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扶贫笔记：这件事让我开始认识到“授人以渔”的重要性
199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定点扶贫云南省文山州壮族苗族自治州西畴县，2015年，云南省文山州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也被纳入最高检定点扶贫的名单之中。2018年，西畴县率先摘下了“贫困县”的帽子，2020年，富宁县也将迎来“脱贫摘帽”。在25年时间里，最高检先后向这两个县输送了33名扶贫干部，他们参与、见证了脱贫攻坚的这段历史，而这段历史，也终成为他们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
那些让我在梦里红了眼眶的回忆
口述｜李世明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原副厅级干部（已退休）
李世明（右一）到西畴县政府报到。（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1996年春，经组织批准我担任第二批最高检驻云南省西畴县扶贫挂职干部，任副县长。机关党委告诉我，过几天领导会送我去西畴县报到，我满心欢喜，等得还有些心急，没想到没过几天西畴县委书记和常务副县长就来最高检汇报工作了，我也有机会提前见见未来的同事。
当天下午两点半，县委书记和常务副县长在机关党委领导的陪同下进了会议室，书记说会议三点开始，让他们先休息一下。我这两名未来的同事皮肤黝黑，各穿着一套将校马裤呢军装，休息的时候，常务副县长一直站着不坐下，会议开始前转身出去了，是去卫生间了？可过了好一阵他还没有回来，我去卫生间喊人也无人应答，只能到处去找，最后，我在楼下的楼梯后面看到他背对着我，松了腰带在肚子上找什么东西。
听到我的声音，他系上腰带转过身来，下巴夹着两叠人民币。看着我震惊的表情，他红着脸不好意思地把钱放进公文包里，说路上害怕被盗，“放在保险裤头里面安全点”。那一瞬间，我心里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我到了西畴县没几天，就急着要去看贫困户。老吉普颠簸了几个小时下到村里，找到了最穷的一户留守老人家。屋里黑暗、脏乱，床上一堆破被子，一个干瘦的老头蹲在地上抽烟，老太太给我们倒了点儿白开水，嘴里只说好话……县里的一个领导看到这样的场景眼眶都湿润了，给了老太太100块钱让二老好好保重。结果刚离开不远，就听见二老家吵声翻天。村干部一看，马上回去一个人，过了好一阵哭声才慢慢平息。
我低声问村干部发生了什么事，他叹了口气说：“李副县长，今天上面领导突然给了100块到老太太手里，这非常不妥。老头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现金，向老太太要，老太太不肯，怕他突然有了这么多钱出去惹事，老头一着急，骑在老太太身上就打。村干部过去喝止，说钱归村里了，每个月折成粮油给他们，这事才过去。”从这以后，我们再去访贫问苦，只拿粮油，不带现金。怀着一腔热血来扶贫，究竟该怎么做，我们还是缺乏经验啊。
这件事让我开始认识到“授人以渔”的重要性。一方面，必须加强基础教育斩断穷根；另一方面，必须有扶贫项目落地，让贫困人口有就业的机会。
在教育方面，通过我的一些协调，从1997年9月开始，某公司教育中心免费为西畴县培训20名高中毕业生，一直到他们大专毕业，之后可以在北京工作一段时间再回西畴县工作。另外，我还协调申请从国家检察官学院选派了一位英语水平较好的年轻干部，到西畴县一中任副校长兼英语课教师。
而在扶贫项目的落实方面，从找项目、进行多方申请到项目落地，通常也需要几个月的等待时间。有次我接到上级电话通知，说有关扶贫项目已经批准，让我抓紧去省里申请、协调，落实资金问题。为此县里还专门派了一辆性能较好的越野车和一名经验丰富的司机刘师傅，一大早，他就在县委宿舍等我们，我们胡乱扒拉了几口米线就出发了。
越野车在盘山公路上奔驰，很快就过了文山州。经过一个集镇，车子慢了起来，原来当天是赶集日，群众把路占得满满的，在市集中进行着农副产品的交易。清一色的旧军装和破旧解放鞋形成了绿色的人流，偶尔几个着装鲜艳的苗族女人在人群中显得格外醒目，前面一辆破旧卡车上站满了乘车群众，卡车走走停停，不断有人爬上爬下。我们的车慢慢跟进，突然有一个人从卡车上被挤了下来，靠着背篓坐在地上，我在车里失声喊了出来，幸而车速慢没造成事故，这时几个带袖箍的市场管理人员跑过来开始维持秩序，禁止人们再上车。
好不容易挤出集市，长途山路又开始了。这种行车安全有一个“潜规则”，乘客里必须有人同司机坐在前排，路上不断给司机点烟、聊天，以免师傅打瞌睡出现意外。长途行车中，各种段子齐飞，在大笑声中时间过得飞快。
在路途中，想找到现在国道省道配备的服务区是不可能的，人有三急的时候只能在公路边的树林里解决。高原上骄阳似火，把公路烤得发软，我们都在树荫下活动身子。刘师傅抽完烟习惯性地围着车子看了一圈，突然发现地上有几滴油迹，他用手指抹了一下，发现是新的，赶快把车往前开了几米刹车，然后下车再进行观察，发现还是有油滴。
他让我上车帮他踩刹车，他趴在车下看，不好，刹车管漏油了！大家围上来，腿直发抖，万幸，如果不是下车方便，如果刘师傅没有习惯性的检查，如果车直接开下山，在刹车失灵的情况下，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们离葬身谷底“光荣”只有一步之遥。
大家不停地擦汗，在路边等待可以帮助我们牵引的车辆，等了好久却一直不见什么车影，有人找到路边牌子上的救援电话，结果山里信号不好总是打不通。
刘师傅在对车辆检修之后告诉我们，现有条件没法处理刹车管漏油的情况，如果没有车来救我们，他可以挂上低挡载着大家慢慢往前走。如果遇到急下坡，大家就的下车步行过去，以防出现拐弯刹不住车的危险。
就这样，越野车在峡谷中慢慢扭动着，不时一行人扶着车拐过一个个弯道。十多公里后，终于到了南盘江边的一个小镇，找到了修车铺。修车铺有现成的刹车管，修理师傅讲，这条路上因为刹车管漏油翻车的事故很多，他们常备着零件。我们这款日系越野车车底设计不合理，固定车座的螺栓和刹车管交叉，路面颠簸的时候互相摩擦就会造成刹车管漏油，按理说厂家应该召回的，但是还是在中国销售。
晚上吃饭的时候，大家频频给刘师傅敬茶。他咧开嘴笑着，对着大玻璃杯轻轻吹着茶叶末若有所思的神态至今还历历在目。
现在距离我在西畴扶贫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我也从一个当打之年的干部成了一名退休老同志，只是有时下巴夹着人民币的常务副县长、留守老人房里传出的哭喊声、扶着车走下盘山路的记忆碎片还不时浮现在脑海，让我红了眼眶。若说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荣体现在哪里，我想虽然不足多多，但曾经拼尽全力给人民群众创造更好的物质文化生活就是我最光荣的时刻。
在石头缝隙塞下种子，给山里人修一条脱贫路
口述｜杨安瑞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法律咨询研究处一级调研员
杨安瑞（右一）调研西畴县基础教育情况。（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2006年，赴西畴扶贫挂职的接力棒传到了我和检察日报社孙立同志的手上。尽管在参加全院的竞争演讲时，我把大学刚毕业就到吉林某县扶贫的经历浓墨重彩渲染了一番，借此为评委打气，也为自己壮行。但是，直到进入西畴前，西畴给我的印象也仅仅停留在“国家级贫困县”“北回归线穿过的地方”“遍地长石头”这几个粗疏沧桑的词汇上。先前积累的点滴经验加上到最艰苦地区建功立业的豪情，让我对即将面临的扶贫工作踌躇满志，似乎一切皆在掌握之中。
在昆明下了飞机，乘坐汽车颠簸几个小时后，到达一座城市，看到满目流淌的翠绿，感受着耳目一新的少数民族风情，想起了那首曾经回响在耳畔的《小城故事》，心想这犹如绮丽梦境的地方，怎么会与贫困结缘呢？上一批扶贫的同志告诉我，这是文山州，西畴县城还要再辗转两个小时。
终于到了目的地，县里领导和同事们的盛情让旅途的劳顿一下子被甩到了九霄云外，他们告诉我，西畴县已经比最高检1995年第一批扶贫干部来的时候强上不少啦。想着这就是我未来两年朝夕战斗生活的地方，仿佛初嫁的新娘到了婆家，那份好奇，那份新鲜，掺杂着几分忐忑与惴惴不安，来前的成竹在胸瞬间蒙上了一层萎靡和茫然，心中的问号也在一点点放大。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个空气几乎纤尘不染、山清水秀的县域经历十年扶贫，依然落后于整个共和国前进的步伐和节奏？
经过其后一个多月的深入走访调研，我才明白它贫困的原因。与我曾经亲眼目睹过的把扶贫种子换酒喝的懒惰和不思进取截然不同，由于独特的喀斯特地貌，西畴整个县域耕地稀少，农民只能见缝插针，在石头间隙的土壤中塞进种子，用执着、坚韧与抗争解读着愚公移山、人定胜天的道理，用梦想、耕耘与希望浇灌着对美好生活的理想与渴望，用辛勤、质朴与顽强书写着一代又一代山里人的故事。
西畴的全县人口，我在时二十几万，其间又以苗族、壮族居多，契合了文山苗族壮族自治州的名称特点。各少数民族和睦共处，将当地的古风古韵和淳朴民风一代代传承下来，纯洁的心灵在蓝天白云下，和纯净的空气一起散发着醉人的芬芳。
一次，我利用周末时间一个人到了县城的集贸市场准备购买一些山货，看到了一位老农，正在售卖的山货品相上乘，我用与当地口音差别较大的北方话问道：“师傅，麻袋里卖的蘑菇可是野生的，多少钱一斤？”常年生活在北方的我心里清楚，野生的菌类一定比人工养殖的营养高、口感好、价格贵，但我对于何是野生何是养殖却是一头雾水，加之听不太懂当地的语言，心想上当受骗肯定是难以避免的了。
正在我心里踟蹰之际，老者用不太标准的西畴普通话告诉我：我这里的蘑菇是人工养殖的，旁边的那一家才是野生的，你如果要挑野生的，可以去他那里看看。我看着老者那虽饱经风雨但异常坚毅、豁达的脸庞，虽然瘦削、孱弱但依然固守良知的高大身影，心中为他的诚实、为他的童叟无欺感动了许久。
我知道，山里人，就像那大山，巍峨、挺立，也许沉默，也许寡言少语，但却总是那么真实，让你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轻松地放下心中的芥蒂，如沐春风，无所顾忌、自由畅快地呼吸。
虽然克服先天耕种环境的不利，西畴人也有自己特色的农产品，但受制于当地落后的交通条件，山里村民的许多绿色产品如草果、毛竹笋等，销售链条短，销售量小，附加值低，当地一些村民甚至一两个月足不出山。一次，县政府办公室的一位同事陪我下乡调研，到了村口暴雨骤至，汽车无法前行，我俩小心翼翼地踏着湿滑的淤泥路面，跌跌撞撞、一步三滑地走进村里。同事告诉我，西畴的新农村建设，一大掣肘便是村里通往村外的路，这条路不通，农民脱贫致富只能是一句停留在口头上的梦话。
由于那次特殊的经历，我下定决心，集中扶贫资金，千方百计帮助村民修路。我和孙立将最高检提供的扶贫资金加上个人争取来的工作经费掰成几瓣，为村民购买炸药、修路工具等；要求选定的示范村出工出力，广泛参与。一些在外地打工的青年人闻讯赶回，主动投身于家乡的基础建设中，村民的积极性爆棚。美好家园建设在广大村民的积极参与下突飞猛进，并且发挥了星星之火的示范燎原作用，新农村建设很快成了村民们的自觉行动。
我在西畴就职一年，再次去西畴时，已经是近几年最高检组织的一次扶贫干部西畴故地采风。我们一行重走当年的山山水水，寻觅着当年的足迹，可惜，记忆仿佛被浪花冲刷过的沙滩，昨日的一幕幕仿佛只是梦境，一切都显得那么陌生。县一中原先的破旧校舍早已被一排排洁白亮堂的办公楼、宿舍楼取代，宽大平整的操场上没有了以前的拥挤喧嚣和崎岖不平。县城的道路在以前的基础上作了拓宽和整修，文化广场附近的建筑也进行了升级换代。参观的蔗糖大型生产车间使我不敢相信在西畴居然还有这么先进的蔗糖生产线。
几十年来，一批批扶贫干部咬定青山，继往开来，在党中央扶贫政策的感召下，在西畴县委政府的勠力同心、坚强领导下，团结当地各族人民，扬长避短，不辱使命，以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投身于西畴的经济和社会建设，以永不放弃的执着和积累为西畴增砖添瓦，使西畴的脱贫攻坚事业开花结果，绽放出了耀眼的光华。
在中国梦的宏大背景下，敢问西畴的小康路在何方？我想答案是肯定的，路在脚下!
我是扶贫工作中一名普通的同行者
口述｜巩宸宇检察日报社党委办公室负责人
巩宸宇（左一）深入村民家走访摸排。（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2017年7月，我来到云南省西畴县西洒镇瓦厂村担任第一书记。在全体干群的努力下，到2019年4月底，贫困人口曾经超过全村三分之一的瓦厂村成功脱贫，贫困发生率下降至1.4％。看到这个数据，好像扶贫过程像打怪一样从头到尾都是一个“爽文”，但实际上，“被拒绝”才是我的一堂必修课。
拿扶贫车间来说，这在目前是一项非常热门而且扶贫成效非常显著的“短平快”项目，意思是政府在政策层面为厂房、设备和人力支持提供相应的保障，企业将部分工作量分包到村，直接让困难群众在家门口务工增收。这样一来，企业通过相对较低的人力成本，让困难群众也实现了利用农闲时间在家门口务工增收。所以，无论是西畴本地的干部还是我们，都极力想联系推广这样的项目。
起初我认为这项工作应该很好开展，因为在我看来企业完全是稳赚不赔的，只要企业有订单，这边就可以提供人力完成工作量。然而对接了许多企业，结果很不理想。这次回家我向本地企业老总请教、向当地扶贫干部请教、向前辈长辈请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一次次“招商引资”失败？后来我找到了三个原因。
西畴缺少扶贫车间的人才基础。走访多个扶贫车间，我发现能够做起来的基本都是村子里有至少一名技术骨干或致富带头人，且他可以通过自己的资源寻找到充足的订单，而后通过组织人力开展生产维持车间的稳定运行。在西畴，不能说没有人才，但这类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技术骨干少之又少，难成规模。而真正有实力和品牌的企业不会贸然将车间设在村镇。
此前我和武汉一家业内比较出名的服装加工公司负责人联系过，他提出到西畴来发展的底线是要一个流水线大型生产加工车间，短期内不会考虑将工作量分散到村。他解释道，因为过于分散的车间不仅会增加不必要的成本，还导致产品质量和效率的不可控性，这对于依靠质量和密集型流水线生存的手工业来说，可能会带来无法估量的毁灭性打击。
还有就是企业追求长足持续收益，外来企业仅以车间形式入驻当地，投入产出比太低。许多企业都提出，仅仅靠几个小车间根本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做来料加工也不现实，如果不能依托当地建设企业，这种“遥控指挥”式的扶贫项目只能是空中楼阁。用一位老总的话来说，“我每年光从这里飞云南查看产品质量和进度，就要增加上万元的成本”。
不过扶贫车间模式当然要做，但不能全指望通过“短平快”来进行招商引资，应当结合当地实际挖掘、培养出一批具有工匠精神的能工巧匠，帮助他们建厂设店。虽然在巨大的脱贫压力面前，这些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才可能见效的投资显得苍白无力，但长期积累沉淀后爆发出的后劲足以撼动顽固的贫困与落后。
我还在不断联系企业，希望他们能够来这里做扶贫车间，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做几个好看的厂子完成几户脱贫任务，而是希望他们的到来能在当地培养起一批年轻骨干。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此时此刻机器轰鸣的短暂忙碌，更是未来人才济济百家争鸣的长久繁荣。
在组织的关心帮助下，结合西畴的文化背景与劳动力素养等特点，我们成功对接了一家文创企业和一家电子线圈加工企业。相较其他产业，这两个企业是经过了周密细致的调研和论证确定的。
云南是旅游大省，文创产品需求量大，但本地文创生产加工企业却存在不小缺口，西畴本身具有“北回归线穿过的地方”“日出汤谷”和“两山战役”这样先天的文化基础，这些产业并不需要非常专业的技术和知识水平，只要身体健康、视力正常、做事认真就可以做。
而前来开厂的两个企业都是业内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大企业，订单丰富，且具备选派技术人员来村指导培训的条件。就这样，经过协调联系，两个企业同意在瓦厂建立扶贫车间，但需要我们保证至少15人到30人左右的劳动力作。
接下来就是如何向群众宣传扶贫车间项目和相关政策的工作了。宣传动员起初并不顺利，这也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扶贫车间对村民而言并不是简单地放下农具拿起工具，也不是简单地从田间地头来到车间里头，而是要彻底转变思想观念，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民，变为严格遵守工业化生产秩序的车间工人，这个重大的思想观念和身份的转变对他们来说是革命性的。
于是我和村委的干部们商量，还是要采取点对点、逐一突破的方式进行动员，光靠村民大会宣讲政策很难让群众听懂听清。于是我们将目光锁定了几类人群中，比如照顾老人孩子而留守在家的妇女、家庭突发变故被迫放弃在外打工回到家中的人和具有一定文化基础有可能成为后备村两委干部人选的年轻人。就这样我们分头行动，虽然动员起来还是困难重重，也最终还是基本完成了任务。
车间正式成立后，像其他新创业的企业一样，也经历了建章立制、选拔技术带头人、培养本地管理人才等一系列过程。当我驻村期满离开瓦厂时，两个车间已经基本实现了自主管理、自主生产，也有了50余人稳定的劳动力队伍。
这让我想起几次联系扶贫车间失败后，县委书记蒋俊和驻村工作总队长阿里、县委副书记张庆敏和我聊天时说的话，要把眼光放远一点，脱贫攻坚不是一蹴而就的，要实实在在让我们的举措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确实，有时候我们只看到了眼前的一小块任务，想着有这么大的单位和那么多同事在背后支持，扶贫工作做起来自然也得心应手一些，然而跳出这个村子再看周围地方，原来脱贫攻坚的每一步都走得那么艰辛。
扶贫两年，我已经学会了平静面对“被拒绝”。我必须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无奈，但我选择做一个充满情怀和信仰的人，群众需要我有更强的能力，那我就拓展能力；群众需要我有更广阔的平台，那我就延伸平台。总之，我就是他们身边一名普普通通的同行者，但当他们需要我时，我必须在，并且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