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总导演陈凯歌：长路当歌 少年凯旋

引言

八月份的前奏快要过去了，狮子座陈凯歌刚刚过了自己的67岁生日。

采访前一天，他的新电影刚刚杀青，凌晨才从外地回到北京，又马不停蹄接受了一天的采访拍摄，此刻他坐在我面前有些疲惫。陈凯歌坦言，电影杀青后的感觉不是如释重负的轻松，反而积压许久的疲劳感会在独自一人时统统涌上来。不过，只要一谈起电影，我们熟悉的那双深沉目光和嘴角微微扬起的笑容就会挤走疲惫，重新出现在陈凯歌的脸上。

10月1日，由陈凯歌担任总导演，黄建新担任总制片人，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领衔出品的国庆70周年献礼钜制《我和我的祖国》就将上映。总导演陈凯歌接受光华锐评独家专访，首度讲述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的创作理念和拍摄内幕，分享他关于国家、个人、历史、瞬间，以及土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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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作业

《我和我的祖国》是一部既在期待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电影。

作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电影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2008年到2018年的10年间，中国内地电影票房从43亿猛增到609亿，遍布城镇的60079块银幕在去年吸引了17.16亿人次的观众走进电影院，82部电影票房过亿，其中国产影片44部，超过半数。观众越来越习惯于在国产影片营造的文化语境中去寻找深层次的民族自豪和情感共鸣，近两年《战狼2》《红海行动》《流浪地球》《哪吒之魔童转世》等爆款影片的出现，可以看作是中国电影人与观众共同缔造的文化现象。

当国庆70周年临近，人们自然期待有一部能够代表中国电影顶级水准的作品，去带领观众集体抵达一次情感释放的顶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是一次“命题作业”，只不过“出题人”不是电影主管部门，而是翘首以待的全国观众。

接过这道题的是7位导演，陈凯歌、张一白、管虎、薛晓路、徐峥、宁浩和文牧野，再加上出任总制片人的黄建新，集合了从“五零后”到“八零后”中国三代电影导演的代表性人物，几乎每个人都拥有一流的行业地位、艺术水准和商业价值。我们可以简单算一笔账，8位导演的入行时间加起来超过174年，迄今为止执导过81部电影，票房累计150多亿，荣获过中外各大奖项百余次，包括一座金棕榈奖、一座金球奖、两座东京电影节奖、一座威尼斯电影节奖、七座金鸡奖和十二座华表奖。尽管陈凯歌认为国内有能力、有水平拍摄这部影片的导演还有很多，但这8个人的组合一经发布，还是被媒体迅速冠以“中国电影梦之队”的称号。

前所未有的期待直接变成清晰可见的压力。对于接拍这部电影，张一白说他“不轻松”，管虎说他“诚惶诚恐、战战兢兢”，文牧野则坦白自己坐在电影启动仪式的现场还一直“抖个不停”。但艺术创作需要这样的肾上腺素，把每一次的挑战内化成为一场与自己的较真、较劲乃至较量，这一次也不例外。导演们的创作初衷高度一致，他们要拍摄一部与传统观念上的献礼影片或主旋律影片不一样的电影。用陈凯歌的话说，《我和我的祖国》不是一部作业，而是一部作品，“它必须符合这个时代和市场的艺术创作规律，让市场能够接受，让观众觉得好看，又能够达到向国庆70周年献礼的意义。”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最终确定以7位导演每人执导一部独立故事的方式完成，每个故事不超过20分钟，以这种如同“七巧板”一般的电影创作方式完成对国家庆典的庄严献礼，这在中国电影史上尚属首次。大胆创新的背后是导演们为自己设置的一道更高的“障碍”——如此宏大的主题和历史，被限制在20分钟的时长里去讲述，他们究竟能拍什么？

迎头相撞

陈凯歌主动带记者“回到”了灵感萌芽的那一刻。

那是1964年10月16日的北京，12岁的陈凯歌走出西师一附小，他家离得不远，往北走一刻钟就到。但那个下午，突然间从四面八方涌出的狂欢人群让陈凯歌停下了回家的脚步，他顺着人群一路往南，拐上长安街，走向天安门。他记得很清楚，路上他突然流起鼻血，被迫仰着头，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踉踉跄跄，蓝天白云在眼前流过，然后就是漫天飞舞的《人民日报》号外，他接到一张，套红的大标题写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7岁的陈凯歌回忆起那个瞬间，想到了毛泽东的一句诗“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

那个流着鼻血的12岁的下午，成为陈凯歌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最深刻的记忆，也为他在50多年后执导《我和我的祖国》找到了令自己怦然心动的创作主题，他和他的合作者们总结为12个字——历史瞬间，全民记忆，迎头相撞。时间以不间断的行走成为历史，而我们却习惯以“瞬间”来记忆永恒，70年间，无数个体与历史瞬间的“迎头相撞”释放出巨大能量，改变了这些人的命运，而他们被改变的命运又进一步改变了这个国家的未来，这就是“历史瞬间”的意义，这就是“全民记忆”的形成，这就是“迎头相撞”的能量。陈凯歌说：“经历了这个瞬间，他们就是不同的人了。”

小学期间，陈凯歌有一个习惯，每年的9月30日放学后，他都会背着书包从学校走到天安门，只为提前感受国庆节的气氛，那是他最高兴的一天。“这件事对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有什么了不起呢？”他问，“它让你和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有了一种血肉相连的关系。”

《我和我的祖国》选定了7个历史瞬间，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84年8月8日中国女排奥运会夺冠首获世界大赛三连冠，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2008年8月8日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2015年9月3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以及2016年11月18日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这些历史瞬间就像一粒粒种子，在不知不觉间落进中国人的心田，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就会生根发芽”，陈凯歌说“我们希望能够拍出这样的故事，展现当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时候，对这些人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和我的祖国》截取这7个瞬间，像是被放置在显微镜下观察的7个历史切片，上面记录着共和国70年的成长足迹，记录着14亿中国人魂牵梦绕的民族情结。如果你轻轻转动显微镜的焦距，在大历史的切片上，一张张陌生而熟悉的面孔就会慢慢浮现出来，他们是历史的主宰者，是如你我一样的普通人，他们就是这部影片的主人公。

吾土吾民

在《我和我的祖国》片方发布的海报和宣传片上，我们看到了黄渤、张译、刘涛、杜江、葛优、宋佳、刘昊然、陈飞宇等演员的身影，但无一例外，他们只有面孔，没有名字。总导演陈凯歌这样定义这些人：“他们是普通的中国人，是全力以赴地为改变这个国家命运和现状做出最大贡献的人，我们的着眼点，我们的兴趣点，是在这些人身上。”

陈凯歌透露，影片在筹备之初有想过叫《我的祖国》，但最后还是毫不犹豫选择了《我和我的祖国》。选择这个题目，电影讲述的主体就不再是个人，也不是国家，而是个人与国家紧密相连、相互依存的关系。陈凯歌用了一个词——吾土吾民，这是林语堂的一本书名（又名《中国人》），描绘了中国人的群像，陈凯歌借这个词来说明国家、土地和人民三者之间的关系，有国家才有国土，有国土才有人民。作为大河孕育出的农业文明古国，陈凯歌觉得中国人与土地之间的感情格外深厚，土地对中国人也格外温情。理解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内涵，才能够理解五千年中华文明和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是怎样形成的。“这个片名中只有一个‘我’字，所有中国人都是这个‘我’”，陈凯歌解释说，“我希望观众会觉得自己就是这个故事中的一个人，这是我最想要的结果。”

在陈凯歌35年的导演生涯中，“人与土地”是他永远的创作主题。或许是北京四合院里长大的经历，又或许是七年云南插队的农垦生活，让他与土地产生了挥之不去的眷恋。这种眷恋出现在他的文字中，他写小时候的北京，“那时北京，仿佛护城河里故宫角楼的倒影，梦一样安详着，小风吹过，晃动了，却不破碎。它的古松和早梅，庭院和街道，都显出古老和平，而且骄傲。”他写插队时候的云南，“站在高处一望，树都绿着，绿得各自不同，隆隆的残雷声中，天地间到处都是水珠滚落时的闪闪反射。”

这种眷恋也出现在他的电影中，从最早的一部《黄土地》到最新的一部《妖猫传》，他因为喜欢土地的广袤壮阔，进而喜欢盛唐的开放包容。这次拍摄《我和我的祖国》，他把外景地选在了敦煌，他说“那里的广袤土地、戈壁滩，再加上雅丹地貌，给你一种特别温情的感觉。”言谈话语中，你能感觉出土地在陈凯歌的心中有如母爱一般的存在。他被一些网友叫做“建城狂魔”，调侃他拍电影总是要耗费巨大精力搭建实景，甚至不惜还原一座城市，而事实上，搭建城市正是他尝试与土地建立关系的过程，有城就有国，有国就有人，有人也就有了故事，脚踏实地是让陈凯歌可以在创作上天马行空的力量源泉。

这一次，在《我和我的祖国》的拍摄中，他进一步将“人与土地”的关系延展出“天空”的维度，在这部田壮壮、江珊参演的名为《白昼流星》的短片中，他要讲述宇航员和地球的故事。

回乡的人

在已经发布的预告片中，刘昊然和陈飞宇饰演一对外出返乡的少年兄弟。少年在旁白中说：“李叔对我们说，天亮的时候会来几个尊贵的客人。是什么客人？”镜头随即推向田壮壮饰演的“李叔”，老人用饱含温情的语调道出了《白昼流星》的故事核心——“回乡的人”。

“对于宇航员来说，他们也是回乡人，从外太空回到自己的国土，这本来就有一种回家的意味”。陈凯歌透露，在敦煌的拍摄现场，当看到数十辆飘扬着五星红旗的军车驰骋在戈壁滩上，数百名身穿军装的群众演员面对徐徐打开的返回舱，喊出“欢迎回家”的口号时，摄制组的很多工作人员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回乡”的含义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之所以拍摄这个主题，陈凯歌说：“因为中国人是最恋家的，中国人是要回家的！”所以，出人意料的，在这部以载人航天为背景的短片中，陈凯歌没有把镜头对准天空，而是对准土地，他想讲述的不是出征，而是归来。

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历史瞬间的真实感受，陈凯歌按照1:1的比例还原了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并请来了当年执行任务的两位宇航员景海鹏和陈冬，原样复现出舱的瞬间，甚至连影片中第一个打开舱门的人都是当年的那个工作人员。陈凯歌不是在还原历史，也不是在还原故事，他其实是在还原一种触感，一种“回乡人”的双脚踩在故乡土地上的触感，一种“家乡人”为久别归来的孩子打开家门的触感，他希望借助航天工作者的亲身参演，打破影像与现实之间的墙，让每个观看电影的“我”都成为其中的一个人，让回乡之情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后期阶段，陈凯歌反复叮嘱作曲，要特别注意影片中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宇航员出舱之后双脚触碰到土地的瞬间，他抬起手做出镜头的示意，“从返回舱出来的时候，我们是从他们的脚开始拍起的，这就是回家的意味。”

关于这个故事更多的内容，陈凯歌以一种狡黠却可爱的微笑拒绝剧透，但他还是说出了这部短片另外一个潜藏的主题，“我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关脱贫的”。在《白昼流星》预告片的开始，少年说出了一段带有寓言色彩的话：“要是有一天，人们能在白昼里看见夜晚的流星，这片穷土才会被改变。”影片中，刘昊然和陈飞宇饰演的兄弟因为家乡的“穷土”而逃离，他们就是田壮壮口中另外一对等待“回乡的人”。《白昼流星》意图打破少年心中不切实际的那个寓言，脱贫不在天意，而在人为，“穷土”只会随着人们的离开而愈发贫穷，只有依靠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回到故土、改造家乡，才能摆脱贫穷的命运。

神舟飞船的返回让流浪少年亲眼目睹了”白昼流星“的出现，也许宇航员的归来会点燃他们心中对家乡的思念，推动他们走上回家的路。少年的内心世界和那片“穷土”的命运会如何发展，我们只有等到10月1日《我和我的祖国》上映以后才能知晓，但陈凯歌又一次让我们看到了他将宏大主题与个人命运交织叙事的能力，一个精神世界中同时存在国与家、诗性与野性、反思与希望的导演，带来他对“人与土地”这个主题更深沉的解读。

少年初心

从1984年执导第一部电影《黄土地》起，在35年的导演生涯中，陈凯歌总共执导了17部影片，《我和我的祖国》是第18部，这个成绩放在“第五代导演”中，甚至是所有导演群体里，都是勤勉而高产的，他始终饱有旺盛的创作欲望。

采访中，我问他是否担心《我和我的祖国》无法实现7个1相加大于7的结果，言外之意，这部万众瞩目的献礼巨制如果观众不接受怎么办？陈凯歌的回答诚实而简单：“我不知道”，他想了想说：“我觉得是不是大于7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事是，我们花了很大的精力、很长的时间，去为国庆70周年做了这样一件事，我觉得这对我们个人来说，对这部电影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所有人都在等他表决心，而他表达的却是初心。以一名电影导演的身份去记录和致敬国庆70周年，这是《我和我的祖国》对他最大的意义。35年前，当时即将开拍自己第二部电影《大阅兵》的青年导演陈凯歌，带领一支小型摄制组，在金水桥边记录了国庆35周年的阅兵式，当邓小平站在检阅车上驶过金水桥的那一刻，摄影机后的陈凯歌瞬间泪奔，那次与历史的“迎头相撞”也为他找到了某种创作的初心。“人与土地“的主题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他对“我和我的祖国”这一关系的表达，此后的35年里，他始终在做的不过就是用影像去捕捉这个初心，用作品去诠释这个初心。

陈凯歌想做这样的少年，也喜欢拍摄这样的少年。在他过往的作品中，充满了这样勇敢天真、不合时宜的少年形象，《黄土地》里的翠巧、《孩子王》里的王福、《霸王别姬》里的程蝶衣、《无极》中的昆仑、《道士下山》里的何安下、《妖猫传》里的白龙……“少年”在陈凯歌心中不是年龄的划分，而是心性的定义。在短片《白昼流星》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刘昊然、陈飞宇饰演的少年形象，拍摄这部短片时，刘昊然22岁，陈飞宇19岁，恰是少年时，面对这部影片宏大的历史背景和主题，陈凯歌没有给他们过多的解释和指导，只是捕捉他们在历史瞬间的真实反应，究其原因，所有人都可以成为少年，却没有人能够扮演少年。

曾经有人问陈凯歌喜欢自己的哪部作品，他的回答是：“我的电影全挺好的，我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就代表了我是谁。”于是，我追问他，如今拍摄《我和我的祖国》的陈凯歌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对于艺术与人生，对于人与土地的思考有了什么新的理解或不解？

陈凯歌说，他感受到了时代的巨大变化，中国正在开启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而国际形势的错综复杂让这个时代充满困难和挑战，他参与这部影片是想给出这样的回答，“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观点，都不能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已经发生了的事实，那就是中国遭受欺辱的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陈凯歌说，“这个东西好像比什么都大，就是那么多的磨难，仍然不能改变你对这个国家的情感。”

10月1日，当你走进电影院观看这部《我和我的祖国》时，希望你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未来的路注定漫长，但70年的新中国正当少年，只要不停下脚步，只要不忘记初心，把长路当歌，少年终将凯旋。

特别鸣谢：华夏电影对此次专访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