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昆如：中国人生哲学的历史发展
站在世界文化的立场,回过头去看其构成因素,我们就以其二大重要潮流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作为探讨人生观的线索。我们先探讨中国的人生哲学的历史发展。
在中西发展的历史中,都将有一些共同的情形,我们可先在中国人生哲学中去窥探其内容。
中国人生哲学的历史发展,我们分成以下的章节来叙述。
在黄河流域发源,然后波及长江流域,进而传播到珠江流域,后来漂流到海外的中国文化,其开始时当然摆脱不了求生存的需要。而在求生存中,更免不了要堕入弱肉强食的情形。但是,先知先觉之士在求生存之上亦确定了“求仁”的人生观,因而提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道德原则。
道德文化是中国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一大特色,这是经过良知的反省后,提升求生存的层次之后的高一层文化。
黄河的一大特性是泛滥,因而住在河流两岸的百姓,必须朝朝暮暮都小心警惕,不能随意,也就因此养成了时时醒悟,没有固定休息的习惯。中国人勤奋的习性,不能不说与这环境有莫大的关系。
黄河平原这种道德的、勤奋的文化所陶冶出来的民族,自然就属于爱好和平、乐天知命的民族。他们虽然在求生存上必须与天争,但亦不会过分破坏自然;他们有勤奋的习惯,于是亦养成了勤俭的美德。在经济生活上“勤俭致富”的原则,也就从这里开始。
现在,我们就顺着时间的先后,来叙述中国的人生哲学。我们先看当时的人怎么过活,然后再看他们对生活的态度,亦即他们的人生观。
第一章先王的人生哲学
有关“先王”的记载,有些当代历史学家受了西方19世纪实证主义的影响,以为历史首要重史实和事件,而中国古书中记载的人物或事物,都不甚清楚,因而没有确定的史实,因而最多只能算是史前史或是半信史,乃至于只是神话,不是正宗的历史。
当然,站在当代史料的立场上看,当然要如此处理历史的问题。但是,有关古代的事情,对史料的记载根本就不能过分地要求,而在处理文化史或思想史上,更应该用“历史意义”来代替“历史事实”。在历史意义的观点上看来,古史中的伏羲、神农、有巢燧人等等,都有足够存在的理由,因为从荒蛮走向文明,势必需要仁人志士的媒介,发明食衣住行各方面的需要,而究竟发明这些事情的人姓甚名谁,都不甚重要,甚至亦无法查清楚。确实有这些事情,而且从“起源学”的立场看,目前食衣住行的各种生活必需,都是由荒蛮而进入文明,也就有足够的理由把这些“历史”作为“史实”来考虑。当然,这里的所谓“史实”并非指把那些人名当做真实姓名而言。
第一节三皇五帝的历史意义
根据上文所论,古书中所记载的三皇五帝,并不一定确有如此这般的“个人”,但其在文化发展的意义上,是有“如此这般”的仁人志士,发明了原始的求生存方式。尤其是从求生存走向求仁的层次时,更需要古圣先贤的开导。
我们前面对原始蛮荒社会的设想,把“起源学”作为背景,就可以推论出在原始社会中,所有人文事件的开始情形。及至结绳记事,文字的开始,先是象形,然后有指意等,都展示出高度的文明,这文明指抽象的文字,刻画在器具上或居室中,保存下来,成为当代人考古以及对上古时代人类生活研究的基本素材。
书的形成,已经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相当有组织规模的时代。原始的《书经》记载着当时国家大事,无论夏书、商书或周书,所记载的敬天、爱民、修德等事情,配合着社稷发生的大事,都足以呈现古代中国人对生命的见解以及对生活的态度。
《书经》记载所启示的,总是智者如何贡献出智慧,替一般凡人服务,以及王者为了维护正义所做的一切。这种贡献智慧于人群,显然是“服务的人生观”。
其哲学意义也就是:聪明才智高的人,意识到自己生来智慧比别人高,因而看出自己生命的意义,是要把智慧贡献出来,为群体所用。这当然需要丰饶的心灵;心灵贫乏的人,会作出相反的决定,那就是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为自己谋利来欺侮别人,这种情形就会造成弱肉强食的世界,在政治上王者的这种做法会被指为暴政,暴虐无道。相反,心灵丰饶的人怀有服务的人生观,善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别人服务;王者依此而行而成为勤政爱民的圣贤,而其政治称为仁政,称为德治或称为王道。
显然地,《书经》中国第一部史书,记载了许多王道、德治、仁政;但同时亦不讳言地记载一些暴政、霸道的行径。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有好有坏,有治有乱,有仁政亦有暴政。但是,重要的不是事实的记载,而是对事实的批判。
《书经》同时记载了仁政和暴政,但其价值批判却是抑暴扬仁。
第二节服务的人生观
《书经》记载的事实固然重要,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历史素材;但是,对哲学来说,则不全在其对史实的提供,而是在提供事实之后,紧接着的,或是与叙述史实同时出现的“批判”,对王道的称扬,以及对霸道的唾弃。
这种称扬或唾弃,也就暴露出史家对历史事实的价值批判。
这价值批判的取向也就是指出“人生观”。古人认为王道是好的,而霸道是不好的。这就是道德取向的人生态度。王道的理解,在治道上当然是指王者的德治、仁政、王道;但在基本的人生思考上,则是聪明才智的人有自觉,意识到自己天赋的能力,不是单为自己用,而是要服务他人。这样,就很容易了解到为什么《书经》的作者群,一直喜欢用“天命”的概念了。
原来,聪明才智高的人,意识到“天命”在自己身上发挥着作用:既给了聪明才智,又命令要把聪明才智服务他人。这“天命”一方面是催生人的良知良能。另一方面又是人心中的道德命令
这样,一个聪明才智高的人,利用自己的天分去替人服务,也就是“顺天命”;相反,聪明才智者不去服务别人,反而欺侮别人时,就是“逆天命。
《书经》采取了“顺天命”,作为施政的法则,也就是采取了服务的人生观。
第三节勤俭的人生观
上面提及的黄河泛滥的特性,使该地生活的人,养成了勤奋的习性;再加上当时古圣先王的开拓,而形成了农业社会。在农业社会中,勤劳的天性当然有助于增加生产;而王者的王道仁政和德治,则又间接去除了奢侈的生活,而崇尚节俭。勤俭的德行于是成了先民的早期道德。
勤俭的经济解释可以在“开源节流”四字上获得全盘的意义。勤也就是开源的最佳方法,俭就是节流的基本方案。后来儒家哲学发展成“勤俭致富”的通俗原则,也就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持家的最基本信念。这信念一直到今天,可以说东亚四小龙,无论政府和人民,都在这基础之上,经年累月创造着经济奇迹。
勤俭的哲学基础,同样地由王者和百姓,都意识到自己生命历程中有许多灾难,要想人定胜天,一定要付出代价;而代价中最基本的还是在求生存过程中,增加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而减少奢侈的消费,即是勤俭两种德行这样,无论服务的人生观,或是勤俭的德行,在哲学基础上,都可追溯到天命,都是上天的旨意,或说自然的安排;而人接受了这种意旨及安排,顺天命去做,来完成人性,也就是达成人生的目的。
天命—→人性一人生
在这里,“天命”的意义非常丰富,可以是指有意志的天,或是有位格的天或是高于人性的天,在造生万物和人类时,就赋予人一种服务的使命感以及勤俭的劝勉。因而,王者或是聪明才智高的人,自己要奉行天命,并且亦要用来教导百姓,教百姓天命的意义,教百姓顺天命,教百姓勤俭,这也就是后来浓缩成的中庸：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中国古代先民,尤其是聪明才智高的人,所采取的人生观,发自丰饶的心灵,但归根结底,还是渊源于天命。一直到孔子,还是把君子的标准,定位在对“天命”的问题上,一直到汉代,道教的兴起,才对“命”的课题有了误会和曲解,而形成了算命、看风水等风习。
由天命而形成的人性,背负着使命感,度过今生今世的生命历程,原就是人生哲学的形上基础。
第四节人生哲学
先王的时代背景,恰好是人类发展史中,从荒蛮走向文明。而在中国先民的背景中,首先有先知先觉的圣贤,觉悟出了服务的人生观,这服务的人生观基础是天命。先王自觉到天命在自己身上运作,给了自己聪明才智,而这天生的聪明才智是用来服务人群的。
对百姓而言,黄河的环境使他们意识到命运以及与命运搏斗的需要,于是培养了勤俭的美德,这也是把天命作为人生哲学的基础。
在《书经》的诸多记载中,我们只要思考一下夏禹的情形,就可以了解天命运作以及它与人生观的关联。夏禹意识到洪水的灾难,眼见百姓生命财产广受威胁,而献身治水,疏导洪水流入海。比起同时代希伯来民族诺亚眼见洪水,去思考人类的罪过,所走的宗教取向,是很不一样的。诺亚是宗教中神圣与罪恶的思维模式,而夏禹则是道德文化中善与恶的思考模式。在神圣与罪恶中,是要选择神圣而摈弃罪恶;而道德取向中,要去恶扬善。诺亚与夏禹的选择都非常正确,而且都在“爱民”的心境中完成任务。但是,思考的重点则差别很大了。
尽管如此,东西两大圣哲的哲学基础,都源自“天命”无疑;同时,亦都在积极地肯定人生,亦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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