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以上 理性未满？——哲学家关于人的「认知情绪论」
一个凉风微微的早晨，你煮了一锅粥，摊了煎饼，加热了牛奶作为早餐。正准备喊家人起床的你忽然嗅到一股陌生的香水味，来自丈夫的西装外套。你知道丈夫出于工作需要，经常会跟女性客户见面。你从没有怀疑过他的忠诚，也没发觉他最近有任何异常的举动。可是，你的心就是静不下来，你焦躁不安，愈叫自己不要想，丈夫外遇的画面在脑中却益发清晰。
人的情绪就是这样被人自己无法通过理智来抑制。如果说人类的哲学史是一本关于理性的辉煌传记，那么，只要我们细心阅读，便会发现字里行间隐藏着另一个事实︰一部理性与情绪的千年抗争与探索史。柏拉图在《斐德罗篇》将人的灵魂比喻为一辆双头马车，由代表理性的车夫控制代表非理性的两匹马，其中较顽劣的那匹马是欲望，另一匹马是激情，虽较听话，但仍需时刻受着理性的监督。
17世纪的哲学家笛卡儿认为情绪是由非理性的动物精气 (animal spirit) 所推动与维系。而另一位哲学家休谟则更为悲观，他说「理性是，而且应当是激情的奴隶；除了为激情服务之外，它无法担当任何其它工作。」长久以来，「情绪即非理性 (non-rational) 及反理性 (irrational) 」被视为理所当然，直至20世纪情绪哲学的代表人物，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哲学教授罗伯特·C·所罗门 (Robert C. Solomon) 的出现，这观点才受到质疑。
情绪与判断的关系
从斯多葛学派中汲取养分，所罗门提出了「情绪即判断」的主张，认为人的情绪深刻、复杂、多变，不可能只是一股盲目和非理性的力量。情绪必然包含对自我幸福与世界的关系的价值判断，是一种精巧的理性能力的表现。例如，我们对上司感到不满，其本质不在于我们观其决策时是否心跳加速、血压上升、心绪烦乱，而在于我们是否判断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这种愤怒包含了我们对于环境的理想状态、以及自身幸福与单位的关系的理解，断非简单的身体反应或主观感受所能承载。同样道理，虽然大象在目睹同伴离世时会哭泣，但它的悲伤不能与人类那种「十年生死两茫茫」的哀思相提并论，因为后者包含了对爱、家庭、死亡及生命意义的深邃体会。哲学家将这理论称为认知情绪论 (cognitive theory of emotion) 。
所罗门的理论受到来自认知科学与神经科学的挑战。到底情绪是否必须包含如所罗门提出的高阶判断，这显然不是单纯的哲学问题。心理学家罗拔·札琼克 (Robert B. Zajonc) 透过重复曝光效应 (mere exposure effect) 的实验，证明人对愈熟悉的事物会产生愈正面的情绪，而参与者不必意识到该事物重复出现，因此亦不必对之作出任何判断。神经学家 Joseph LeDoux 则发现，当他将负责处理语言、记忆、与高等逻辑思维的新皮质与感觉皮质从老鼠的脑袋中移除后，牠们面对危险时依然会作出恐惧的反应。LeDoux 将经由皮质层引发的情绪机制称为高径 (high road) ，绕过皮质层直接由丘脑引发的称为低径 (low road)，高低径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由此可见，情绪的出现不一定涉及对对象的判断。
人类情绪的演化
认知情绪论者承认，或许对蛇的恐惧不一定涉及如「它是一条毒性猛烈的响尾蛇」的复杂判断，但如果连像「危险！」这样的简单判断都没有，那么，与恐惧相连的种种身体反应就变得不可理解。为什么看见蛇我们会想逃之大吉，而看见爱人则想投怀送抱？为什么我们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会想报复，而做错了事会想补救？这些行为倾向显然是针对我们面对的特定问题给出的答案，因此，我们不可能对问题毫无认知。
从演化心理学的角度看，情绪中的判断不必在我们的脑袋中有意识地进行，它们是在漫长的演化中，由天择写进我们的基因，无意识地在我们的身体运作，所罗门称之为「身体判断」 (body judgment) 。情绪就像是一套自动运作的程序，因应不同的演化难题提供独特的解决方案。当输入项为「危险」时，「恐惧」这 APPS 就会输出「逃走」。当输入项为「损失」时，「悲伤」这 APPS 就会输出「哭泣」，当输入项为「不洁」时，「恶心」这 APPS 就会输出「呕吐」。就这一层面而言，情绪的理性不是指我们当下思辨能力的运用，而是指潜藏其中的生物演化的万年智慧。
然则，正是由于情绪的智慧历史悠久，所以有过时的风险。首先，它不一定符合当今社会的需要。原始人类生活条件苛刻，营养不良的风险驱使人体演化出一种奖励机制︰每当吃到高糖分、高脂肪及高蛋白质的食物时，脑中会分泌大量使人快乐的多巴胺，作为我们吃到「正确」食物的嘉许。
现代人抗拒美食的意志如此薄弱、减肥之所以如此困难，此机制可谓罪魁祸首。其他不合时宜的情绪，如被老板羞辱时挥拳相向的冲动、被老婆责骂时逃之夭夭的念头等，都为我们带来种种不便。其二，情绪的智慧不一定符合现代的道德标准。
以上反驳了「情绪=非理性」的简单等式，那么，「情绪=反理性」这常识又是否成立？在《笛卡儿的错误》中，作者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 (Antonio Damasio) 讲了一个病例。1848 年，美国的一位杰出铁路工人费尼斯·加格 (Phineas Gage) 在爆破过程的意外中受伤，被一根长铁棒贯穿了头部。他不单奇迹地生还，康复后甚至没有出现任何智力、语言和肢体能力的障碍。奇怪的是，昔日踏实可靠、平易近人的他，却慢慢变得反覆无常、胡作非为。他胡乱投资、乱搞关系，最后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太太，变成了一个自怨自艾的酒鬼。
加格脑部受损的位置，正是负责复杂情绪运作的前额叶皮质区。失去这些情绪，没有使他变得更理智，反而使他的判断和决定变得一塌糊涂。达马西奥从他的临床诊症中，发现这类失去这些情绪的病人有一个共通点︰他们的思虑反而过度「周全」，以致住住无法在合理时间内作简单不过的决定。单单要跟他们预约一个复诊日期，已是难于登天的事。他们的脑袋必须穷尽接下来的一个月每天的已有行程和可能计划、天气、交通、工作状况、以至于个人的心情，花了很长的时间，最后选出的日子，却从未令他们满意和安心。
情绪的筛选机制
基于这些发现，达马西奥提出了「躯体标记假说」 (somatic marker hypothesis) ：情绪就像一枝探射灯，将我们的心思集中在一个既定范围，然后让理性在其中思考，我们不必巨细无遗地考虑一切因素，因为我们的快乐、恐惧、悲伤和愤怒已自动将一小部份划为「优先考虑」，而将其他的束之高阁。就这一层面而言，情绪的理性也可理解为一个筛选机制，帮助理性思维在具体环境中作出决定。当然，这种机制不一定时时为我们筛选出最合适的选项。
一个不忠的男人，理性上明知自己应该考虑妻子的感受、子女的幸福、和家庭的和睦，但对情人的爱欲却使他将这些关键因素抛诸脑后。一个嫉妒的女人，明知偷看伴侣的电话、跟踪他、逼问他，只会令彼此的关系更为恶劣，但这些行为的重要性却在她的心中无限放大，以至于成为唯一的选项。因此之故，我们亦可以将情绪的反理性理解为对众多选项的错误筛选。哲学家普罗提诺 (Plotinus) 说：「人类处于神性与兽性之间，时而倾向一类，时而倾向另一类。」
如果神性代表的是人的理性，而兽性代表的是人的欲望的话，则情绪似乎处于两者之间，时而高贵、时而可耻、时而丑陋、时而优雅。在情绪之中，我们既找到人之所以为人的善，亦找到人之所以为人的恶。在情绪中，我们亦能找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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