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军旅生涯之五 各显神通 数路出击就为了能吃得好一点

部队进京以后，由于是新组建的团队，家底子薄，生活就非常艰苦。

部队的供应按不同地区有不同标准。在新疆时，部队的伙食标准较高，而且马兰基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各单位都有自己的副业，伙食就相对要好一些。而到了北京，伙食标准也降低了，而且除了规定的标准外，新组建的部队是一贫如洗。我们战士的津贴也降低了，原来在新疆，像我们刚入伍的战士每月是8元津贴，到了北京就成了6元。而且被装的标准也降低了，在新疆我们是皮帽子、皮大衣、大头皮鞋，到北京就换成了栽绒帽、棉大衣、布棉鞋。

津贴少点、穿得标准低点都可接受，就是这伙食太差，让大伙儿日子不好过。连里想了各种办法，尽量让大家能够吃饱，还能稍微地吃好一点。

在那点伙食费上精打细算，是其中的一招。我们的定量是20%的细粮、80%的粗粮，连里一合计，主动地将细粮标准再降低点，粗粮价格低，这样可以多买点，也可以省点钱买蔬菜等副食。那些日子，我们一天发糕、窝头、玉米糊，吃的胃酸还烧心。

粗粮细做也是其中的一招。那时候全国的生活水平都不高，驻地附近的北太平庄村的村民到了冬春青黄不接的季节，也是以红薯为主。所以，那时候国家也在宣传介绍一些粗粮细作的方法。于是，我们连也想着办法把粗粮饭做得细一些、好吃一点。其中就有被称作“钢丝面”的做法。把玉米面先用开水烫一下，然后用专用的机器挤压成面条，再下到锅里煮熟，捞出来浇上菜汤等，这样吃起来就稍微可口一些。但这样的做法，并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那被挤压成丝的玉米面条，非常筋道，很难咬断，吃一顿饭咀嚼得腮膀子酸痛，特别是不管怎么做，吃的还是玉米面，到了胃里还是难以消化。

吃臭豆腐也被当作开胃的一种方法，可那个“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福分我可享受不了，每次吃臭豆腐，我都躲得远远的。于是，王岗、袁少勇等几位同乡战友就端着碗追得我往坡下跑。

自力更生种菜养猪，这是部队的老传统。到了北京我们自然也用上了，先是在房前屋后种些蔬菜，茄子、黄瓜、白菜等等。后来便在十三陵乡西山口村找了一片菜地，派了几名战士专门去种菜。那时候，到菜地种菜成了很多战士十分向往的工作，因为他们可以多领点细粮，还能多点肉，种了菜后他们还可以自己改善一下，而且离开连队单独在外边种菜，与当地老百姓的交往也多，到了年底，种菜战友立功受奖的机会也比我们多。当时到菜地种菜的有苏守端、冯国强、钟利军等战友。这个菜地为我们连队的伙食改善做出了很大贡献，丰收的蔬菜有时连队自己都吃不了。几年后，我们搬到了南口五分场附近的新营区后，这块菜地起初还在发挥着作用。菜地的蔬菜连队吃不了，就被推到附近辛店等村里去卖。记得有几次我跟几个老兵去卖菜，有1968入伍的老兵刘灵虎、1969年入伍的李庆祥、何洪胜等，他们都是志愿兵。那时候部队的服装官兵之分就是干部上衣多两个口袋，而志愿兵也跟干部的一样。因为他们年龄大、又跟干部穿得一样，他们几个就假扮领导。李庆祥、何洪胜是山东大汉，人高马大，他俩就让我故意在村里的大妈、大爷面前喊他俩一个是团长、一个是政委，刘灵虎个子稍矮，就被叫做参谋长，村里的大妈们围着他们，就奇怪地问：你们这么大干部还出来卖菜？他们就说我们的菜如何如何好，到村里卖菜，就是要让大爷、大妈们能吃到好菜。豆角长老了，有大妈就说，你们这豆角都老了，还说是好菜呢？他们就逗大妈：我们的菜就是专门为你们准备的，豆角老了，不好嚼，就为了让你们练牙齿的。大妈们都哈哈大笑起来，买了豆角也不走，就地在那儿一边择菜，一边听他们吆喝，与他们逗乐。

养猪也是改善伙食的重要方法，在连部的旁边有几个猪圈，连队就买来几头猪崽，逐渐养大了。其中有头母猪还怀了小猪崽，当时是冬天，为了能够让他顺利分娩，在猪圈里生了火给它取暖，并安排几名战士轮流照看。在它下了猪崽后的一天，轮到我去照看，躺在地上的老母猪翻身时压着了小猪，小猪一叫唤，母猪就突然站了起来，结果啼子伸进了火灰里，烫的它一声嚎叫,直接就蹿出了猪圈，那么高的围墙就跳过去了，吓得我赶紧叫其他战友过来帮忙，到山坡下找到了它，哄着它慢慢地回到了猪圈，继续去为它的孩子们喂奶。

养猪之外，副连长韩占明还搞来了许多兔子，由于与我一起入伍的乌鲁木齐铁路局的李聪林就成了养兔员。不过兔子这东西还真不好养，动不动就生病，而且传染很快，死亡率很高，所以养兔子的效果不佳。

还有就是通过为一些单位干活，挣一些伙食费。

我们曾经为地球物理研究所挖过探坑。所谓探坑就是在地面上按照一定的排列组合，挖出许多的坑来，然后放上炸药，安上传感仪器，并连接到记录仪上，炸药炸后，传感器会将地下的回波传送到记录仪上，然后进行地质等方面的分析。当时不知连里是怎么找到这个活儿了，反正那活儿真的是太难干了，那坑儿几乎是要直上直下地挖下去几米深，南口那些地表下，大多都是石砾，有时一镐下去砸在石头上，震得手掌生疼，虎口被震裂。而且由于洞口要求不能开得很大，几乎是直上直下，所以各种工具使用的空间就被限制住了，常常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一天也挖不了几个。具体每挖一个坑会给连队多少钱，我们当战士的也不太清楚，反正知道那是为了挣伙食费的，再苦再累也要完成。

再就是打猪草。就是在地里杂草茂盛的夏季，把适合动物食用的草割下来晒干，然后卖给北京动物园，以备动物们在冬季食用。炎热的夏天，我们钻进密不透风的庄稼地里，割草、捆草，再背回连队，晾晒在打麦场上。每一天我们都是一身汗一身土，比当地的农民都要辛苦。有一次我在玉米地里割完草，把草打好了捆，放在地里一块突出的石头上面，想借着它的高度顺势将草捆背起，结果由于地里太热透不过气、体力已不支，结果草没背起来，却被那捆草给捂在了地上，几乎被捂死。幸亏与我同在一块地里的战友胡永安见我半天没有动静，就跑过来一看，赶紧把我从庞大的草捆下把我拉了出来，这才算是躲过了不幸的事情发生。辛苦的汗水没有白流，在补充伙食费的同时，连里用卖猪草的钱买了一台十八寸的电视机，那可是我们连队的第一台电视机。这台电视机不仅丰富了连队的文化生活，也招得附近村民们常常来连队看电视。不过这里面还与村里的年青人们发生过几次不愉快的事儿，打过几次架。村里的年青人白天在连队前边的场地上叫板，可部队又不能真跟百姓打架，于是韩占明副连长就带着大家打军体拳，以此来威慑村里的年青人。

当时的司务员王改河是同我们一块入伍的，他与北太平庄村里的人较熟，村里有人在南口粮库工作，便给我们找了一个为粮库焊接储粮设备的活儿，这样我们连三排的战友们有了用武之地，他们板筋、气割、电焊等手艺都得到了发挥。老班长刘灵虎、周明德、夏存义等技术骨干活儿干得漂亮，受到了粮库同志们的好评，也为连队伙食改善发挥了作用。

后来他们又到卢沟桥附近的一个预制构件厂去干活，也是为了挣些伙食费。他们的技术同样受到了构件厂工人们的喜欢。1976年入伍的天津战友王树山，个儿高，人也长得精神，因此就有了妇女缘，厂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都喜欢跟他逗乐，因此他好吃好喝的东西没少得。我的同乡战友李刚、赵廷武、白生祥、祁成武、屈进军等就是在这些活动中，学到了许多技术，得到了提高。

我们苦没少吃，罪没少受，但大家都没有过怨气，连队士气旺盛。除了正常的作息、训练、政治学习外，连队还开展了文化实习活动，为此我还担任了连队小教员，给老兵们讲习语文、数学等文化课。连队文化生活也比较丰富，经常开展篮球、乒乓球等活动，班与班、排与排之间经常打比赛，连队教歌唱歌活动也很丰富，与我同年入伍的战友李聪林担任了教歌员，每周都要给大家教歌。有一次国防科委直属部队组织歌咏比赛，我们在副指导员徐金良的亲自指挥下，放声高歌，取得了直属部队第三名的好成绩。

在那样的年代，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我们生活愉快，苦中有乐，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