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改革失败 却名满天下 而高拱改革成功 却无人问津
引言
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当时的大明已建朝二百余年，积弊益深，朝廷财政入不敷出，普通百姓负担日益加重。针对这些弊端，时任内阁首辅张居正认为，必须从经济、财政方面进行较大的改革，达到富民强国之目的。张居正遂上书万历皇帝，正式提出改革，轰轰烈烈的张居正改革拉开序幕。虽然张居正的改革以失败告终，然张居正本人却誉满天下，后世对其改革成果盛赞有加。
而张居正改革的早些年，取得显著成果高拱改革却鲜有人知。高拱通过改革扭转大明边疆危局，实现边疆的长治久安。高拱对以兵部为主的军事领导体制和将领选拔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对西北、东北边政做了大幅度的调整，和平解决了把汉那吉事件，力促俺答封贡的实现。此外，高拱不拘一格，重用辽将，激发将领的积极性，一度取得辽左大捷，抑制了东北女真、土蛮诸部的内侵，大明王朝边陲一时安宁，高拱功不可没。
张居正改革
高拱改革的背景与具体措施
大明隆庆年间，“外夷之患，北虏为急，两粤次之，滇蜀又次之，倭夷又次之，西羌又次之”。特别是嘉靖、隆庆两朝交替之际，“王朝九边皆邻敌，在宣大山西则有俺答诸部，在陕西三边则有吉能诸部，在蓟辽则有土蛮诸部。西驰东骛，扰我疆场，迄无宁岁”。针对如此恶劣之形势，时任内阁首辅的高拱力主实行改革，以期重新建立大明强大的边防体系。
改革兵部侍郎的人员配置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废除了中书省，使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明史·职官志》载：“兵部，尚书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尚书掌天下武卫官军选授、简练之政令。侍郎佐之”。然而嘉靖、隆庆之际，南倭北虏交侵，逢边疆多事之秋，边务冗杂难测，兵部此种旧人事编制难以处理繁多冗杂的边疆政务，无法适应复杂的边疆局势。高拱决定改兵部“一尚书二侍郎”为“一尚书四侍郎”。
为此，高拱就任首辅后，向隆庆皇帝呈上六道疏文，全面阐述了对军事体制改革的构想。《明史·高拱传》记载：“又以时方扰边事，请增置兵部侍郎，以储总督之选。由侍郎而总督，由总督而本兵，中外更番，边才自裕”。高拱强调兵部尚书之职关系王朝之安危，近二三十年来正逢边疆多事，在此兵部体制下，如果边方总督缺任，则兵部侍郎顶缺，倘若兵部侍郎难以脱身，则会以别部人员代替赴任。
如此往往拆东墙而补西墙，严重限制了兵部职能的有效发挥。首先，高拱看到当时兵部严重受限于明初的“一尚书二侍郎”局面，侍郎员额太少，左、右侍郎主要协助尚书处理兵部事务，公务繁忙，一旦抽调外差，兵部事务的处理便难以得到保证。其次，侍郎职责在于协理部事，对边地情况缺乏了解，很难为兵部对边地之事的谋划与决策提供建议。
最后，兵部承担巡阅边务的职责，但由于侍郎太少，临事一般多借调他官，往往因非其职而就其位，不悉边事，影响对边事的有效处理，或因路途遥远不能及时履职，从而贻误事机。基于以上弊端，高拱向隆庆皇帝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改革建议，改兵部编制为“一尚书四侍郎”。高拱认为，新添侍郎既可在部内任职，又可巡视边务。
以侍郎的身份出任边防总督，可一改过去部臣与总督各行其是、令出多门以至贻误事机的弊端。另外，兵部侍郎调往边方历练，有助于兵部侍郎熟悉边关部署、防务、战况、敌我军事力量对比及有效处理边务。同时对于兵部人员而言，涉身边地有利于其军事历练，又为兵部提供了适当的人才储备，若遇尚书有缺，也可从侍郎中选拔，再不必有人才难得之虞。
高拱改兵部编制为“一尚书四侍郎”
高拱又提出以侍郎任选的先后为序，预先明定职掌，使侍郎间权责分明，避免出现相互遇事推诿的情况，加强了兵部的领导力量。高拱对兵部“一尚书四侍郎”的改革，为兵部储养了尚书人选，协调了部臣与边将的关系，有效革除了边方决策令出多门之弊；同时，也为大明培养了众多熟边知边的军事人才，满足了军事防务人才的需要，提高了兵部对边政事务的处理能力。
慎选兵部司官兵部司官指隶属于兵部尚书、侍郎之下的兵部武选、职方、车驾、武库四清吏司中的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员。明朝中叶以来，兵部司官在选任上往往频繁调迁，泛泛而用，难以选拔有真才实学之人，长此以往致使司属官员们不重其职，消极应事，严重限制了兵部职能的发挥。首辅高拱认识到司官是兵部中的重要一环，要足够重视兵部司官，严格规定司属官员不参与一般职务的轮换，只能在兵部系统内升迁。
高拱认为，兵部司属须经久历任，使其熟谙军旅之事，不可随意调任，如此边方缺额的情况就可得到解决。总督与侍郎的内外调度以补替尚书之缺，兵部司官又可补边方兵备之缺，如此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既可以解决边方无人可用的问题，又可以使兵部司属谙知国家军事典章制度，熟悉兵部事务处理原则。在兵部司属的选任上，高拱决定要从边塞知兵之人中选拔。
高拱改革的主要措施
边塞之人生于当地，对山川险易、风土人情十分熟悉，同时对于边疆将领的才干，所奏报之虚实、功罪、真伪，往往有很强的鉴别能力。他们所提供的情报信息与决策建议比较真实可靠，所以选拔生长在边塞地区的知兵人才充实兵部，有利于兵部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高拱对于兵部司属选任的改革不囿于陈规旧制，灵活变通，提拔了一批知边熟边的有才干之士，提高了兵部对边政的处理能力。
体恤边臣，严明奖惩边塞之地向来自然环境恶劣、苦寒，嘉靖、隆庆年间，边塞少数民族内侵甚急，边地可谓凶险异常。督臣长期守边，辛酸苦劳，责任之大、凶险之巨，可见一斑。高拱念边关督抚久处边关苦寒之地，异常辛苦，向隆庆帝建议对边关督臣实行通融休假制度，以缓解边方督抚的辛劳，使边臣得到休养。高拱能处人之位而所想，体恤督抚的辛劳，足见其御边谋划之周详与处事之细致。
此外，隆庆年间，明军出现了严重的滥赏滥罚现象，朝廷一些有识之士也注意到了边防系统中存在的这种积弊，如公元1567年，吏科给事中郑大经指责明军惩罚不严，“各边将领被罪斥罚者，旋谋起用，人无忌惮”。张居正也认为：“今边臣莫肯效死者，弊在操切太过，爵赏太轻”。明军赏罚不公，会严重挫伤将士作战的积极性。
一方面，爵赏太轻，难以让边臣冒死劝进；另一方面，边臣的权利受限，也难以发挥边将断事的积极性。面对明军出现的弊端，高拱审时度势，切合边情，重新建立起了一套严明的奖惩制度，激励边防将士们尽心本职。公元1570年二月，高拱建议今后对于边臣考察、迁转应重立标准。对尽忠职守的边将须不吝抚赏、升迁，使其常在人先，对不称职者应依律严惩、贬抑，使其常在人后，以此激发将士务边的积极性。
高拱体察入微，奖惩严明，对建立合理的奖惩制度、激发将士防边御虏的积极性起到了推动作用。高拱还主张从明军内部的矛盾着手，革除积弊，完善边防任官体制，重新建立强大的边防体系。公元1571年三月，俺答称臣纳贡，西北边陲获得暂时安宁。高拱清醒地认识到，军备不能懈迟，力主抓住边塞安宁的有利时机，大修边政。
对西北部边防体系的军政与人事进行调整，整顿边备，训练兵马，巩固边防。高拱主张应加紧利用俺答封贡带来的和平时机，加快边防建设，增兵补粮，完善各边隘口的布置，可见高拱谋虑之深远。更值得肯定的是，高拱对整顿军政提出巡边“八事”：“积钱谷、修险隘、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理盐法、收塞马、散叛党”。
高拱还要求隔一定的时间派遣大臣巡视监察，明确规定阅视的内容，如：要见钱粮比上年积下若干，险隘比上年增修若干，兵马比上年添补若干，器械比上年整造若干，其他屯田、盐法以及诸事俱比上年拓广若干，明白开报。可见，高拱对边政的谋虑之细，精心擘画之周全，务实可行。万历时名臣郭正域评价高拱：“相臣身任天下之重，行谊刚方，事业光显者，无如新郑高公”。
北疆边防任官改革的成效明初，为抵御北部边塞民族的威胁，陆续在沿边设有宣府、大同、延绥、辽东、宁夏、甘肃、蓟州、山西、陕西等九镇，是为九边。“东起辽东，而西迄酒泉，边备粲然可观矣”，明初为抵御北方民族的侵扰，设置九边重镇，一时边备森严。然自明中叶以后，北部边防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内部兵备渐疏，军队战斗力下降，边防力量严重削弱；外部漠北蒙古俺答诸部兴起，北方民族内侵甚急。
《明史·王崇古传》载“起嘉靖辛丑，扰边者三十年，边臣坐失事得罪者甚众，患视陕西四镇尤剧。边将士率贿寇求和，或反为用”。这表明北疆少数民族内侵活动之剧烈，边臣之懈怠，边政之大坏。可知，明初建立的边防体系，到嘉靖年间已名存实亡，已难以有效抵御北部少数民族的内侵。为维护北部边疆的稳定和保障大明的长治久安，不得不再次大刀阔斧地整顿边防。
明朝九边重镇示意图
北部任官制度的改革，为促成俺答封贡的实现提供契机。自嘉靖以来，俺答向明廷多次求贡互市，欲与明和议，然明廷坚持绝贡，致使俺答诸部犯边不已。如高拱言“(俺答)彼自三十年前遣使求贡，则求封之心已久。但彼时当事者无人，处之不善，致有三十余年之患”。而“把汉那吉事件”为高拱的和议主张提供了有利的时机。
公元1570年，俺答汗与其孙把汉那吉因争夺“三娘子”为妻而发生争执，把汉那吉气愤之下率领部众降明。对于把汉那吉降明，高拱主张受降，以安抚为主。高拱大力主张与俺答和议，促使俺答封贡实现，致俺答诸部不再内犯，“俺答率众款塞，稽颡称臣，三陲晏然，曾无一尘之扰，边氓释戈而荷锄，关城熄烽而安枕”。西北边塞焕然一新，百姓生活安定下来，维持了一段难得的安定时期。
俺答封贡，西北边疆安宁下来，然俺答并不能掌控全体蒙古诸部，如辽东地区的蒙古土蛮部落仍不时大肆犯边。此外，崛起于嘉靖末年辽东西部地区的建州女真的侵扰亦是一大边患。为稳定辽东地区，高拱从用人选将方面着手，破格任用足智多谋的张学颜巡抚辽东，使其与总兵李成梁共同御敌。事实证明，高拱的用人策略是正确的，张学颜到任后力行高拱主张的边政改革。
高拱画像
其与李成梁相互配合，大大提高了明军作战与防御能力。公元1571年，先后大破土蛮与建州女真部的入侵，取得辽左大捷，一时“西敌率众归降，东敌大加挫衄”，国威大振。高拱对北部边防任官体制的改革取得巨大的成效，北部边疆整顿甚效，“西虏稽颡称臣，东蕃投戈授首”。高拱的御边功绩突出，“西虏纳款，东虏挫衄，无不筹画”。
结语
高拱改革御边功绩显著，然后世人皆知张居正改革，而不知高拱改革。史学家孟森评价高拱：“亦政事才，不失为救时良相”。高拱的改革和御边功绩，是明代改革篇章中辉煌的一页。高拱的改革实现了内部决策与外部边事执行的良性互动，有力地扭转了自明中叶以来边政不举的困境，顺应了边塞局势的发展要求，得到隆庆皇帝的大力支持，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同时也为后来的张居正改革拉开了序幕。
参考文献
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94年
王雄，《高拱与明隆庆朝的北边防御》，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金程丰，《高拱的改革》文史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