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档案对话刘家琨丨在现实中成长 同时也在虚构现实

以文字纪实，以对话启发。

这里是《建筑档案》对话现场！

家琨建筑设计事务所

主持建筑师

刘家琨

“我没有写诗，而是选择了写小说这种表达方式，这也许跟做建筑也有内在的相似性，它们都要虚构一个现实，构造一个比较完整的世界。”

人在设计院上班，但也写作，十年以后

才真正觉得可以把建筑作为事业

在大学之前我并不了解建筑，也是听说能继续画画才学的建筑，后来发现建筑学的画画和自己以前学画画不是一回事，所以有点失望。那个时候读大学不容易，不可能再有其他的选择，就把它当成一种工作，接着学下去了，对建筑并没有产生真正的兴趣。

青年时代 刘家琨和朋友们

杨鹰约汤桦、刘家琨骑车行程四十余公里，去尚未开发的成都黄龙溪调研 - 图：杨鹰

毕业以后，分配到了成都建筑设计院，还去西藏干过一段时间，但关于建筑的工作也没好好干，也觉得不是自己想干的事情，就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了写作上面。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慢慢从建筑这份职业脱离开了，后来也写了一些东西，又调到了文学院，距离建筑就越来越远了。

刘家琨在设计院时期（1987年）—摄影 肖全

1993年，也就是毕业10年以后，看了我的大学同学汤桦的个展，突然发现做建筑还是有些意思的，毕竟毕业10年都在设计院里，觉得建筑学好像也不过如此，建筑师就是一个生产线上的工程师，而不是“作为一个文艺青年想创作”的那种状态，看到汤桦的个展，发现：原来建筑师还是可以有很强的个体性，还是可以成为一个创作的状态。

汤桦个展现场合影

80年代末以后，我觉得文字越来越苍白，对写作这条路是不是要走下去，本就有些纠结，那个展览像是一下子唤醒了我，因为毕竟学过建筑，还是比较容易被唤醒。可以说是从93年开始，自己才真正觉得建筑是可以作为一份事业来做。

之前10年左右的荒废

要在这几年里恶补回来

这算是我建筑事业的的正式开始，内心也觉得这事是可以认真对待，而不完全是上班、挣工资的状态。93年到96年，主要在做一些艺术家工作室的设计。虽然当时还在设计院，但主要的精力是做“私活”，在做罗中立、何多苓这些画家朋友委托给我的一些项目，但这些项目也不能纳入设计院的生产体系的。

刘家琨（右一）与何多苓（左一）翟永明（中间）

当时设计院的那些前辈也都知道，我本来就是处于“一个心猿意马的状态”，对我也比较宽容。当然，在做这几个艺术家工作室的同时，也给设计院中了两个挺大的标，对设计院来说也算是有功劳的，所以他们就更加宽容地对待我，能让我有精力投入在私活的设计中去，这也是我比较偏爱的。

那几年自己也在探讨“要不要成立工作室”这个事情，同时要完成设计院所需的任务，还要恶补自己之前在技术方面的薄弱。建筑这个事，还是有技术门槛的，你要真想干，你还得自己真正经历并翻过一些坎。一方面在建筑的技术上要做所有的准备，另外一方面也越来越看见设计院设计生产方式和自己想要把建筑当成艺术创作来做，这两件事之间是有一道鸿沟的。

何多苓工作室

截止96年，也觉得好像补得差不多，设计院的工作模式也不太适合我，最终还是想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干，也就提出了辞职。当时设计院领导也有点意外，但是也在意料之中，本来说浪子回头了，结果又想出去自己干，变个花样，也还在做建筑。他们一开始以为：我是否是想担任什么职务，试探了我以后，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就说让我自己出去碰两年壁，以后懂事了或许还会回来的，所以，就把我放走了。也是基于先前帮设计院中了两个比较大的标，当时，也还在负责那两个项目，就跟设计院签了一个合同，把这两件事做完了以后才给我签字，同意我走，他们也有另外一个考虑，没给签字先拖着，也许，碰两年也就回来了。

一旦开始了

事情就会都落到你头上

96年以后自己出来做，一边还照顾着设计院的事情，一边先挂靠着汤桦给我介绍的民营设计院，这么一运作，就越来越觉得：这才是我真正想做的。但是面对的事情一下子复杂了，不光要做设计，还要运作一个团队，还要面对甲方和处理工商税务，这个慢慢独立的过程，也是很艰难的。

家琨建筑办公室

所以，那几年主要就是学习经营公司。记得特别有趣的是，当时看了一本关于中小企业怎么经营的书，其中有好些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是：你是不是一边在干这个公司，一边暗暗的心里边希望着它垮掉？我就觉得说到我心里了，干过的才知道，如果有一个不可抗力让它垮掉，自己不就一身轻松了？但如果没有不可抗力，慢慢也就走过来了。

一旦开始了，事情就会都落到你头上。从完全不懂公司的基本运作，到一件一件慢慢解决，熟悉下来，这些过程都是一言难尽的，当年估计没有人相信，像我这样一个人可以把公司做下来，包括支持我的人也没信心。突然一回首，20多年就过来了。

要想按自己的想法做建筑

只能再往前走一步

从96年到00年之间，我一直是挂靠在别人公司，经过之前几年的尝试和积累，差不多熟悉了一个公司应该有的所有事情。要想按自己的想法做建筑，只能再往前走一步：90年代后期，当时社会环境比较宽松，做一个自己的事务所是可能的，我有了条件基础，就注册了自己的事务所。

给事务所取名字也是个大事，好多人来帮我取，我自己觉得太夸张没意思。考虑到自己主要做这个事，就是要真正负责，就想起个朴素的名字，最后用了自己的名字，这也许是最没想法的名字，但是又最明确的。把这个名字报上去以后，建委管理系统的有些人就嘲笑说：什么人还能拿自己名字做公司，他们觉得这事没那么靠谱，但是又同意你这么干，因为正好在大环境的一个转型期。

在这之前到底做文学还是做建筑？其实有很多反复纠结的。2000年之后，就开始完全自己干，基本上就这么干下来了。

刚开始工作室成立的时候，最主要的问题是活着。有活就干活，抓住一个活投入度也比较高，这种“我来决定要怎么干，一切我承担”的工作状态，已经是我追求了好些年才得到的。虽然比想象的困难多了，也没有后悔，自己心里很明确：这就是自己要的状态。

好奇心算是我的一个支撑，不是什么成功学之类的：就是想这么干，能不能干好，能干得怎么样，没有过多去考虑，也挺顽固地往前走。很多人也来劝过我，说你别这样了，干脆我们跟你合作，我们一块办一个大的设计院，也有人让我干脆去他们的大公司去负责设计，真的来动员过我。那些大公司老板觉得我所追求的那些东西，无非也就是那些，也曾允诺：他们开什么车，我开什么车，他们住什么房子，我也住什么房子。

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摄影 家琨建筑

我当时给出的反馈是：你们跟我接触，看得上我，是因为我是一个独立的设计师，等真正成了你们大公司的员工，你们可能就听不见我的这些意见了。他们觉得也有道理，说完那番话以后，他们还跟我有合作，但也不会再劝我回去了。

要干什么，我未必那么明确，但不干什么特别明确，因为不干什么，马上可以判定。你要干什么，可能那个事并没有在你面前，所以那个判断不是那么坚决，直觉也无法发挥作用。

好多年这么走下来

也是在缝隙中找活干

从2000年开始以后，每件事我都是尽可能地认真地去做，有很多机会可以做大，但是我们没有做大，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是这样的，开始几个人，后来十来个人，到现在一般是三十个人，一直没有突破建筑圈所谓的：能够保持一个好状态的人数底线。

办公室日常

我不想从设计院出来，又去做一个设计院，只是想做好的作品。有很好的朋友来找我们一块做，希望把它做得很大，但是我拒绝了。我也觉得他们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他们以为公司越做越大越好，但做大了以后会变成另外一种状态，这不是我的想法。

刚干公司的时候没得挑选，只要是有个活来找你，已经是天大的信任了。有一些艺术家的朋友，他们跟设计院的话语体系不一样，就是有点聊不到一块，而跟我交流没有什么问题。所以那几年，他们说我胆大，可能是因为：跟设计院的那些人比起来，我更带有创作性，特别是一个从文艺走过来的人，总是更讲究艺术方面的创作力。

金华建筑艺术公园5号茶室—摄影 存在建筑

其实，做公司头几年也什么都做，早年也有朋友找我做住宅小区，自己也挺感兴趣的。但是市场很聪明，它会判断合不合适，当时住宅小区不需要有什么特别的设计，只要地段好，然后效率快一点。如果是这样，不如找设计院更合适，他们更快，人更多，我也很能理解。

而另外一些大的设计院有点不屑、有点难啃的事情，也许对我来说正合适。比如一些很小的，有各种不同追求的，挺难的一些东西，对设计院、生产线来说都不好安排。好多年这么走下来，就是在这种缝隙中找活。因为设计院有的是活，房地产开发大的楼盘，当然设计院人多，做得又快又熟练。

水井街酒坊遗址博物馆—摄影 存在建筑

另外一些又费劲：大部分业主自己的目标不清楚，需要大家坐在一起探讨，还带有“一些文化方面的追求”的那些事情。这么小的活，设计院一般很少接，给到我们这种几个人的小事务所，我们自己又兴致勃勃地全身心投入，也没有什么设计院的那些负担，做得倒也挺来劲的。

慢慢地多做几个这样的东西以后，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类型的项目来找你。所以别人说我挑，好像更多指向公共文化方面的东西，但我其实没得挑，只有这种类型的活会来找我，这也肯定是我的兴趣。当然，我不是排斥其他的，因为其他的也不会找我，排斥的机会都没有。

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学楼—摄影 毕克俭

建筑师就是如此，除了自我认同，还有市场的认同，这些内力和外力，一起塑造了你的职业路线。

《明月构想》是一个关于乌托邦的命题

建设一座新城是它的原故事

《明月构想》这本小说，是我在96年完成的。当时我想从设计院出来，好好干建筑了，觉得把心里的一件事完成了以后，才能比较干净利索地来做建筑，所以在百忙之中先把这部小说完成了。

《明月构想》写的就是一个关于乌托邦的命题，它基于两个构思。一个是建筑学本身就带有一个乌托邦性质，包括柯布西耶的光明城市，就有一种对乌托邦的构想，只不过是用设计工具在进行一场类似社会改革。

另外我是那个年代生的人，自己也经历过文革和改革开放，对乌托邦、红色革命这些事情当然也了解。还有这么多年也看过很多乌托邦的小说，比如前苏联文学，从马雅科夫斯基到后一代的好多作家其实都在探讨社会革命。

建设一个新城，是这部小说的原故事。但是小说需要很多细节，只有写自己最熟悉的那一部分，才能把它写得有血有肉。所以我只是把建筑作为它的原故事，而不是一个关于建筑的解说。它的核心其实是关于革命，是关于乌托邦和日常。

因为写小说还是要抓住自己的特质，要是明摆着有建筑这么一个特别具有社会综合性的知识，不用其实蛮可惜的。我也写过更纯粹的跟建筑没什么关系的小说，但是在写带有社会学内容的小说时，建筑学肯定是一个合适的原故事和外壳。

所以社会主义革命是这部小说的大背景，我们也经历过那个生长在红旗下的时代，乌托邦实际上造成了很多灾难，但是它也一直是人类精神一个重要的部分。所以我在想乌托邦这种指引性的东西，它是革命到或变革要到达的一个方向，会产生很多冲突，注定要经历流血牺牲的一个过程，以小说的形式可能会更好地诠释这种题材。

《明月构想》节选

2018年在柏林做展览的时候，有一个奥地利的导演，看了《明月构想》，又在展览看到了西村大院，他就觉得很有意思，建筑和小说里面都有一个社会结构，他来找我想导一个戏剧。虽然这些导演也不懂建筑，但是他能看见这些更基础更本质的东西，他感兴趣的是建筑和小说里面都有某种社会结构，也想玩这个。像西村大院，可以说它是乌托邦，也可以说是反乌托邦的。《明月构想》这部小说也一样，虽然有一个强烈的乌托邦意向，但最后他的失败实际上也是反乌托邦的。

其实是这么一个混杂的背景，我不太同意用小说去解说建筑，因为小说是独立的艺术，小说有小说的标准，建筑有建筑的标准，当然我可以借用这两方面的，这也是我的小说比起其他小说来的一个独有的条件。所以，《明月构想》是在这么一个状态下产生的。

虚构现实，是小说和建筑的内在相似性

也是我对这两件事同时感兴趣的原因

一个人对一件事情感兴趣，是很多复杂原因的。我喜欢文学，也读诗歌和散文，身边很多诗人朋友。但我没有写诗，而是选择了写小说这种表达方式，这也许跟做建筑也有内在的相似性，它们都要虚构一个现实，构造一个比较完整的世界。

小说有时候提供一个场景或阶段，读者自己会有一个取舍，这就让更多人的参与进去，可以重新建构这个故事。小说和建筑一样，一旦完成了，其实还是处于一个初始的状态，还有很多可能性仍然在发生，它可能会激活另外一些事情的发生。

所以，可能是“虚构现实”这个出发点，使我对小说感兴趣，同时，也使我对建筑感兴趣，这也算是两者的一个结合点吧。

《明月构想》节选

小说和建筑，都是苦活。

很多文学大师白天有其他工作，然后再利用空余时间创作。诗歌的状态可能有点不一样，一篇诗歌产出的时间比较短，虽然也需要你沉浸在那个状态中，但还是可以抽离出来去干别的事。

但是小说和建筑都要花一段很长的时间，完全投入进去。我虽然也有再写小说的愿望，但是没有足够的精力。因为写小说，至少需要与外界隔绝半年，回到自我私密的状态才能写。要是一边干建筑这种需要和很多人接触的综合性工作，就没有足够的时间酝酿，没有一个自我的氛围让故事生长。

人在选择事情上一定是有侧重的，虽然，有时是不自觉的侧重。至今我还在做建筑，证明不管是建筑建设还是在虚构现实，归根结底建筑设计还是我的专业，又经过这么多年，对建筑行业前沿信息的了解，应该比小说是要更领先一些。而小说这么多年没有投入，再下手去写的话，可能还是多年前的模式。

《明月构想》节选

但是稍微放假时间长一点，那个感觉想写的感觉又会涌现，但是，它没有长到可以让你这真正开始，放假已经结束了。所以，没有再写小说不是愿望问题，而是精力问题，写小说是一个职业性的工作，是很费体力的，跟长跑一样，要是体力不够也是跑不下来的。

我有的作家朋友就说：“你干建筑多一个少一个也无所谓，来写小说吧。”

也有的说：“干脆等他把建筑做透了再来写，也许也一样还可以写”。

本文图片由家琨建筑事务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