跑了一百个城市，其中包括几个欧洲城市。这是在冒险吗？这是在流浪吗？都不是，这些行程是我生命中原本就有的东西，就像树上的一个果子熟了，我把它取下来，仅此而已。”与其说杜立明通过奔跑和骑行来丈量这个世界，不如说，他在丈量自己的心灵。“人生更重要的不仅仅是会写诗，而是要让自己的人生像一首诗，活得像一首诗比会写诗更重要。”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用独一无二的人生，都是别人眼里的风景。”仿佛是为了验证自己的这句话，穿行这些陌生的城市里，杜立明通过行走去了解自己的内心。“这个内心在面对什么，又在经历着什么？

如果我们能够像潜水一样，潜入到自己内心海洋的深处，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未曾看见过的自己，并可以深切的感受到：原来我们的内心如此丰富多彩，又波澜壮阔。”

杜立明说，自己不管去到什么地方，所有的起点都是淄博张店——这里仿佛成了他的第二故乡。而杜立明也声称自己所有的旅程，都不是为了征服，比如大山、高原、河流，“它们摆在你的面前只是给你一个经过的机会，你什么也征服不了。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想要证明什么和征服什么，都是没有必要的。你只有征服自己的内心，达到生命最自然的安宁就够了。”

也许世界上最难说服或者征服的那个人，就是你自己。

“写作者，做文人，要做一个大文人，而不是茶酒诗书，自娱自乐，要胸怀天下，要有更高的境界，要有担当，为此要付出很多常人难以付出的代价。中国有很多例子，比如范仲淹、谭嗣同、文天祥，他们为了信仰可以付出任何代价。没有大境界，没有大情怀，你怎么能够写出厚重和丰富有价值的文字呢？”杜立明认为写作跟读书有极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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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是选择与什么样的人为伍

往往诗人的灵感都来得不同寻常，阅读则是杜立明获取灵感途径之一。杜立明在少年时代，第一次读到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这部小说开篇第一句话，他至今仍然记得。“江声浩荡，自屋后升起。”

从此，他认识了几位心灵的挚友，主人公约翰·克里斯朵夫，作者罗曼罗兰，译者傅雷，原型贝多芬。“读什么样的书，就是选择与什么样的人为伍。这些伟大的作家，都拥有一颗伟大的心灵。”

那时候，学生们都没有什么零花钱，杜立明也是如此，他的第一本《约翰·克里斯朵夫》是同学送给他的。“等我攒够了零花钱，就再买一套新的送给另外一位同学。”杜立明说，好书就是这样传递的。“好友送了我一套好书，我看完之后，会立即找到另一位好友，把这套书再推荐给他，很多时候，为了表达对书的喜欢，会自己花钱买一套送人。”

在杜立明看来，这样的买书和赠书，是向大师致敬。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书是好书，那就去读经典。如果你不知道，什么书是经典，那就去看中外文学史。”杜立明说，凡是在文学史上有记录的作家和作品，都是经过时间检验的，是被公认的经典。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读什么样的书，就是和什么人为伍。每一本书都是一个人最精华的存在，是有气场的。有的人像一本书，说明他有丰富的内在。”杜立明认为，只有读好书，才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谈到阅读，杜立明告诉记者，他的床上放着不同的诗经版本，阅读其实就是精神的游历，无边无际，哪里都可以去。“我写作的时间有限，环境也挺糟糕。只有晚上，家人都休息了之后的一个多小时。我阅读一首诗经，我在等，等第一个橘子自动从树上掉下来，后面的一切就顺理成章。所以每一首诗都不是写来的，都是我捡来的，它就在那里，等着我。”

人总会为妥协和懦弱找到很多借口，如果仅仅是个体经验的感受和表达，那就是小文章，没有共通的和人类所共同的感受，你就无法有存世价值。

同样一件事，不同的人写出来会有巨大的差距，这个差距表现出来的是每个人的境界和格局，和文化多少都没有关系。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达到的。

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一个最大的标志是其中所蕴含的自然的对人类对万事万物的悲悯情怀，这是一种宗教的，和天地万物有共鸣的那根琴弦。

杜立明山东聊城人，现居淄博。生于1970年代，写诗，兼及小说，散文。著有诗歌集《五月的最后一天》《四月》《我的诗经》等。淄博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诗歌创作委员会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首届作家研究生班学员，鲁迅文学院山东中青年作家研修班学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山东文学》诗歌散文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