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封书信见证张爱玲晚年 重新“发现”张爱玲的人

《张爱玲给我的信件》 夏志清 天津人民出版社/新华先锋

张爱玲曾说过：“一个知己就好像一面镜子，反映出我们天性中最优美的部分来。”有二人绝对堪称张爱玲的知己：一个是宋淇，另一个便是夏志清。两人皆是文艺批评家，夏志清最初读张爱玲的作品便是由宋淇推荐的，而若没有夏志清的“登高一呼”，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高度肯定了张爱玲小说的成就，张爱玲也许不会成为如今的文坛传奇。

宋淇和夏志清都与张爱玲有上百封的书信往来。2014年，由夏志清编注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简体本在中国大陆出版，收录了张爱玲与夏志清在1963年至1994年间的百余封通信，为研究张爱玲到美国后的生活、交往、创作和翻译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在往来书信中，张爱玲不断向夏志清通报写作的情况，与之切磋，甚至具体到字、词、句的探讨，无不显示出张爱玲对夏志清的信任及知遇之恩。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中对以前被忽略的作家如钱锺书、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给予了高度评价，张爱玲的《金锁记》被他称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以后，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才进入了西方高等院校。这对于孤身在美国生活的张爱玲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助力。

1955年，张爱玲乘船来到美国，第二年开始用英文撰写小说Pink Tears（《粉泪》），却不被美国出版商赏识。夏志清不久发表《张爱玲论》，首次肯定了张爱玲在中国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一书中也能看到，夏志清极力将张爱玲的小说推荐给中美学者和批评家，这也曾一度让不愿麻烦人的张爱玲感到心有内疚，“愧疚”“感愧”“惭愧”“惶愧”“负疚”“歉疚”“guilty”（罪过）这样的词汇频繁地出现在张爱玲给夏志清的信件中。

来到美国后的张爱玲遇到了她的第二任丈夫赖雅。后来赖雅身体越来越坏，每月只领到社会福利金五十二元，连付房租都不够。张爱玲在信中表达了自己对翻译工作的兴趣，又说：“我喜欢翻译也是因为是机械化的工作，不妨碍写作。”可见张爱玲虽想要一心写作，却总是不得不为了生活接下其他可以获得额外收入的工作，即便说对翻译“感兴趣”，也是因为无法靠写作维生的无奈之语。

张爱玲在《天才梦》中说过：“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蚤子。”对张爱玲而言，生命是美好的，但生活的艰辛与人世的悲戚又如同蚤子一般挥之不去，啃噬着内心。这份艰辛除了经济上的困境，还有身体上的折磨。

在第106和107封信中，张爱玲两次对夏志清提到因为老房子的虫患被迫仓皇搬家的事。夏志清在回信中盼望张爱玲早日安顿下来，找到一个适宜的住址，再去检查一下身体。这样才能安下心来多写些东西，让生活重返轨道。然而在此之后的三年里，夏志清多次写信挂念张爱玲的身体，都没能得到回信。直到1988年4月，张爱玲才写信告诉夏志清，在这三年里她仍旧因躲“虫患”而常常搬家，没有固定的地址，每日累得精疲力尽，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张爱玲自己也惋惜道：“除了怪我糊涂，没更努力去找好医生，白糟糟蹋了两年光阴。”

夏志清在书中写道：“张爱玲为了生活不得不做她不喜欢的事，教书、做研究非其所长。她不与人接触，只能写她熟悉的事，她改写《怨女》《半生缘》都是说的老上海，不合美国人的胃口，得不到出版商的青睐。除了皇冠（出版社）的稿费没有固定的收入，耽误了看好医生，将皮肤痒当作跳蚤侵蚀，屡次搬家，影响了她的创作力。”作为知己，夏志清欣赏张爱玲的才华，十分认可张爱玲对自身创作的期许——“对东方特别喜爱的人，他们所喜欢的往往正是我想拆穿的。”作为朋友，夏志清更为张爱玲的怀才不遇和生活上的困窘而痛心、惋惜。

除了“逃虫难”，张爱玲的身体也每况愈下，几次写信告知夏志清自己患了感冒。夏志清猜想是1937年时17岁的她被其父毒打一顿而再禁闭半年所发生的后果。禁闭期间，张爱玲患了严重的痢疾，命差不多送掉，身体的免疫系统也必然大受损害，以前在上海期间，这个怪病偶尔也会发作。张爱玲并无长期的医药保险，每有病痛必要到公家医院去找医生治疗，不断为了去医院、上诊所而浪费时间、消耗体力，身上那些病痛跟着变得更顽劣难治。

虽然在经济、健康和工作上，张爱玲屡遭打击，但她也偶尔能在这人世的“蚤子”间得到一种“无事忙”的逃避。

张爱玲通过夏志清、夏济安兄弟的来信，不仅对翻译《海上花》提起了兴趣，还读了许多于学位、工作不相干的东西，例如研究考古与人种学。张爱玲写《怨女》序时提到《红楼梦》，因为兴趣关系，越写越长，最终写出一部《红楼梦魇》来。她虽然在信中对夏志清说：“完全是个奢侈品，浪费无数的时间，叫苦不迭。”但这让她叫苦不迭的奢侈品，却是难得的她自己想做的事情。

迁居好莱坞后，最让张爱玲感到高兴的，是她又进入了“无事忙”的状态，从人类学记录、社会学调查，到历史小说、内幕小说，每看到一个逗引她兴趣的题目，她就到图书馆去把与题目有关的书籍，一本本借回家去看，花掉时间之多，实在使人无法相信……夏志清在按语中叹道：“中国作家间，除了张爱玲，谁会有这样大的傻劲，把一段与中国无关的史实调查得如此清楚的？”

与张爱玲恢复通信后，夏志清曾写信感慨“信愈稀，也就愈珍贵了”。在那之后的几年里，张爱玲连“无事忙”的快乐，也再没提过。她在最后一封寄给夏志清的信中说：“精神不济，做点事歇半天。过去有一年多接连感冒卧病，荒废了这些日常功课，就都大坏。好了就只顾忙着补救，光是看牙齿就要不断地去两年多。”信寄出后一年又四个月，张爱玲便独自一人在公寓里过世了。

夏志清说：“（爱玲）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地上，看似凄凉，但她晚年多病，未尝不是一种解脱。”这场跨越三十年的通信，竟真的就这样在愈来愈稀的信件中，画上了句号。

夏志清的好友、学者王德威为《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一书作跋，他这样写道：“张对夏的尊敬和信任，不难从她的信中看出。但张爱玲毕竟是张爱玲，她写信的姿态是矜持的，就算谈自己的作品和充满灾难的生活，也带有一种客观语调，并不轻易露出底线。”但潜藏在二人信件中的汩汩温情，却是张爱玲眼中“寒咝咝”的人世间里，仍然被她珍惜的一样东西。

来源 北京晚报

作者 宋亚荟

流程编辑 刘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