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创作新相声 竟然逗乐朱老总

晚年于连仲赋闲在家 摄影/本报记者 黑建军

于连仲、马季（后左起）、杨紫阳、于春藻（前左起）合影

于连仲慰问演出 今年1月19日，是“北京相声改进小组”成立70周年纪念日，当时北京相声改进小组是在怎样的相声生存环境下成立的？改进小组成立后又做了哪些工作？北京青年报记者对此专访了参与和见证70年前北京相声改进工作的成员之一的于连仲，老先生谈到当时停演一批拿父母开玩笑等低级庸俗的段子，还有在10个月的时间里，在老舍先生的带领下改编写作32段相声的往事。这些都让于连仲受益终身，培养他说新演新的艺术观，以至于他后来入伍参军，深入部队基层采风，创作出的推广普通话的相声逗乐了朱德总司令。

舞台上演员因“打头”而死

1月19日，北青报记者来到于连仲老先生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的寓所，看到他和大儿子大雷。于连仲老先生今年85岁，回忆起往事，他的思路很清晰。他告诉北青报记者，相声改进小组的诞生是为解决解放后相声不适应新时代新生活所出现的自身危机。

上世纪40年代末，“为了维持生计，家父于俊波拖着病体，带着我和弟弟于春藻，到天桥去‘撂地’。不久，我在山东的师哥孙少林请我父亲到济南晨光茶社的相声大会献艺。这样，我被托付给了高德亮，在天桥魏家茶馆孙宝才那块地上做学徒。”于连仲追忆道。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很快，北京出现了秩序井然的新面貌。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和邻里之间的关系、待人接物的语言都在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同样，相声艺人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化。社会地位提高了，从艺热情也高涨了。但是奉献给社会、服务人民的依然是陈旧落后、原封不动的老节目，尽管有些是有自己的杀手锏，看家活，但与新的环境、服务人群、文化主张、价值取向都格格不入。”于连仲说。

于连仲回忆道，当时《北京日报》发表署名为谢纯一题为《我对相声前途的展望》的文章中说，“由于各段子的胡说八道，相沿的相声流品日下，多半演员为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形成了撒村，骂大街，父子玩笑，甚至祖宗奶奶胡骂一气，不但没有技术上的价值，相反地成了社会的诟病。倘若有人说听相声去，就有人批评他‘低级’。尤其是演员自己还常说，‘相声就是无招对的瞎说’。又有各学校里对学生不准听相声的告诫，致使相声这门玩意儿，简直成了洪水猛兽。”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于连仲听父亲于俊波讲起，山东济南晨光茶社的高德光先生在台上演出使活时，被一“托板”（一种打人的道具）打在头上，本就有高血压的高先生当场倒在台上，经抢救无效死亡。“对此，观众对这种打人的道具意见很大，认为打人取笑是不道德的，侵犯人权。其实看着也不美，更谈不上艺术。同样，用扇子打人也遭到观众的反对和文艺主管部门的批评。侯宝林为此撰文《扇子打头之我见》，就是对相声打人的态度。”

叫停拿父母老家等开玩笑的段子

在 1950年1月19日，北京前门箭楼成立了“相声改进小组”，这是与新中国新生活靠拢贴近融合的第一步，也是相声人自我拯救的第一步。

“我是被我父亲于俊波带进‘相声改进小组’的。那时，我只是一个16岁的学员。我和同为相声世家出身的十多个孩子住在小口袋胡同的那个独门独院里，就这样我们在这里学习。”于连仲还很清晰地记得，当时除了通过报刊识字，学习政治、时事解说，提高思想政治觉悟以外，还要练习相声基本功，包括《地理图》《八扇屏》《菜单子》《夸住宅》这些思想内容比较正向、反映老百姓日常生活及地理知识的贯口活。

于连仲追忆道，当时给他们讲相声课的老师是孙玉奎，讲文科课的老师则是席香远，还有教京剧的孙寿斋老师。通过以上科目内容的学习，于连仲和赵春田、赵振铎、贾振良、王学义等一大批学员思想觉悟程度普遍提高。

于连仲告诉北青报记者，小组中年龄较长的他父亲于俊波、师爷刘德智、师父郭启儒，以及侯宝林、孙玉奎、汤金澄等人在一起对相声历史进行研究，梳理了相声传承的谱系 ，这是相声基础理论的开端；同时一边改旧的，一边创新的，每天上午活动讨论新段子，在讨论中寻找到相声在当下应当具备的人情事理是非曲直，思想道德的标准，实际上形成了新的行业规范，不自觉地走向艺术民主的萌芽:停演了一批拿父母开玩笑等低级庸俗和讽刺挖苦劳动人民的段子。

舞台监听制度开创相声新风气

值得一提的是，改进小组成立后，还有一段用10个月时间里在老舍的带领下改编与创作了32段相声的“辉煌”。“当时老舍从美国回来，我们相声业内出名的社会活动家侯一尘将这一消息告诉我师爷刘德智，他们一起去拜望了老舍先生。刘德智说，‘不行了，相声走到绝境了，我得改行卖花生仁去了。’老舍则说，‘我最喜欢听你的相声了，你肚子里能翻腾，有东西，你别改行了。你要学会旧瓶装新酒，为人民服务。’”于连仲追忆道，当时包括刘德智、侯宝林、孙玉奎、罗荣寿在内，有11个人在老舍那里学习。

后来，依靠“适应新时代，旧瓶装新酒”这一法子，相声改进小组创作改编出了不少作品，比如，《贾博士》《维生素》《两条路线》《菜单子》《地理图》《铃铛谱》等等。且在老舍的鼓励下，侯宝林与孙玉奎一起创作了《欺骗》，还有孙玉奎单独创作的《思想改造》，高凤山演唱的快板《小黑姑娘》，还有根据当时的形势，编辑出一些快板、口技，组织了一台晚会。

对于老舍留给自己的印象，于连仲称他那时是一个小学员，只记得老舍是一个性情很平和，说话慢条斯理的人。“我还排演了他修改后的《贾博士》。孙玉奎创作的《思想改造》，我们这些学员十个人分成五段，在那里学习排演。”于连仲坦言道，他在这里学到了说新演戏的艺术观，因为这些新创编的相声曲目，讲述的都是解放后的一些新鲜人物新鲜事。

除了上述在老舍的带领下取得的成果，与此同时改进小组还在相声演员经济管理，分配机制等方面做出探索。他们设立监听制度，派有经验的演员在后台监听，凡是说得不对的词句，全都记录下来，然后告诉演员，有的问题必须要通过集体讨论进行修改，这种方式开创相声行业走向科学民主的新风。

经过一段时间的“改进”，相声从诸多方面的量变中，渐渐走向着具有脱胎换骨，涅槃重生的质变阶段。相声改进小组系列活动和改进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机关团体、工厂、学校邀请演出，索要优秀作品日渐增多，于是一批新相声作品如雨后春笋般相继问世，这些或者是直接反映新生活新思想的篇章，这些或者经过旧瓶装新酒的改造加工的主题升华的段子，不但在舞台上火爆一时，还被编辑出版问世。

在部队创作《传口令》逗乐朱老总

1951年春节刚过，中央组织“中国人民第一届赴朝慰问团”。相声改进小组的主力几乎全报名了，像郭启儒、谭伯儒、汤金澄、孙宝才、侯宝林、高凤山、孙玉奎、王文禄，还有贾振良，连搞舞台工作的李延年、杨尊仁也去了。“他们带着说新演新的新思想，在赴朝慰问前线创作不少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新作品。比如《如此美国》，这个相声作品便是他们从前线回国后，教给我和王学义排演的作品。”于连仲说道。

也是在这时，随着公私合营，国有曲艺院团的成立，相声改进小组的主力成员纷纷加入这些院团。“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声改进小组可以算是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它为国有曲艺院团培养了精英人才。”于连仲表示。就在1952年8月1日，于连仲如愿以偿地加入东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既然当了兵，当然要写兵说兵。这就得深入生活、向战士学习。1959年到1960年，于连仲到蛟河战车独立一团当了近一年的兵。他站岗、巡逻、训练、打靶……与战士们同吃同住，认真观察，细心揣摩。他还专门向抗敌话剧团导演田呐、演员王龙江请教如何在相声表演中刻画人物。

于连仲最自豪的是他们结合部队宣传推广普通话而创作的相声《传口令》在北京中南海演出时，竟然逗乐了朱德总司令。“我们部队里的战士来自五湖四海，我常常听他们讲方言。湖南有个地方叫邵阳，那里把‘枪’不叫‘枪’，而叫‘火冲’，‘鸟冲’，夜半三更营队紧急集合，通知背枪，湖南战士就说要背‘火冲’，山东战士则听成要背‘大葱’，说大葱没有呀，扛白菜行不行？就是这样夹杂着各地方言土话的相声，得到了朱总司令的肯定，说思想性艺术性完全没问题。”

如今的于连仲早已退休多年，他只收了几个徒弟，也有学生跟他学相声。在他看来，在台上台下被年轻的相声演员师爷、师爷地叫着，挺不好意思，于是很多演出他不再参加，待在家里默默关注着当下的相声市场。老先生希望，相声舞台剧场能够真的摒弃三俗的内容，终结变了味的演出。他相信，劣币永远不能驱逐良币，“大众需要的永远是健康快乐的相声”。

文/本报记者 张恩杰 统筹/满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