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西游记》中的唐僧“正名” 他才是真正的主角！
《西游记》的主要情节是去西天取经，而取经的主体是唐僧，不是一只通灵猿猴。众所周知，有史以来，人只闻有唐僧取经，未尝闻有孙猴取经。纵观从宋到明数百年间问世的“西游”作品，“唐僧取经”永远是其无可替代的母题，孙悟空和猪八戒、沙和尚一样，都是作为唐僧的补充被逐渐添加上去的，他们只有本领和作用的差别，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他们身为徒儿，终是唐僧手下的一兵一卒。没有孙悟空，仍是帅旗不倒，尚能成“西游”故事；倘或缺唐僧，则如釜底抽薪，根本无以言“西游”了。作为“西游”故事集大成的吴承恩《西游记》也不例外，真正的、惟一的具有本体意义的形象应该是唐僧。这既符合唐僧取经的历史真实感，也符合《西游记》的艺术真实性。作品怎么会如此贬低唐僧，把他写成这样愚昧无能呢？一个如此无能的领神（师父）怎么可以统率大家去完成“取经”这件艰巨、伟大而神圣的任务呢？
原来，这只是唐僧形象的表面。既然西天取经是作品的基本情节，那么对取经的态度如何，无疑是衡量、品评人物的重要尺度。在这一点上，无可疑问，唐僧比其他任何人更自觉、更强烈、更富有使命感。如果我们撩开那一层迂腐愚庸的外表，那么不难洞察其坚毅聪慧的内秀：他为求取三藏真经，教化东土人民，遭九九八十一难不改初衷，义无反顾，苦度十四寒暑，历尽艰辛，显示出一种虽九死而不悔、勇往直前的牺牲精神，极富崇高感。这才是唐僧性格的主流，也是唐僧人格精神的基本价值体现。
唐僧的这种独特的精神力量，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性的崇高。那就是为了实现理想，知难而进，虽经九死而不悔。历史上的唐玄奘就已有了充分的体现，西行路上他曾遭重重阻碍，除了恶劣的自然条件，还有许多人为的阻挡。在凉州（今甘肃武威），唐都督李大亮逼他返回长安，他没有屈服；过玉门，唐戍兵放冷箭以阻其过关，他不畏惧；到高昌（今新疆吐鲁番）高昌王文泰又百般劝阻，他没动摇。《西游记》把这种社会性的崇高，通过艺术方法而形象化了，其崇高的形态和力量都有了极大的凸现和升华。
在作品中，唐僧之坚定、刚毅的秉性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早在躁动的母腹中，他就接受了生死磨难的洗礼。据作品介绍，唐僧之父陈光蕊奉旨携妻赴任，至洪江渡口遭歹人抢劫，其母为保腹中胎儿而苟且偷生，他出生后幸为金山寺法明长老所救并哺养成人。这种苦难身世的象征意义是十分明显的。唐僧伴随苦难降生，他能生存下来并成为一代高僧本身就意味着对劫难的战胜。父母遭劫时，歹人刘洪见其母“面如满月，眼似秋波，樱桃小口，绿柳蛮腰，真个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便不忍下手，致使唐僧得以顺利出世。唐僧出生之日，刘洪便要淹杀，其母急中生智曰：“今日天色已晚，容待明日抛去江中。”适逢刘洪忙于公务，无暇顾及，又使小生灵留得一命。最后，其母将其“安在板上，用带缚住，血书系在胸前，推放江中，听其所之”，结果竟奇迹般地为金山寺长老所救。甫出娘胎，唐僧即已九死一生，这实际上已铸就了唐僧坚毅刚强的性格特征，也为其日后取经饱经生死考验的命运奠定了一个逻辑上的起点。
因此，唐僧实在并非是一位贪生怕死、懦弱可欺的人，甚至也不失为一位血性男儿。有例为证：作品第九回叙述唐僧在说经中难倒众人，一个蛮不讲理的酒肉和尚恼羞成怒，竟骂唐僧为“不知姓名、父母的畜生”，唐僧遭此辱侮，其心大恸：“岂有为人在世而无父母者乎？”遂追本溯源，终使其父母沉冤得雪，真相大白，从而构成了作品大快人心的一幕。士可杀不可辱，且以菲薄之力而扫弥天之仇，其志气之刚毅，恐世间真男儿也不过如此了。诚然，在取经途中，唐僧的这种闪光的血性不再显示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已经脱胎换骨，而是因为他遇到的对手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而是一群以吃人为生的妖魔。置身于一个神鬼人混合的世界，人最美好却最软弱，因此唐僧表现为迂腐、懦弱无能也就顺理成章了。
难能可贵的是，唐僧并非不知取经之艰辛，他虽怀大慈大悲、普度众生之心，但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怎忍得长途跋涉、餐雨宿露之苦？又怎敌得妖魔的肆虐？当他接受这一使命时，长安城里舆论哗然，有的说水远山高难渡，有的说毒魔恶怪难降，他的徒弟提醒说：“西天路远，又多虎豹妖魔，只有去无回，性命难保！”惟有唐僧镇定自若，成竹在胸，他说：“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毅然向唐王表示：“如不到西天，不得真经，即死也不敢回国，永堕沉沦地狱。”显示了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牺牲精神，一个崇高伟岸的高僧形象呼之欲出。
查阅整部作品，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不畏生死、勇往直前的牺牲精神和崇高感只能是属于唐僧的。孙悟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比唐僧胜过百倍，然而在崇高的精神品格上，行者辈是万难相及的。取经路上，荜路蓝缕，八戒最难耐寂寞和清苦，时时嚷嚷散伙，要回高老庄做女婿。行者也曾三度打道回府，一个筋斗翻回花果山做他的美猴王；虽然是为唐僧紧箍咒所逼，但这种“迫害”与唐僧所经种种生死劫难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了。看来唐僧表面是贪生怕死，常常泪流满面，跪膝求饶，其实他早已“定性存神”，将生命置之度外，不过是为了取经大业而委曲求全，与妖魔虚与委蛇罢了。取经路上，共历九九八十一难，且难难有生命之危，然而唐僧却从来没有真正屈服过，终于以自己的坚定、刚毅实现了他离开长安、踏上取经征途时的誓言。
顺着这条线索去看，唐僧其实也并非一无所能，《西游记》第四十六回叙唐僧师徒一行过车迟国，与三大妖魔斗法时，孙行者知难而退，唐僧亲自出马，与虎力大仙大斗坐禅之法。妖魔化臭虫搔扰唐僧，他竟“不疼不痒，端坐上面”，纹风不动，直到取胜。孙行者自叹勿如：“若是踢天弄井，搅海翻江，诸般巧事，我都干得。但若坐禅，我就输了。”作者不无赞叹地说，唐僧在生死关头也能坐两三个年头，如此不过小试锋芒。足见唐僧禅心坚定，修行高妙，非行者辈所能比肩。
与此相关的是，唐僧之禅心坚定、意志坚毅还表现在能拒绝种种色欲和物质享乐的诱惑。东土与西天，有十万八千里之遥，所过异国别地可谓多矣。据查作品可知，唐僧取经历时十四寒暑，从大唐至西天共经十三个国家。可唐僧从不为其锦绣河山和荣华富贵、高官厚禄所动。如二三回叙观音菩萨邀文殊、普贤和梨山老母化成美女设庄留宿唐僧师徒，以试其禅心。八戒色性未泯，禁不住“眼不转睛，淫心紊乱”，唐僧则视财、色为粪土，毫不动心。菩萨见其禅心坚定，足当取经大任，才满意而去。唐僧念念不忘取回真经，以报答唐王、教化人民的宗旨，时时以此鞭策自己，诚可谓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高僧风范。
这样，当我们了解了唐僧取经的历史原型，《西游记》作者的创作意图，特别是唐僧性格的内在精神——一种深层次意义上的崇高和牺牲精神之后，我们还会轻视唐僧，还敢厌恶唐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