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媒体的那些年》之四：自己选择的路跪着也要走完
【四】自己选择的路跪着也要走完
2002年2月底，我带着老爸老妈给的500元生活费，坐了一个半小时的班车，再一次来到乌鲁木齐市，找机会圆自己的记者梦想。
多年后的某一天，看到郭德纲三进北京的经历，深有同感。虽然没有他那么大起大落，但是，我想我们当时的心境应该是一样的。
来的路上，我一直默默地念着一句话：“弯弓没有回头箭，要么射天狼，要么折戟沉沙。”
窗外，两排高大的白杨树疾速后退，太阳从正南照过来，给莫名的悲壮笼上一层暖意。
1、骗子给我赔了两块钱
当时还没有北郊客运站，往返于木垒、奇台、吉木萨尔、阜康和米泉等地的车辆，都停靠在101路公交车“二毛”站附近的客运站。
很多人挟裹着我从班车涌下，缓慢地移动到马路对面，乘坐101路公交车，各奔东西。
突然，一个手帕小包从一个男人的外衣口袋掉出，一叠“老人头”赫然露出。我刚准备喊那个掉钱的人，眼前猛地闪过了一个黑影。
另一个男人迅速上前捡起了钱，对我做了一个“别吭声”的手势：“哥们，来，这边走。”说着，把我拉到附近一个偏僻的小巷里。
“这包钱少说有一万块钱，见者有份，咱俩一人一半……”话还没说完，他的脸色就变了。
只见刚才丢钱的男子哭丧着脸、顶着一脑门子汗跑过来：“两位大哥，你们看没看见一个手帕，里面有一万块钱呢！我去克拉玛依订货，如果公司货款丢了，我就死定了！”
“捡钱男”给我使了个眼色：“我俩没有看见！”
“丢钱男”一脸怀疑：“你们俩都把钱包拿出来，如果谁捡了不还，我马上就报警！”
“捡钱男”立刻从口袋里掏出钱包：“你看，就两百块！”说完，两人同时看向我。我也掏出钱包：“就这五百块，不是你的一万块！”
就在这时，“捡钱男”和“丢钱男”对视了一眼。
“丢钱男”说：“你们谁能跟我去公司作个证，证明这笔钱确实是我丢的，求求你们了。”
“捡钱男”自告奋勇地说：“我跟你去！”
随后，“捡钱男”把我拉到一边：“这钱你先拿着，要不，我过去作证肯定被抓个现形。你先坐车到红山等我，到那里我们再分钱。”
我拒绝了，但”捡钱男“执意要把钱塞给我。
我的直觉清楚地告诉我，这两人是一伙的。
果不其然，他接着说：”你要是拿着一万块跑了怎么办？你得把你的五百块钱押给我。“
一拉一扯中，包的拉链被“捡钱男”拉坏了。
我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不赔钱别想走！”
“捡钱男”显然没遇到这种事，一脸歉意，从口袋里掏出两块钱：“你去换条拉链还能用。”
等我坐上公交车，只见两个人躲在不起眼的角落里，眼睛打量着从班车上下来的每一位乘客，时而窃窃私语，寻找新的猎物。
2、传呼机被淘汰的前夜
在高中同学的帮助下，我在乌鲁木齐市幸福路找了一间出租屋，但说好同租的两个人迟迟未来，交了房租后，我只剩下250块钱。
夜晚，我惆怅地站在漆黑的楼道，早春依然冰凉的穿堂风迎面扑来，我不禁打了个寒颤，忽然觉得自已就像剩下的那“二百五”。
为了省钱，我每隔3天才买一份报纸，因为招聘信息是3天一换。我把信息再三筛选，找到最适合的工作才去打电话联系和乘车面试。
当时，我的通讯设备就是一部传呼机，这是我在2001年买的，一是方便家里可以找到我，二是方便去应聘的公司和我保持联系。
当年的传呼机几乎人手一部，就像今天的
如果有人要找我，就用固定电话给传呼台打电话，话务员将对方的信息录入电脑，通过信号发射机把内容发送到我的传呼机上，我收到讯息后，就可以找个公用电话回过去。
通讯不便的年代，传呼机提高了找人效率。
最早，传呼机是数字显示的，常用语都有固定的代码，随传呼机会配一个代码表，查询之后才明白对方呼你的意思，非常不便。
后来，传呼机有了中文字幕，大家叫它“汉显”，不仅可以显示呼叫者留下的信息，还可以显示天气预报和股票信息等公众信息。
即便如此，有手机的人也还是越来越多。
这一年，手机发展开始加速度——1月，中国模拟移动通信网全面关闭，中国移动通信进入数字时代；4月，中国联通CDMA正式运营；5月，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正式挂牌成立。
传呼机，注定会成为一种时代的产物。
找工作的第7天，我收到了先格广告公司打来的传呼。复机时，对方通知我第二天上班。
永远心怀希望，新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3、哭着吃完一碗牛肉面
不幸中的万幸是我找到了工作，万幸中的不幸是出租屋距离单位实在太远，出租屋在幸福路，单位在医学院附近，一南一北。
每天早晨，我必须乘44路公交车坐5站到南门，再乘1路公交车坐8站到医学院。
然而，兜里的钱撑不到发薪水的日子，我干脆每天步行30分钟到南门，再乘公交车去上班，下班也是坐车到南门，再走回来。
中午，我连3块钱的牛肉面都不敢去吃，常常只吃一个5毛钱的烧饼，晚上回到出租屋，也是一个白馍馍夹点豆腐乳就对付了。
这种不正常的生活状态使我日益地面黄饥瘦起来，1米8的个子，体重才60公斤。
先格广告公司主打户外广告，没业务时，都出去跑业务，有业务时，要做好测量广告牌面积、确定内容和联系喷绘等服务工作。
有一次，公司接了个康师傅公司的活，就是免费给商家做相同的广告牌，但是，牌上必须有康师傅的广告。尽管这种方式已经很普及，但在当时，这种方式还有很有想法的。
经理杨铭带着大家要测量几十家商户的广告牌，到了中午时分，他请大家吃了一顿大盘鸡，这下，我终于美美地打了一次牙祭。
那天中午，我和经理杨铭、副经理丁海东、客户代表郭小伟、一个叫张淑红的大姐，坐在饭馆门口的桌子前大快朵颐，地上是斑驳的阳光，街边音响里朴树轻轻唱《那些花儿》：
有些故事还没讲完
那就算了吧
那些心情在岁月中
已经难辨真假
如今这里荒草丛生
没有了鲜花
好在曾经拥有你们的春秋和冬夏
……
一转眼18年过去了，我刚踏上社会的人生导师们，如今你们都被风吹散在哪个角落呢？
一顿饕餮大餐只能暂时解馋，吃完就没了，更多的时候，我还要继续和饥饿去斗争。
那时，幸福电影院对面有一家牛肉面馆。我每次经过，靠窗的座位都有人在吃面，有时是清汤牛肉面，有时是干拌牛肉面，而我，也只是偷偷地看一眼就快步地走过，怕不争气的肚子会在某一时刻不合时宜地响起。
一碗清汤牛肉面在当时也是一种奢望
就在我吃完最后一袋方便面的第二天，我终于从公司财务处领到了400元底薪。
拿着四张百元大钞，我底气十足地走进那家牛肉面馆，一碗清汤牛肉面撑满了我贫瘠的胃，那种温暖令我眼含热泪、浑身颤栗。
那以后，我吃过无数碗牛肉面，可再也没有哪一碗清汤牛肉面让人如此刻骨铭心。
4、查暂住证时狼狈逃窜
由于性格上的缺陷，我的业绩始终没起色，我不想再浪费时间，就和公司友好分手。
之后，我在一家化妆品公司做过文案，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客户代表，在一家文化传播公司做过创意。最落寞的时候，还在友好附近发过小广告，给一家美容院当过一天的卡托，我内心特别希望每个人都能拒绝我。
为了节省房租，我搬到同学租住在克拉玛依东路一个叫做石家园子的城乡结合部。
低廉的房租固然令人愉快，可拖着瘪瘪的肚皮行走在卖各色小吃的街巷，就实在有点儿不爽。尽管它们是如此地便宜，小笼包1元2个，牛肉面2块5，土豆丝拌面4元……
生活上的困难暂时可以忍受，可是，精神上的突然紧张却令人心跳加速、惊心动魂。
那时，我和同学手头都拮据得厉害，哪有余钱办理暂住证？可民警查暂住证却是隔三差五，我们不得不和他们“打游击”。听对门的服务生说，楼上有人被抓到，直接被拘留了。
一天傍晚，我和同学都在出租屋，突然听到门外有人大喊“查暂住证了”，慌乱之中，我急中生智：“我把你锁在屋里，我出去躲躲。”
我刚把门锁好，就看到有民警走过来，躲是躲不开了，正和他们打了个照面。
民警说：“你在这里干吗？”
我低着头快步走过：“来找朋友，他不在家。”
民警突然问：“哎，你有暂住证吗？”
我没有回答，低着头就往楼下跑，后面马上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我跑得更快了。
外面正下着倾盆大雨，我一头扎进了雨中。
甩掉了追赶的民警，我忽然想起一个前同事郝瑞峰住在阿勒泰路的附近。就冒着大雨走了半个多小时，赶到他那里去借宿一宿。
在雨中，我发现人在最苦难的时候真的需要经历这样一场雨，哪怕是嚎啕大哭，也不会有人听到，更不会有人看到你的泪水。
那段时间，生活失去了方向，我只能为了生计四处奔波，身不由己。什么理想，什么目标，统统都抛到九宵云外，日子苍白绝望。
直到那一天，我坐在西大桥桥头看报纸上的招聘信息，周围的行人匆匆而过，每个人的节奏都很快，我感觉自已被生活遗弃了。
正在这时，我看到班里的学习委员、已经在《都市消费晨报》当记者的马彦芳外出采访，两人匆匆打了个照面，各奔东西。
我突然想起做记者那脆弱而又珍贵的梦想。
多年后，我看到威尔·史密斯主演的电影《当幸福来敲门》，其中有这样一句台词：“如果你有理想的话，就要去努力实现。”
很多人在这部电影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我能清楚地感觉到，看似一无所有的我，内心有一个蠢蠢欲动的梦想，我以为早已经把它放下了，可是，它却始终在我心里挣扎。
我知道，这是我最后的倔强。
2002年5月的一天，《乌鲁木齐晚报》专刊部招聘采编人员，我想是时候重新开始了，可是，我还能继续开始自已的记者梦吗？
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围观《我在媒体的那些年》之五：你是不是暗访的报道看多了？
作者简介：
姚成80后，生于天山，长于天池，现居梨城。2001年进入媒体行业，在《新疆经济报》《都市消费晨报》和《巴音郭楞日报》等媒体任记者、编辑、首席记者和新闻评论员。
新闻从业17年，发表新闻作品累计五百余万字，获得各类新闻奖项若干，闲暇之余，创作有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和歌曲等作品若干。
敬请关注，我将从另一个视角为你打开一个与众不同的纷繁世界，这里有你想听的故事，有你的生活和影子，也有你不了解的世相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