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听党话 跟党走 总是默默牺牲自己的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很平凡，默默无闻的，便是作为她的儿女，绝大多数时间里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平常的；直到我三舅家的表弟从老家考入海军航空工程大学，遵照吩咐我去长途汽车站接他先到家里向他“大姑”——我母亲——报喜以后的某一天……

恰逢他休假回家省望我母亲。午饭后，我陪他游览市容，并肩坐在千万年的海水琢磨成的巨大鹅卵石的礁石上，远眺着晶莹剔透的碧海蓝天，听着海浪很有节律的激昂涛声，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中理想、没有辜负“大姑”殷殷期望的他，很是兴奋，话自然也就多了起来：

“你知道吗？老家村里老贝的乡亲们可佩服大姑了……她十几岁就当村妇救会主任，组织村里的妇女纳军鞋磨军粮，支援前线……”

我只是微笑着听着，没有回应；心里有些起伏，以前只是知道母亲刚满18岁就入了党，1948年奉命离开家乡成为脱产干部——当时她是遭到我外祖父母极力反对的，因为国共两党还在激烈鏖战，谁最终能占领天下并没有一个定论，此时，公开地离开故土到千里之外的“新解放区”当一个职业的共产党“革命干部”，在祖祖辈辈都是老实巴交农民的外祖父母看来，远比安安稳稳地待在家里找个好人家嫁了要“凶险很多”。

我是属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干部子弟”，周围的邻居朋友什么的，父母也多是“抗战牌”或“解放牌”的干部，特别是与我14岁参加革命、爬雪山过草地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全程的老红军父亲相比，母亲“18岁入党、48年进城（成为‘职业革命干部’）”的资历太平常稀松了。

表弟的赞美之誉虽然引起我内心里的一些涟漪，但说实话，很快就就平复了；在我的思量里：

i）表弟是她几个外甥中天资最聪明的，学习一向很好，我母亲一直非常疼爱他，时常偏心眼地资助他；他投桃报李地夸赞颂扬一下他“大姑”也是人之常情。

ii）表弟是从乡间僻壤来的“井中之蛙”，没见过大世面；自然，言谈中“过誉之辞”也就难免了……

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调到了公司机关工作，听的见的都比以前多了，思想眼界也丰富和开阔多了；特别是建立了自己的小家，“为人夫”“为人父”之后，静心回望我母亲的点点滴滴，便越来越能体味出她默默牺牲（自己）的不易和坚持：

夫唱妻随，精心照顾父亲五十三载

我无从揣测母亲服从组织安排1950年嫁给我父亲之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他们俩的夫妻感情如何、是否交融似漆地相互恩爱；他们那个年代的革命夫妻没有知识分子那种花前月下的浪漫，更多地是共同的信仰和同志+兄妹的特殊的“阶级感情”。我敢肯定的是，除此以外，我母亲对我父亲更有一层“下级照顾上级”“群众敬仰护理革命功臣”的革命任务的成分在内。

为了完成组织交付的“家庭任务”，我母亲的一生做出了太多太多的（个人的）牺牲：

入城时，我母亲在渤海银行里做人事干部工作，“奉命”嫁给我父亲之后，为了方便照顾他多处负伤后体弱多病的身体，她只能放弃自己原本熟悉也更有个人发展前途的工作，调到我父亲所在的单位。

因为资历和级别的原因，在55年国家干部薪金制之前，即所谓的“供给制”时期，父亲有配枪、有勤务员，吃饭也是和别人分开，单独吃“小灶”，我母亲并不能享受任何的特殊待遇，也只能和大家伙一样去大食堂吃大灶。

薪金制以后，他们俩的工资被分成了四份：

i）一块专门用做我父亲的日常饮食和营养开销：

①在此后的家庭生活中，我父亲一直保持着单独吃“小灶”的待遇、从未改变。

②战争年代，他曾六次负伤其中两处重伤：一次是苏区反围剿攻坚战中，子弹打碎左胯骨窜入小腹腔；一次是长征路上的肺部贯通伤。按道理，他是可以享领“革命残废军人”津贴的，但体恤建国初期新生政权的困难，我父亲就婉拒了本应享受的组织照顾。

一生从未另过一分钱这项津贴，但他的身体一直都不好；所以，我母亲便得想方设法地自己挤出钱来每天给他增加营养。

ii）每月给我远在万里之外福建老家的祖母寄她老人家的生活费。

iii）再匀出一部分钱寄回胶东老家，以奉养我外祖父母、资助我姨舅几家的生活。

iv）最后的钱还得养活她和我们兄弟姐妹四个。

所以，即使是相比一般的家庭而言，我父母亲的收入不算低，但架不住花钱的地方更多，所以，自我记事起就知道家里的日子一直是紧巴巴的，用现在的话，就是“月光族”。

我父亲的开销不能减、我祖母的生活费是固定的、寄给外祖父母他们贴补老家家用的钱不能少、我们四个小孩都正值长身体的时候也得保证营养；如此下来，我母亲就只能从自己的身上、嘴边上挤钱扣钱了……

外人很难想象，50多年里，我母亲从未吃过香肠，虽然，除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父亲大多每天都会有荤菜；但我母亲却把多余一些鱼肉都分给了我们四个，她总是只就着一些素菜、残汤剩羹的下饭。

问她，她爱是说，这些她吃不惯，还是“大葱蘸面酱”好吃……

多年之后，我才醒悟到，她老人家哪是不爱吃这些“美食”啊，她这是在“牺牲”自己……

可等我想明白了，她老人家也已重病不能自主进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