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老王》中那位把自己降格为“货”的老先生究竟是谁

《老王》是杨绛先生写于1984年的一篇回忆性散文，这篇散文以作者一家和三轮车夫老王的交往为线索，选取几件小事，表现了一个底层劳动者（老王）老实、仁义、善良的品质。同为不幸者，他们曾经在特殊的岁月里互相关心、温暖彼此，然而作者却时常在回忆中自省己身，心生惭愧。在对老王的不幸身世和命运给予深深的同情之余，知识分子的良知催使作者更多地批判自我，反思不足。

关于民国时期人力车夫的生存状况，在陶孟和的《北京人力车夫之生活情形》和李景汉的《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中有比较详细的报告。

调查显示，那时候，人力车夫的收入是很低的，一般只有失业的贫民才会从事这种终日奔跑、朝不保夕的工作。在这个行业里，近百分之五十的车夫穷困未婚，拉车四年以上的寥寥无几，年老者收入最低。然而随着失业者的增加，干这行的人越来越多，就是这么一个卑微的人力拉车职业，还有人想拉而拉不着呢。车夫们彼此竞价，只有出价最低的那一个才能赢得出卖劳动力的机会。

等到解放后，完全用筋肉力带动的人力车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脚蹬三轮车。老王是一个眼睛有毛病的残疾人，然而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常年在这个卖体力的行业里挣扎求生，困难可想而知。

我国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开始搞公私合营。此时，个人加入行业工会可以得到政府的救济，生活比较有保障。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了，但老王政治觉悟不敏感，没有加入，当然，肯定也没有人邀请他，他是被轻视、被他人和社会抛弃的人。他最终成了失群落伍的单干户。幸而有人怜他孤苦无依，时不时关照他的生意，给他关心和帮助。比如作者一家。

我们注意到，作者在文中还提到了另一位老主顾，在载客三轮被取缔的情况下，这位老先生把自己降格为“货”，仍然让老王运送，而老王就靠着这份收入勉强糊口。或许有人会问，这位老先生究竟是谁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确实不能给出肯定的答案，但是如果说谁最有可能，我会回答是金岳霖先生。

金岳霖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和教育家。他在国外游学多年，1926年回国后即在大学任教。金岳霖在《在三十年代，我头一次发现我会忘记自己的姓名》一文中曾提到一个给他拉东洋车（旧时用人力拉著跑的两轮车，因由日本传来，故称为“东洋车”）的车夫，名字叫王喜。这个王喜是不是老王，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知道老王在解放后是个老车夫，解放前应该也在北京载客。而三十年代，金岳霖正好在清华、北大等大学任教。

《老王》写作者一家和老王的交集共选取了三个时间段，一是解放后文革前，二是文革后下干校前，三是从干校回来后。

我们来看看作者一家的居住轨迹。1949年，杨绛和钱钟书由上海迁居北京，在清华大学任教。1952年，他们从清华大学搬入新北大的中关园。1959年，迁居东四条一号文研所宿舍。1962年，迁居“中国社会科学院干面胡同宿舍”（老门牌是干面胡同15号，1965年北京街巷地名调整后改为东罗圈胡同11号）。1977年，又迁居到三里河南沙沟寓所。

1962年，金岳霖也搬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干面胡同宿舍”，与钱钟书、杨绛成了邻居，且此后一直居住于此。所不同的是，1969年、1970年，钱钟书和杨绛先后去了五七干校，直到1972年才作为第二批遣回的“老弱病残”之一同回北京。1970年的金岳霖已经76岁了，哲学研究所唯有他被批准留京，没有走“五七”道路。既然是邻居，雇用同一个车夫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金岳霖常乘三轮车，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上班

且大有《忆金岳霖先生》：“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所的副所长后，所里为他配备了一辆小汽车。但他外出时经常不坐小汽车，而坐着自己掏钱雇用的三轮车去。”

周宜明《回忆金岳霖同志》：“他从不主动向所里要车。有好长一段时间，他自己出钱包了一辆人力三轮车，上下班或外出，都坐这辆三轮车，他说为的是给公家节省汽油。”

二是私人外出代步

汝信《怀念金岳霖先生》：“金老作为哲学所的负责人，一级研究员，又年老体衰，本来按规定他外出时是完全可以使用所里的汽车的，但他在六十年代初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却不用公车，请一位退休工人蹬三轮板车（当时已没有载人三轮车）代步，我就曾多次在路上看到金老正襟危坐在三轮板车上穿行于川流不息的人群中的情景。”

陈克明《回忆金老酷好清人的诗词》：“金老每天还坚持散步，从不间断。干面胡同距离王府井不远，先顾一辆三轮，每天傍晚，坐至金鱼胡同北口，然后下车沿王府井街步行从北往南，再由南往北，约半小时，再坐车回家。‘文革’期间，免遭议论，乃将三轮自动取消，改坐排子车，仍然予以坚持，方法不变。”

涂纪亮《金老往事点滴》：“金老的日常生活很有规律，每天下午四、五点钟都下楼出外散步。最初身体好时多是步行，带着墨镜，提着手杖那个，颇有绅士风度。后来身体衰弱改为乘三轮车，到“文化大革命”后取消三轮车，只能改乘板车了。”

三是接触社会

汪曾祺《金岳霖先生》：“金先生晚年深居简出。毛主席曾经对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金先生已经八十岁了，怎么接触社会呢？他就和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约好，每天蹬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我想象金先生坐在平板三轮上东张西望，那情景一定非常有趣。王府井人挤人。熙熙攘攘，谁也不会知道这位东张西望的老人是一位一肚子学问，为人天真、热爱生活的大哲学家。”

四是看病

黄集伟《再说金岳霖先生》：“汪曾祺先生文中提及金先生晚年坐平板车去王府井‘接触社会’一事。彼景彼情想来的确有趣味。不过，金先生此举另有一番难言苦衷。金先生患青光眼疾后，尝就医于‘协和’。‘文革’伊始，‘革命派’不许金先生用车。金先生闻讯问曰：‘停用专车可以，可我怎么去‘协和’看大夫’？‘革命派’答曰：‘给你派辆排子车吧！’在‘革命派’来说，此为戏言？揶揄？抑或是推托之辞？不得而知。反正金先生欣然从命，乐不可支，任人一路踩过去，且东张西望，不胜惬意……”

汝信的《怀念金岳霖先生》一文中提到六十年代初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金岳霖先生自己花钱请了一位退休工人蹬三轮板车代步，如果并非记忆有误，这位“退休工人”肯定不是老王。我总疑心此处作者记忆模糊，因为除此之外，很多细节都是吻合的。当然，《老王》一文中出现这位降格为“货”的老先生是在作者从干校回来之后了，也就是在1972年之后。即使汝信的回忆无误，也不能表示其后的车夫就不是老王。

金岳霖先生去世于1984年10月，享年90岁。同年3月，73岁的杨绛先生作散文《老王》，冥冥中似有天意，文中顺带回顾了这位老者的经历，让我们得以再次瞥见这位大哲学家的不俗风采。

“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好像有了这半寸边缘，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你认为能把自己如此降格为“货”的乘客会有几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