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江淮大水：5270万人 三分之二国土受灾 救灾时逢九一八事变

1931年江淮特大水灾，5270万人受灾，60万人死亡。（最大的估算为受灾1亿人，360万人死亡）

三分之二国土上的百姓流离失所。

此灾造成25亿经济损失，是当年民国政府财政收入的3.7倍。

这般数字，代表的是那一代中国人，几乎每人都遭遇了相当的苦难。

家破人亡、卖儿鬻女、妻离子散的个体悲剧，发生了上千万次。

1931年8月6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布《为救济水灾告全国同胞书》，书中疾呼：“此次灾情之广，几亘全国，面积占全国三分之二以上，被难人数，至少在五千万以上……今日中华民族，实已濒九死之绝境。”

实际上从当年5月后，全国各地的集中性降水已经不容乐观，长江流域全月平均雨量达到361mm，是历年同期的2倍以上。

7月26日，武汉市区岌岌可危，1日后一处决堤，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8月2日，武汉市区被江水吞没，除日租区外成一片汪洋。

8月13日，武昌“沦陷”。

8月15日，日租区“沦陷”。

8月17日，汉阳“沦陷”。

8月19日，汉口水位达到江汉关建关以来最高纪录：53尺6寸。

直到9月初，积水才退却。

武汉市区

武汉三镇化为一片泽国，水最深处可达3米，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月有余。

对于此时生活在武汉市内的市民而言，这是无穷的悲剧。近80万灾民中，16.3万户被淹，4.5万户住房损失，无家可归；2500人被淹死；20万饥民无工可做；每天上千人死于饥饿。

而这般灾情放大到全国三分之二的国土之上，则是同时发生的更多的个体悲剧。

这场水灾的灾情遍布苏、浙、皖、湘、鄂、赣、豫七省，一些县全县90%人口受灾。

汉江难民集中地

金陵大学抽样调查显示，七省农村40%人逃难，这其中20%的人行乞，60%为男性。

若估算经济损失平摊到个人，则每个灾民损失457元，是当时西人估算中国家庭生活贫困线的4倍左右，真可谓人人倾家荡产。经济的损失后，却是物价的普遍上涨，甚至就连棺木也是一应难求，一些商贩为了生存甚至把其他死人从棺材里人扔走，给新的死者使用。而受灾更为严重的灾区，既无土可葬，亦无棺可安。无奈的人们只能将大批尸骨挂在树杈上，痛苦的看着亲人一点点的腐烂。

疫病盛行、灾荒遍地，这地狱般的人间即便是活下来的人也难保健康，来年的生存又何以谈起。

人们开始不理智，冲进田地里哄抢麦苗、秧苗，只为活过今日。

如此绝望之际，灾民急需政府和其他地区人民的援助。但如今看来，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慈善团体的援助，都难以解决这千万的苦难，只因那世道时局，短期内无人能救。

1931年9月18日，武汉城区的积水已然退去，人们走上街头舔舐着灾难刚刚过去的伤口，东北三省却突发骤变，数万日寇犯边。

1932年1月28日，日军突然进犯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却只能签下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

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

东北沦陷，上海被攻。

民国政府顿失两臂，一个是工业基础雄厚、未曾受军阀混战荼毒太深的东北；一个是民间商业活跃，外贸发达的上海。此等状态，对五千二百七十万灾民来讲无异于是雪上加霜。

民间捐款集中的上海损失了十分之四的市政收入，原本不堪的捐款来源更加岌岌可危，上海甚至都需要外来的援助，度过难关。

正如《申报》1932年1月的一篇社论所言：“际此全国百业凋枯之时，国人助赈能力，至为有限……惟自暴日入寇以来，举国沸腾，国人急谋对外，对于内灾渐渐不见其注重，此诚五千万灾黎之重厄也！”

而此时国内的战争仍然在继续。

刚刚在1930年结束的中原大战，是军阀混战中规模最大的。双方在中原大地上投入了近百万的兵力，死伤三十万人。战场所及，兵燹不断，百姓极苦，痛不欲生。

1931年8月4日，武汉市区被水“侵略”的第二天后，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蔡和森在广州被捕牺牲，年仅36岁。而此时的蒋介石正在南昌督战，对工农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

8月17日，蒋介石飞往上海，为宋美龄的母亲执绋。

9月1日，蒋介石发表电文《呼吁弥乱救灾》，称：“中正为有一素志，全力剿赤，不计其他！”

再加之，放眼国际，1929年以来爆发的经济危机正在持续，中国遭到了巨大的冲击。时人推断中国受此影响，损失超10亿元。

时局已然如此，此时生活的中国人，又有谁不痛苦，又有谁没有在经历人生的悲剧。

他们被时代的车巨轮压过，只留下尺寸的血肉，和卑微的呼喊声。

时人痛骂：“一批当国的人，没有哪年不用兵打仗，政府的心目之中，只有伟人、有政客、有武夫，并没有看见百姓！”

事实也正如他所言那般，民国的政府的种种举措，很难说他是一个以百姓为本的革命政府。

首先是财政开支。据杨荫薄的《民国财政史》可知，民国政府财政第一大开支是军费开支，平均占年支出的45.82%，最高一年达87%，最低的1935年也达到了27.1%；第二大开支是债务开支，约为39%。1931年当年的财政支出中，债务开支加上军费开支合计为财政支出的79.4%，次年两项支出为76%。

剩下20%上下的财政支出，要摊给教育、摊给科技、摊给政府雇员、摊给水利等等，以至于这些领域的工作人员欠薪情况严重。北大等4所北京地区的大学5个月未曾发过一分钱的工资；外交部4个月没发薪水，连煤炭的钱都不知道上哪儿弄。东南富省江苏省也不堪重负，数百万的财政窟窿不知道上哪儿填，省长叶楚伧干脆撂挑子不干了。

其次是官员的贪腐和无能。这点我们大多数人都有印象，但请看以下这些具体的案例：

1933年8月28日，《申报》揭发湖北省早先用于修筑堤坝的款项被贪污挪用，数量大概在350万元上下。当时的人们估算，如果在7月份武汉暴雨之际投入33万元加固堤坝，就可以防止武汉三镇被淹1个多月的悲剧。而这钱本已经备好，却被腐败的官员上下其手，贪了个干干净净。

实际上这笔堤防款高达2000多万元，湖北上的全体官员只拿了“小头”，而大头则被大官僚大地主大买办资产家拿走。1930年中原大战，宋子文挪用了1000万元充作军费，还将这笔钱的余款打到川江龙公司做鸦片生意，结果血本无归。

江苏省水利经费常年被挪用贪污，共计77.7万元的巨款在数年内“花的”只剩下1.1367万元。民间民谣称：“黄河决口，黄金万斗”、“导淮好心肠，县长盖楼房，乡长盖瓦房，保长喜洋洋，甲长两头忙，百姓泪汪汪。”

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一个官员想要贪这笔钱可不要太简单。此次大水，江苏一工务所所长李仲强借口账册被毁，12万工款用作何处无人晓得，而堤坝却不见修起，民众咬牙切齿也无可奈何；淮安水利局长夏防费“开价”33万元，实际所用仅数万。

河工人员既贪腐又无能，对所辖事务可谓“一问三不知”。时人言：“河工人员对于最大决口，迄今不但未定堵塞计划，甚至尚未实地测量。若问每一决口宽度若干，深度若干，河工人员亦瞠目不知所答。”至于预防性的水利工程、植树工作，虽然见到了计划和拨款，但实际上用“几乎未做“来形容，并不过分。

所以，这般天灾中亦有无穷无尽的人祸，民国百姓难以用“不满意”来形容政府的行为，而应当是用“绝望”来形容，哪儿天政府突然做了好事，倒是破了天荒。

但灾情发生后，并非人人昏聩，人人熟视无睹。种种灾民的惨状通过方兴未艾的大众传媒渲染后进入千家万户，一名记者发文题为：《汉口是何世界：人居危蝼蚁鼠争栖，水面头颅呼售馒头；数千万灾民，生无安身之所，死无葬身之地，鹄待赈济，岂容观望？》

慈善界人士奔走疾呼，四处筹款。中国红十字会发乞赈词，号召“节省一元之费可救一人之命，百元之费可救一村之命，聚沙作塔，集腋成裘。”上海筹募会发乞赈词“伏望父老昆弟，本己饥己溺之宏怀，大慈大悲之愿，迅解仁囊”。

《大公报》甚至专开板块，欢迎普通读者为政府建言献策、亦有不好听的痛斥时政之语。工赈、农赈、医疗卫生、标本皆赈……种种意见都在救灾过程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

即便是微小的个体，也参与到了赈灾过程中。

小学生高书海撰文《小朋友快助阵》呼吁小朋友“愿将自己的钱财积蓄起来，救济那些受灾的同胞吧！！”

一位“避居深山”的老者听闻灾情汹涌，他“心潮起伏、坐立不安”，于是扶杖下山，卖掉自己的房产，捐出20万元的巨款。

一名军人读《大公报》后同情灾民，便和同事凑齐28.77元捐赠给大公报；连长刘震芳同全连士兵，捐款10.46元。

一名供职于洋货铺的商铺学徒月薪不足1元，却捐了足足1元；报贩刘一鸣每天只能挣一二百文，却决定将三天收入连本带利共大洋1元、小洋4角、铜元26枚捐给灾区；一名女仆省下了看病的钱，将20多日的工钱共5元悉数捐赠；天津租借一车夫每日收入132铜元，他“搜索腰囊及床头席底”，捐助1.6元，自己只剩下了六角；乞丐老于把五天才能讨来的一角钱捐到了报馆；天津残疾院的残疾人剩下70.744元捐给灾区。

朱庆澜

而国际社会，也多有慷慨之举。

日本以天皇名义捐赠10万日元；罗马教皇捐赠25万里拉，意大利政府也统一将庚子赔款中20万美元还给中国；美国贷给中国45万吨美麦。

辛亥元老朱庆澜此时出任救灾会灾区工作主任一职，作为民国的慈善先驱，百姓对他极为信任，于是便把大批捐款捐到他的手中。朱庆澜亲赴灾区一线，并聘用上海的著名会计师撰写审计报告，在报纸上进行公示，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赞誉，称他“其慈祥恺悌之人格性情，真足以生死人而肉白骨。”

国民党决定全体公职人员捐献3个月工资中的5%~20%，也出了相当的一份力。

政界、商界、宗教界、海外的同胞华侨甚至是上海滩的娱乐界都被动员了起来，参与到赈灾当中去。

影星胡蝶也参与了慈善义演

国府主张官民通力合作，于是绕开了常设的赈委会，新成立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聘用中外、民间人士加入到救灾的中枢。这一方面有动员力量的考量，另一方面也有绕开腐败的地方政府的想法。

从实践上看也是如此，国府救灾会成立了自己直接领导的地方组织，而地方官员只充当辅助作用。江北赈务委员会起草的“规程草案三则”中，甚至赤裸裸的规定查放急赈“不得假手县长及区长、村长、以符本会自查自放之本意。”朱庆澜甚至直接说“从前官赈假手地方管理，流弊滋多，此次均应痛加革除！”

正是在救灾委员会的运转之下，仅有的赈灾款才被更好的利用了起来。除了办收容所、办粥厂，为灾民提供免费的饮食和医疗物资、生活物资之外，这次救灾还体现了“标本皆治”的思维，即用以工代赈、以农代赈来进行“积极救灾”，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如此这般声嘶力竭，振臂疾呼，最终集中了多少赈款呢？

救济委员会到灾情结束，总计支出7000余万元；民间筹集的国内外捐款共计770余万元。

而金陵大学的调查报告显示，如果要让灾区彻底恢复生产，则需要15亿元；据国府赈务委员会估算，需要维持灾民生存的粮食总计8.4亿元。

即便动员了整个社会，也只能帮到灾区分毫。这便是1931年江淮水灾最大的悲哀。

朱庆澜发表《为被水灾民最后求救书》中，无奈的指出这样的援助“岂只杯水车薪，直如沧海一粟！”社会各项物资若平均到灾民，按照江苏赈委会的统计为春赈平均每户3.14元，冬赈平均每户麦54.79磅、衣服0.65件、面粉0.06袋、红粮0.8袋。金陵大学的调查报告估算全国情况，灾民每户所得赈款为“大洋六角”。

如果是遇到这般情况，你会选择每个人都给一些少有的资源，还是把资源集中的给一些灾民呢？

这就是一个极端情况下的伦理道德难题，无论选择如何都是悲剧，而国府当时选择将赈款平摊，让尽可能多的人拿到赈款。

让我们来看江西的一角。

灾情发生后，国府救灾会成立的江西收容所收置灾民20249人，不到三月死亡2476人，一年后近半数的灾民死亡，除了疫病困扰外，大都被活活饿死。

此时湖北省立医院共有医生10人，护士和助手30人，而他们面对的是2万人名感染疾病的病患，和20万武昌、汉阳灾民。此情此景，他们只能哀叹：“事实困人，徒深浩叹。”

上海筹赈会的宏伞法师广施粥厂，灾民纷至沓来。但他看到的是许多人挤到桥下淹死、拥挤踩踏而死。有一些远在乡村的灾民听说他在施粥，拖儿带女空着肚子跑到县城，结果一碗都没有喝到，“沿途倒毙，在在皆有，情状至惨。”

当年的收获只有往年一成，而明年的耕种更是毫无办法开展。农具被毁、青壮年劳动力流离失所，导致了严重的春荒。

1933黄河决口、1934东南特旱、1935水旱交替、1937日寇全面侵华……

盘在那个年代，普通的中国人心中的总是一个巨大的疑问：“到底怎样，我才能够活下去？”

外有强寇犯边，杀我同胞。

内有饿殍遍野，天灾无情。

政坛党争不断，国内战争不断。

这就是1931年，中华民族面临的血淋淋的现实。

时至今日，在这片“饥荒的国度”中，我们已经基本根除了饥饿和贫穷。

但中华民族始终没有摆脱灾难，人类亦如此。

1931年这般苦难的记忆镌刻进了我们这个民族的血液里。

即便今日的人们有了许多的快乐与满足，

但那场洪水却时常被人们被人们提起。

树杈上腐烂的尸体、夺食麦苗的饥民；

卖掉财产捐款的老人、欲救世却暂时无可奈何的卑微个体；

内斗的军阀，吸血的官僚；

上海滩的阔太阔少、江西收容所活活饿死的灾民；

这两极背反的众生相总能给人深刻的印象和反思。

如今我们在巨大的尸山血海之上，走过了苦难的近代史。

我在今日提起这般往事，只是希望大家能回忆起那份“恐惧”。

“恐惧”能带给人勇气，亦能带来智慧。

参考资料：

《民国时期自然灾害救治社会化研究——以1931年大水灾为重点的考察》

《1931年江淮流域水灾及其救济研究》

《民国财政史》

《申报》

《大公报》

《中国红十字会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