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热”的背后：文物毕竟不是“宝物”

而关于元宵节看景，今年社交媒体上最热门的消息可能是这两条。第一是年度最大圆月，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称今晚（19日）将巧遇“超级月亮”，并且是2019“超级月亮”三连发中观赏效果最佳的一次，最圆时分将于北京时间19日23点54分到来 。

夜幕下的故宫。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第二大概就是“故宫首次晚间对公众开放”了。故宫博物院将于正月十五、十六举办“紫禁城上元之夜”文化活动，用灯光“点亮紫禁城”。这也是故宫博物院建院94年以来，首次接受公众预约在晚间开放。消息瞬间传开，17日夜晚至18日凌晨，一大波预约蜂拥而至，导致预约页面数次“502”，服务器跟着崩溃。

故宫博物院网站被“502”与18日凌晨的微博网友吐槽。

夜间故宫就这样火了。显然，这其中自然离不开元宵节、夜晚、灯火和故宫等元素的吸引力，可满足观赏者对“夜间皇宫”的想象和好奇。不过不可否认的是，这几年，“博物馆（尤其包括故宫）热”“文博热”也的确正在强势形成，并成为一种现象级文化。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2016）画面。

无疑，传统博物馆也正在迎来春天，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中国博物馆的参观量已经从2014年的7亿人次，增加到2017年的9亿人次，2018年近10亿人次走进博物馆，全国博物馆总数已达5136家，去年全国博物馆举办了超过2万个展览。参观博物馆日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甚至带动了旅游热潮；而在文化业界，“博物馆+文创、+互联网、+技术”的浪潮也不断涌现。文物热背后，博物馆如何讲述历史的方式在改变，如何解读文物也成了问题。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前，中国博物馆的工作重心是学术味浓厚的收藏研究，那么今天的文物解读则越发从博物馆人的学术权利，变成了走向大众趣味的呈现。由于信息不对称，我们依然渴望“专家”带我们逛博物馆。这几年的“文博科普”也越来越多，新的博物馆叙事和文物叙事不断涌现。上海博物馆馆员、人类学者张经纬就是其中一位有趣的尝试者。“极简史”是这几年流行的写作方式，他将这种写作与文物的故事结合起来。“在通往西域的道路上，可能发生过一万次物品的流动，才会有一首诗歌被记录下来。每一件文物都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时空隧道，而博物馆便是穿越历史的基站”。在专访中，他与我们聊了聊今天的“博物馆热”、他在博物馆的工作，以及新书《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的写作方案。

《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作者: 张经纬，版本: 铁葫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12月

张经纬的《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是继《四夷居中国：东亚大陆人类简史》以来的第二本著作。这位“博物馆里的人类学家”是多年的豆瓣“网红”。他在上海博物馆上班，工作中的一半时间在办公室埋首案头，另一半时间在天南海北做田野调查。在他看来，古人留下了数不尽的文物和故事，而那些我们一拍脑袋就能想出来的文物，已勾勒了一幅简明中国历史的画卷。《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这本书的操作方式颇有时代特色，它来自张经纬开设的音频课程，后将每集十多分钟、每章三千字的课程，扩充至七八千字、共12讲的书稿，每一章都通过博物馆里一种常见的文物来完成一个时代的叙述。不同于“让我们膜拜一下国宝”的主流叙事，博物馆工作者的经历，人类学家简明有趣的表达，以及颇有代入感的物质生活史勾勒，都让它在历史通俗读物中显得不太一样。这本书为每件文物辅以有趣故事，比如“陆羽写《茶经》之前，中国人喝什么茶”“元朝的色目人为什么会出现在江南园林”“方世玉为什么喜欢在染坊里打斗”这样吸睛的发问。通过文物隐含的信息来理解历史，最终串联起一条简明的“中国史”脉络。在张经纬看来，怎样把一件“珍宝”还原成一个“东西”，让宝物与我平起平坐，才是透过文物进入生活史和中国史的关键。

张经纬，上海博物馆馆员、人类学者、作家，在博物馆从事古代工艺研究近十年，常年普及历史文化常识。著有《四夷居中国：东亚大陆人类简史》《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译有《石器时代经济学》《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等作品

。大家对博物馆的热情，有点“拜物教”的成分

文物在大众眼中的形象经历了几度变迁。新世纪之初，《鉴宝》（2003）等电视节目的火爆曾掀起过一股文物热，人们拿着自家宝贝去电视台求鉴定，“收藏热”背后藏着一个“发财梦”。然而，这两年文博类纪录片及综艺的火爆，又将文物背后的故事从史书里拉到了荧屏前。从《我在故宫修文物》（2016）《国家宝藏》（2017）到《如果国宝会说话》（2018），一批珍贵文物“前世今生故事”走进了年轻人的朋友圈。博物馆文创也脑洞大开，越玩越high，不断为“网红”和“戏精”文物制造“热点”。图为《如果国宝会说话》画面。（此处图说来自记者）

Q（新京报）：你怎么看现在的“文博热”？它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A（张经纬）：其实，“博物馆热”十年以前就开始了，比“文博热”出现得更早。2008年、2009年以来，国家一级博物馆开始免费开放，国家予以政策上的资金扶持，鼓励大家关注传统文化。这是一个契机，慢慢大家都知道免费开放的消息。以前人们可能两三年才去一次博物馆，现在可能两三个月就去一次。以前博物馆的展柜陈列可能五六年乃至十年都不换一换，因为看得人少。如今观众多了，就对展览的质量和数量提意见。为了提升观众口碑，博物馆“坐北朝南”的态度也就改变了。国家也把博物馆参观人数作为年度博物馆打分系统的考核指标。如果博物馆还是以前的“老大心态”，不好好办展览，排名就下来了。总之，观众多了，展览就多了；展览多了，观众就更多了，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如果各大博物馆都开始重视展览，那我们就要再找新的增长点。有的博物馆开始开发自己的文创产品，比如故宫就走在与媒体合作的前列，把自己所有的文物都变成了网红。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夜幕下的故宫博物院。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从博物馆从业者的角度来说，我肯定支持这些创新。假如博物馆收藏了一百多万件文物，我们在展厅里能看到的可能就只有一万件。经常办新展览的话，藏在库房里的展品就有机会出来露露脸。这对展品本身和公众普及都有好处。“文物热”导致了当前的“文博热”，但“文博热”背后也有其他方面的因素，资本在这个潮流中扮演了一定角色；此外，在今天“伟大复兴”的思路下，博物馆也是让我们发现伟大过去的基础。我们可以在“文物热”、“文博热”的潮流及其挑战之中，做一些积极的事情，利用好人类学、历史的知识，客观真实地介绍文物。Q：根据你的观察，大家是怎么逛博物馆的？A：大家去博物馆看文物，往往还是带着一种朝圣的心态，比如看看那些清宫秘藏的珍宝。这总体上来说是好事，毕竟大家眼界开阔了。短期来说，观众对博物馆文物的热情，有种马克思所说的“拜物教”成分，我们会人为地将这件物品抬升到很高的仰视角度，觉得真是了不得的稀世珍宝。但事实上大家还是不清楚这件东西如何生产、如何在历史长河中流变以及与生活脉络有怎样的关联。Q：这是不是我们的文博教育缺位所造成的现象？A：自2008、2009年以来，博物馆观众猛增之后，大家都想以吸引眼球或是猎奇的思路来炒作宣传，博物馆也希望通过渲染宝物有多厉害、谁曾经用过的讯息来吸引观众。《国家宝藏》这类文博节目对文物的故事作了前生后世的延伸，体现出他们对于猎奇的反思，以及走出对文物盲目崇拜的尝试。至于此类节目是改善还是加剧了我们的文物拜物教，短期内还不好说。但总体而言，这类节目在文物知识普及上很有功劳，也让工作人员和文物守卫者从幕后走到了前台。从我的立场来说，这类节目介绍和传播文物的方式还是可以改进的。把文物当成“宝物”，还是将其还原为一件“东西”，这两种叙事背后是对文物的两种不同态度。

文博节目《国家宝藏》第一季（2017）画面。

Q：你做文博科普，但似乎不怎么谈文物的“今生”，为什么这样做？A：文物的全称叫做“物质文化遗物”（Material cultural relics），意思是古代文化的遗存物。比如玉石，古代可能是当钱来用的，青铜器是当实用器皿来用的，如今这些物品都退出了使用的舞台。从实践意义上讲，这些文物已经不存在“今生”了。当然，它们的意义并没有消失，首先它们为我们了解古代生活提供了可能。其次，它们也提供了古典审美的标准。我们现在受到《国家宝藏》一类电视节目的影响，觉得不谈“今生”就不完整。其实大可不必，文物在历史中自有其脉络，有着自己的生命力。我们重建了它们在历史上的存在过程，就是对其今生价值的最大尊重。我对文物有敬畏之心，也愿意普及文物知识，更希望将文物作为讲述历史的载体来推向观众，而不是站在市场交易的立场上来推崇文物，避免过于强调文物的市场价值和稀缺性。逛博物馆，要避免“觅宝”的心理

Q：关于文物，博物馆应该告诉观众哪些信息？A：现在的博物馆开始习惯用文物讲一个故事。这种陈列方式越来越人性化了，如果说还有什么欠缺之处，就是这些故事缺乏更丰富的信息。博物馆里的文物信息一般都有名称、产地（来源）、年代，详细的可能还有铭文的释读等等。但是普通读者看了可能还是一头雾水。我们需要更多的场景展示，将文物还原到古代的日常生活当中。比如，玉器、青铜器不应该是不知所云的“礼器”，玉器是用于物质交换的媒介，青铜器是贵金属的来源，它们的实用价值或许与日后的铜质、纸质货币并无差别，是交换货物的凭证。书法和绘画，不仅是龙飞凤舞的艺术精品，而是人们向往超越世界的载体。对于创作者来说，每一样文物都在现实生活中占据着自己的位置。明晰了这些，我们或许就能在博物馆中收获更多的知识。Q：文物能够告诉我们的历史，和文字史籍上的有什么不一样？A：如果考古发掘出一块古代的墓志铭，铭文记载了一位文献上未见的古人的生平，那它可以为史籍补阙拾遗。但事实上文物能提供的信息，远远不止于此。比如，壁画能通过画面的形式把古代的事件、场景、人物关系、起居生活、日常陈设，一五一十地呈现出来，无论文献的描述多么详尽，都无法替代文物的这种作用。除了实物本身（比如冠冕、袍服等）能增进我们对历史情境的认识，今天通过科技手段分析实物内含的成分、结构等肉眼“看不见”的部分，也能够获得重要的信息。比如，通过分析青铜器的化学成分，我们可以知道铜矿料的产地，进而重建原料运输的历史。这些都是文物特有的价值。Q：博物馆里除了讲解员还有谁？你在上海博物馆都做些什么？A：我们过去没有专职的讲解员，都是由志愿者来讲解的。正式的博物馆工作人员都有专门的岗位，有些是技术岗位，比如给水排风，有些是研究岗位，比如研究玉器、家具。我本人是研究少数民族工艺的，比如苗族银器、白族蜡染、满族剪纸等等。我一部分时间在办公室写文章，另一部分时间则跑到这些民族地区，看看当地人怎么制作工艺品，怎么过生活。这样的工作方式和我的整体研究思路是高度一致的。我在办公室里看文献，在田野里调查文献记录的物品制造、使用情况。所以我眼中的文物都是活的，是参与日常生活的物品，而不是收藏者手中把玩的“宝贝”。

英语片《博物馆奇妙夜3》（Night at the Museum: Secret of the Tomb 2014）对博物馆的科幻想象。

Q：普通人逛博物馆，除了把展品当成古人遗物来了解，或者当成艺术品来欣赏，还有什么开脑洞的观看方式？A：普通观众去博物馆，当然首要任务是审美，欣赏古代工艺品的艺术价值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获得了相关的知识储备，就能够避免外行看热闹的情况了。我们知道，今天但凡在博物馆里有一件文物，可能在历史上会有成千上万件相同的制品。这不难理解——假设商代制作了一万件铜鼎，十万件玉器，其中经过三千多年的大浪淘沙，到今天差不多能留下一两件精品。每个宝贝后面都有一个庞大的生产体系。以这样的视角来解读博物馆里的宝贝，是挺好玩的一个角度。Q：怎样避免走马观花逛展览？A：去博物馆参观时，每个人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有的人看过的东西多一些，有的人少一些，大家的收获会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就是千万要避免“觅宝”的心理。我们在心里要时刻提醒自己，这些文物是“物质文化制品”，是古人用过的东西，但不是宝物、宝藏，不要去想它们在拍卖行里值多少钱。保持这种平常心，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和文物“平起平坐”，不因它是某个名人把玩过的器物而倍感崇敬，也不因其市场价格的高下而另眼相看。然后，开动我们对文物的想象力：看见一件文物，要能够想象到历史上消失的成千上万件同类制品，从想象中获得重建历史、透视历史的能力。我想，这种心态上的修正，是我们每个人去博物馆参观时最需要提前修炼的功课。 文博写作的禁忌：刻意强调、炒作文物的商品价值

Q：《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中介绍的文物是如何选择的？A：我的想法是，用一种文物对应一个时代。那么选择每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文物就可以了。如果找一个物质关键词来描述商周时代，那就是青铜器，唐代是茶叶和瓷器，宋代就挑山水画，元代就选园林，这些都是一个时代留给我们现代人最直观的标签。这虽然是一本小书，但里面有种贯彻始终的“经济学”思想：生产和消费是人类历史的最大推动力。在中国历史上，当中原和周边地区实现生产和消费的供需平衡时，王朝就会平稳发展；当这种平衡失调时，王朝就会经历危机。基于这样的思路，只要找到当时社会围绕其建立供需平衡的那种物质产品，或者这种产品的引申物品，就能很好把握这个时代的脉络了。Q：你的写作思路跟博物馆的陈列思路有什么不同？A：博物馆的陈列思路，是学历史的人做出来的，他们有一个特征是强调政治的因素。比如先谈论古代的官职如何，帝王生活是怎样，古代墓葬的方式等等。过去的博物馆陈列和历史研究的侧重点，是透过帝王将相、王公贵族的遗物来了解古代生活，因为平民留下的东西往往不足以撑起一个展览。我是学人类学的。人类学有一个特征：不论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在我们眼中都是古代人；不论九五之尊还是平民百姓，在我们看来都是人类。我们理解历史发展时，不是单从政治角度出发，而是更强调经济交换的角度。人类学有一个很强烈的诉求，就是要研究一个社会赖以生存，文化得以延续的因素。简单来说，就是“生计方式”，或者叫经济类型——靠什么吃饭，如何谋生。游牧是草原部落的谋生方式，山区人靠狩猎、采蘑菇和松茸为生。经济生产和物质交换的角度，是我们看待古代文化和历史文物的第一视角。Q：你以人类学家自居，写历史也比较有讲故事的感觉。考古学、历史学和人类学分别对你的写作有哪些方法论上的影响？

《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作者: 张光直，版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年3月，图片为重版书封。简体版另有1999年版。

A：我与人类学的缘分，要追溯到高二时看的第一本人类学著作，张光直先生的《中国考古学论文集》，此后就对考古人类学非常有兴趣。当时我还不确切知道有人类学这个专业。后来因为色弱，没法报考古专业，大学就进了历史系，我觉得历史是和考古最接近的专业。大一第二学期的时候，我看了《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这本书，这本听起来一点都不酷炫的国内教材，让我发现了新大陆和未来的方向。后来我一直把人类学作为研究目标。把人类学和历史结合起来，对我搞文物研究有很大影响。我认为古代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不是单薄苍白的，它们本身就是一种记录文献，而且还有众多实物证据可以佐证。实物证据可以检验那些自古流传的故事的可信度，如果我们能够发现文物背后的故事，也就给文物找到了历史脉络中的位置。这两个因素互相对质、碰撞、融合，就可能产生种种意外和惊喜。中国的大部分人类学家都在大学教书。还有少部分像我一样在博物馆里工作，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等等。在国外，人类学家从事的工作就多了，有的当模特、有的担任世界银行行长。这些都是我努力的目标。Q：如今很多学科都强调透过物质本身来建构历史，也强调人是怎么编织到物的环境里。比如法国社会学家拉图尔 (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 （actornetwork-theory, 英文缩写 ANT），强调人与非人因素在事物的发展变化和连结互动中扮演了同样重要的角色。你是否受到西方物质研究转向的影响？A：人类学毕竟是从西方引进到国内的，西方从物质角度书写历史的书很多，比如《香气的历史》《臭气的历史》《垃圾的历史》等等。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人类学家、社会学家。STS（科学、技术与社会）巴黎学派的创立者。现为巴黎政治学院教授。

我是国内比较早关注到拉图尔的读者之一。他早期研究巴黎地铁，将其作为现代物质生活的对象来描述，《我们从未现代过》等著作关注物质生活史。现代生活物品比如iPhone，被消费主义包装成全新的消费卖点，但在整个人类发展过程中已有类似的东西。我在做节目时曾调侃，当一百年后的考古学家考察21世纪时，iPhone很可能就是人们收藏在博物馆里的珍品了，集齐iPhone1到iPhone X也会是非常难以完成的事情，就像我们今天搜集汉代的金缕玉衣一样。今天博物馆里的留声机是当年最新科技的产品，今天也是老古董了。

《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作者: 【法】 布鲁诺·拉图尔，译者: 刘鹏 安涅思，版本: 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

我们现在对中西文化交流有一些误解，认为某些想法是东方或西方固有的。其实，在今天这个信息流动频繁的时代，我们都本着信息共享的出发点来认识世界。所以，“物质文化研究”应该是今天及未来人文学科的重要方向，是大势所趋，是否要加上某个前缀，这就是个人选择了。Q：普通观众和读者接触文物时，往往仰赖专家的权威解释，这背后存在一种信息不对称。一些知识付费平台和文博科普写作者提供了某种或碎片化的知识快消品，但此类“极简史”对于文物及历史的讲述却未必严谨。对于一个爱惜羽毛的写作者而言，你觉得文博写作存在哪些危险？A：我对此也感到紧张，经常有读者过来批评我，比如我说玉器在古代并非珍宝而是很普遍的东西，知乎上就有读者要求我拿出硬证据，比如玉器上是否刻着面值或票面。我说这拿不出来证据，只能根据古人使用玉器的方法，用人类学的想象来做合理推测。现在有种考古研究理路称作“后过程主义考古学”，通过玉器出土时的场景来推测其使用方式。比如我们发现玉器在出土一刹那的摆放，很像我们今天撒纸钱和祭拜先人时摆放烧纸钱的位置。不仅王公贵族，普通老百姓也将贝壳或石璧（跟玉璧一样的形状，但是以更为廉价的石头所制）摆放在相同的墓地位置。五千年前的中国人和今天的中国人祭拜祖先的方式可能是一致的。就像今天普通人祭拜祖先时可能烧冥币，而土豪可能就烧真金白银的纸币。当然，我也尊重读者有不同的看法，可能大家的脑洞没这么大。另外，对文博写作而言，只要不哗众取宠，刻意强调、炒作文物的商品价值，在主题方面都可以尝试。只要恪守热爱文物的底线，本着这是全人类共享的物质财富，而非一人、一家博物馆的私藏，心中就不会有那么多自设的条条框框了。Q：最后，能向我们推荐几本文博著作吗？A：我推荐上海大学历史系徐坚教授的《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和《名山：作为思想史的早期中国博物馆史》，还有大英博物馆馆长尼尔·麦格雷戈主编的全三册的《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

《名山: 作为思想史的早期中国博物馆史》（作者: 徐坚；版本: 科学出版社 2016年10月）与《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全3册）》（作者: 【英】 尼尔·麦格雷戈；译者: 余燕；版本: 新星出版社 2014年1月）书封。

很多朋友都觉得去博物馆常常遇到许多看不懂的地方，其实，就像任何领域的学习过程一样，必要的预习和及时的复习工作，都能让我们事半功倍。那么通过一些普及型的阅读，将使我们对文物热情提升到更高的层面。

作者：董牧孜

编辑：徐悦东 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