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茶馆有多吸引人？为何老舍和鲁迅等文人都喜欢去？

中国人饮茶的历史源远流长，古代文人有七件宝：琴棋书画诗酒茶。宋代时，饮茶被列为"开门七件事"之一。所谓"酒乱心性，茶洗尘心"，相对于酒而言，茶似乎和人们的生活更为贴近，并且老少咸宜，不论贵贱，因此俗语有言："宁可三天无油盐，不可一日不喝茶"。

从唐宋时代开始，饮茶不仅是一种休闲方式，更是一门雅致的艺术，如果说"酒里乾坤大"，那么则"茶中岁月长"，悠悠清茶一盏，道尽千古多少兴亡事。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那么，有茶的地方便该有茶馆。中国的茶馆历史悠久，早在晋代时，市场上就有茶水出售，《广陵耆老传》中记有："晋元帝时，有老姥，每旦独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竟买"，不过这最多只能称为"茶担"，尚未形成茶馆。

南北朝时，品茗清谈之风盛行，出现了可供人饮茶的茶寮，可算是后世茶馆的雏形。

史料记载中的茶馆最早出现于唐代中期，唐代陆羽的《茶经》中记有："闻南方有蜀妪，作茶粥卖"，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中也有："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此以转相仿效，遂成风俗"的记载。

茶馆自中唐形成后，历经后世发展，又有茶肆、茶坊、茶楼、茶邸、茶房、茶舍等丰富多彩，五花八门的别称。茶馆虽然出现于唐代，不过在当时并不普及，功能也不完善。

纵观茶馆发展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唐代前后是茶馆的萌芽和形成时期；宋代到清代，是茶馆的大发展时期；清末民初，是茶馆的繁兴时期。

尤其是清末民国时期，茶馆发展至巅峰时期，其数量之众、分布之广、功能之全，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民国时期的茶馆中熙来攘往、龙蛇混杂，其中既有高官巨贾、文人名士，也有平民百姓、劳苦大众，他们聚集茶馆，或是休憩品茗、联络感情，或是洽谈合约、达成交易，一方茶馆就如一个微型社会，映射出众生百态，各色脸孔。

正如老舍所说的："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处，可以容纳各色人等。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

老舍先生笔下的茶馆是典型的北方茶馆：高方桌，长板凳，用壶泡茶，一般实行一水一收费的规矩。然而民国时期的茶馆星罗棋布，南北各异，风格也各不相同。

广州茶馆可以说是南方茶馆的风格代表，"茶馆内台面方面都有，摆放着靠背座椅，并供应各种精美的点心"。西南地区的茶馆则自成格调，四川成都的茶馆就有"闲人多、茶馆多、厕所多"的"三多"之说。旧式茶馆大都建得古香古色，就连题名也典雅有趣，例如上海九江路的天香阁，云南路的鹤林春，广州东路的松风阁，四川北路的群芳居，又有上海一家开在屋顶的茶社，名曰"楼外楼"，既是写实，又有"山外青山楼外楼"的古意，更为有趣的是，当时北京天桥附近有一家"王八茶馆"，只因店主姓王，排行老八，由此得名。

正如四川成都茶馆中的"三多"之说所示，闲人一多，茶馆自然成了消磨时间的好去处，不过茶馆的社会功能丰富，除休闲娱乐外，也是各行各业信息交流的集中地，来往茶客身份各异，有谈生意的、放贷的、说媒的、办案的、算命的、行骗的，各色人等应有尽有，据说当时上海租界的巡捕到华界办案，都是在茶馆里进行的，茶馆也是各大帮会的聚集地。

此外，茶馆还是诸多民间文艺的发源地和传播中心，人们泡茶馆，除了闲谈喝茶外，还可以享受到评书、弹词、评弹等各种曲艺节目，古代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故事借说书人之口娓娓道来，听到精彩处，不觉悠然往返，而中国历代的通俗小说和传奇故事，也得以借茶馆，不断被演绎和提高。

闲人一多，自然少不了闲话，文人聚集茶馆，与茶结缘，更有不少趣闻轶事。

鲁迅先生小说《药》中的华老栓就是开茶馆的老板，鲁迅本人也常年杯不离手，茶不离口，只不过别人喝茶喝出的是和气，他却常常喝出怒气，鲁迅晚年常常以茶会友，又经常在茶叙中和人翻脸而去。

"糖僧"苏曼殊寓居上海时，也常到同芳居茶馆品茗啖饼，苏曼殊嗜糖如命，有一次糖瘾上来了，又没钱买糖，于是忍痛拔下一颗金牙来换糖吃，章士钊因此写诗嘲笑他：齿豁曾教金作床，只缘偏嗜胶牙糖。忽然糖尽囊羞涩，又脱金床付质房。

同为茶中墨客，周作人可以说是民国文人中以茶入文发挥得最好的一位，他一辈子都在做一件从未有人做过的事：打通茶和文字的界限，以茶入文，以文观茶。他常说，读文学书好像喝茶，喝茶就像读文学书。讲文学的原理则像是在做茶的研究。茶味究竟如何，只得从茶碗里去求。曹聚仁评价他的文字说："周作人的随笔语言像龙井茶，观之虽无颜色，喝到口中却是一股清香，令人回味无穷。"

如今，时代变迁，茶馆的繁兴时代也一去不复返，大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苍凉感，世事繁华，人心浮动，许多人已无闲情再觅闲处，即便有闲心，也难得一方净土，旧时茶馆的闲情趣闻也就永久地落于故纸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