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作为“中国现代小说之父” 与传统相比他的小说有何创新？

中国现代小说是从鲁迅的第三篇小说《狂人日记》开始的。他的第一篇小说《斯巴达之魂》和第二篇小说《怀旧》，虽然具有一些新特色，但毕竟是由旧到新的过渡时期的产物。《狂人日记》才真正开了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先河。

鲁迅所处的时代，是一切都要求革新的时代。他在小说创作中，“不为常俗所囿”， 把改变“旧传统”和创造“新的文艺”结合起来，把“取材异域”和“自出新裁”融汇一炉，为我国现代小说的创作开拓出一条新路。总体而言，与传统小说相比，他的小说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改变传统小说的思想内容，主张小说创作“为人生”并改良人生；

2、改变传统的“情节小说”的模式，而致力于创造“性格小说”，以人物性格作为叙事驱动力，改变了传统小说的结构形式；

3、改变重在描写外在动作的传统手法，而重在开掘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显示人物的灵魂；

4、把西方象征主义手法引进中国现代小说创作领域中，丰富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表现手法。

我将从以上四个方面出发，说说鲁迅小说的创新之处。

01 改变传统小说的思想内容，主张小说创作应“为人生”并改良人生

鲁迅强调“文学革新”，必须先有“思想革新”。他的小说正是对传统小说的思想的彻底革新。他在谈到传统小说创作的目的时说：

“俗文之兴，当由二端，一为娱心，一为劝善，而尤以劝善为大宗”。

不仅唐之“俗文”是如此，宋之“话本”、明之“拟话本”都是如此，它们是“主在娱心，而杂以惩劝。”（按：它们都是传统白话小说。）

传统的白话小说，虽然也触及到许多社会问题，但其为了“娱心”，就不能不在作品中掺杂一些为小市民所欣赏的低级趣味，而为了“劝善”，又不能不塞进一些小市民的甚至封建的道德说教。

尽管这些作品也反映了现实社会一些重大问题，但却不能触及社会制度，而往往把某些悲剧归结为个人的偶然的原因。

比如宋话本中写冤案的《错斩崔宁》，最后却把造成悲剧的原因归结为“只因戏语酿灾危”，劝人“颦笑之间，最宜谨慎”。明拟话本中写妇女命运的《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最后却让金玉奴改变社会地位，有了美满团圆的结局。

同样写妇女命运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作者这样评述道：

“孙富谋夺美色，轻掷千金，固非良士，李甲不识十娘一片苦心，碌碌蠢才，无足道者。独谓十娘千古女侠，岂不能觅一佳侣，共跨秦楼之凤，乃错认李公子，明珠美玉，投于盲人，以致恩变为仇，万种恩情，化为流水，深可惜也。”

显然，他把悲剧根源归结为杜十娘偶然看错了人。

还有《警世通言》中暴露科举制度弊病的《老门生三世报恩》，写白发苍苍的鲜于同终于在科举道路上取得了成功，并未彻底否定科举制度。

这些作品，虽有反封建意义，却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彻底反封建的问题。鲁迅写小说的目的，根本不同于传统的白话小说。他主张小说创作“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他“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这是鲁迅创作小说的根本指导思想。

他的小说，既不是供人消闲，也不是为了“劝善”，而是为了打破对旧的社会制度的幻想，唤醒人们起来打破这“铁屋子”。他在小说中所提出的，是彻底反封建的问题。即不是细枝末节地暴露封建社会的某些弊病，而是完全否定整个的封建制度。

《狂人日记》描写了狂人的悲剧，这一悲剧的深刻性，在于揭示了封建社会存在一个可怖的“网”，在这张“网”中，无论男女老幼尊卑贵贱，都有被“吃”的可能。

鲁迅揭示了封建礼教以至整个封建制度“吃人”的本质，指出了狂人悲剧的根源在于社会制度，要避免被吃的命运，只有摧毁这张“网”，铲除封建礼教及其所赖以产生的封建制度。

与《狂人日记》相比较，《祝福》中祥林嫂的悲剧，是把封建社会这张吃人的“网”具体化了。祥林嫂从鲁四老爷夫妇、婆婆、同族大伯、柳妈、冷酷的听众那里所承受的精神折磨，使她不堪忍受，终于导致了她的死亡。这种种精神折磨来自封建礼教。

所以，在《祝福》中所描写的种种人与人的关系，其实，也是一个吃人的“网”，而封建礼教则是“网”上的纲。导致祥林嫂死亡的诸多原因归结为一点，那就是封建礼教吃人。祥林嫂一生，无论怎样挣扎，始终未能逃离这吃人的“网”，其可怖也在这里。

在彻底反封建这一点上，这是《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篇所不能比拟的。

传统的小说虽也写到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但是，农民在精神上被腐蚀这一方面，却未很好地表现过。鲁迅的《阿Q正传》在这方面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鲁迅通过阿Q的悲剧命运，不仅表现了农民在经济上受剥削、在政治上受压迫的严酷事实，而且深刻地表现了农民在精神上被腐蚀的可怕现状，并把这三者结合起来，从而说明农民要解除经济上政治上的枷锁，首先要解除精神上的枷锁，不解除精神上的枷锁，经济上政治上的解放是毫无希望的。

鲁迅深刻地研究了现实与历史，发现了封建制度“吃人”的本质，这是一种全新的、重要的发现。而且为了思想启蒙的目的，鲁迅寻找中国社会的病根，终于发现了“精神胜利法”在窒息国民的革命精神，这又是一种全新的、重要的发现。

可以这样说，鲁迅的小说，几乎每篇都是在对于生活有了新的发现之后，才进入创作的，因而他小说的内容可以说是全新的。

02 改变了传统“情节小说”的模式，而致力于创造“性格小说”，以人物性格作为叙事驱动力，改变了传统小说的结构形式

传统小说特别注重情节的编织，很少着力于人物的描写。宋以来的话本，基本上都属于“情节小说”。当然，这也与话本的创作条件分不开。因为“说话”是在茶楼酒肆进行的，它必须以生动的情节来吸引听众。

这种小说的长处是：情节曲折起伏，引人入胜；便于口头讲述，便于记忆和流传。其短处是：只注意纵的情节发展，削弱了横的生活场景的精细描绘和人物性格的刻画，从而削弱了文艺反映生活的职能。

鲁迅正是鉴于“情节小说”的短处，从不编造曲折离奇的故事，从不安排巧合过多的情韦，甚至也不要求情节的连贯，在作品中有跳跃，有省略，有穿插，有抒情，有议论，有点趋向于散文化，但其艺术焦点却始终集中在人物性格上。它们不是散文，而是散文化的小说。准确地说，它们是“性格小说”。

鲁迅是为改造“人生”而创作的，他特别注重真实地描写当时的社会关系，特别注重写人，写人的性格和心灵。当然，鲁迅的小说也有简单的情节安排，但它是次要的，是从属于人物性格刻画的。

比如《故乡》的情节就相当简单，但其艺术构思的焦点，不是在于情节，而是在于人物性格。作者为了凸现杨二嫂、闰土这两个主要人物人物性格，把片断的场景、动人的镜头巧妙地剪辑、组合，运用对比、反衬、烘托、双关等艺术手段，使艺术构思与人物刻画溶于一炉，浑然一体。

由于鲁迅突破了传统的“情节小说”的框框，也就带来了小说结构形式上的一系列变化。

第一，改变了传统的以外在矛盾冲突为贯串线的结构形式。

传统小说，往往有着外在的对立面的冲突，以矛盾的提出、发展、解决为贯串线。但鲁迅就不这样安排。如《故乡》很难讲它有什么外在的对立面的冲突；《白光》更是只有一个人物，更谈不上外在的对立面的冲突。

当然，鲁迅的作品也不是没有矛盾冲突，而是更着眼于人物内在的心理冲突，通过心理冲突来刻画人物性格。《白光》这种只有一个人物的小说，在传统小说中是根本没有的。这种小说只有抓住了人物内心冲突的线索，才能组织起来。

第二，改变了传统的有头有尾的结构形式。

传统小说往往一条情节线索贯串下来，各个人物的结局交代得清清楚楚，并常常以“大团圆”作结。《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明明是个悲剧，却人为地以大团圆的喜剧结尾。

鲁迅则打破了这种有头有尾的形式。如《祝福》假使按照有头有尾的结构形式，则应该这样写：祥林嫂由父母包办出嫁；夫死；逃出；在鲁家做工；被卖，第二个丈夫死；守寡；儿子被狼吃掉，又被族大伯赶出；再来鲁家做工；捐门槛；沦为乞丐；悲惨死去。

这样写篇幅势必拉长，而且不能突出地显示祥林嫂悲剧性格的深刻性。鲁迅则是选择地写了几个生活片断，集中反映出祥林嫂的悲剧命运。

鲁迅写小说始终着眼于人物性格，他是以性格为纲来组织作品的结构，而不是以情节为纲来组织作品的结构。如《孔乙己》只写了“偷书窃书论”与“吃茴香豆”两个场面，就把孔乙己的性格表现出来。

鲁迅作品的独创之处在于，作品虽结束了但矛盾还在继续。他所追求的艺术效果不是读者精神上的安慰与满足，而是读者更深沉的思索。

第三，改变了按时间顺序安排结构的形式。

传统小说往往是按时间的顺序来安排作品的结构。但鲁迅作品的结构比较自由，可以大幅度地跳跃，也可以任意地穿插。

例如《故乡》、《祝福》写的是一些日常生活场景，并不按时间顺序安排，而是运用倒叙、补叙、追叙、插叙的办法来组织的。场面与场面之间，设置一些环扣来衔接，这种环扣，或是人物的语言，或是某一物件，或是某种音响，转折自然，前后呼应，把时间上不相衔接、情节上不相连贯的一系列生活图景，巧妙地编织成一幅生活图卷。

鲁迅并不是照搬生活原型，而是将生活原型打破、揉碎、捏合而成为高级艺术品，这是一种更为高级的现实主义艺术手法。

第四，鲁迅改变了传统以纵剖面为主的结构形式。

传统小说着重于纵剖面，而鲁迅作品的结构则往往着重于横切面，他特别注意描绘生活的场景。如《药》、《示众》、《离婚》、《风波》等篇。

如果《药》不是着重于刑场情景、茶馆情景、坟场情景的描绘，而只是从纵的方面叙述用人血馒头治病的故事，那么这篇作品将大为逊色。

第五，改变了传统以第三人称叙述的写作形式。

传统小说大都是以第三人称来叙述故事，而鲁迅喜欢用第一人称写作，而且多半是采取回忆录的形式。透过“我”的眼睛、行动、思想、感觉去参与、去感受、去反映展开的事件和其他的人物。其好处是不仅更显得真实，而且便于加强作品的抒情色彩，以烘托人物的性格。

《一件小事》所写的人力车夫因为“我”的烘托而愈显得高大。《故乡》和《伤逝》，如果不是采取第一人称的写法，就不会写得如此深沉，如此具有抒情诗的色彩。

鲁迅小说的结构，不依赖情节上的贯串线来组织，不追求外在的结构，而追求一种内在的结构。这种内在的结构，不是情节发展的时间顺序，而是人物性格发展的逐渐展现、丰满、完成的逻辑顺序。人物性格发展的脉络，是作品结构的真正支架。

鲁迅小说近于散文化，它像精美的散文一样，似散非散，散而有神。尽管作品是铺开来写，但又有其艺术焦点，其艺术焦点在于人物性格。

03 改变重在描写外在动作的传统手法，而重在开掘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显示人物的灵魂

传统小说是重在描写人物的外在动作，虽然有时也写人物心理，但也往往是通过人物动作来体现，人物心理描写并不放在很重要的地位。鲁迅的小说比传统小说更为深化了，这种深化的重要表现，就是对人物的内心世界开掘得更深了，对人物的灵魂显示得更深了。

他塑造阿Q这一典型，就是致力于“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鲁迅采用了多种多样的近似意识流手法，揭示人物内心世界。主要有如下几种手法：

1、揭示人物意识流动的轨迹。

在人物意识中，时间和场景不断变化，跳跃性很大，表现人物内心激烈的思想活动。

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一会儿思索眼前的事情，一会儿思索二十年或三十年前发生的事情，一会儿思索几千年发生的事情；一会儿出现城里的情景，一会儿出现农村的情景，一会儿出现街上的情景，一会儿又出现家里的情景。

这很符合一个狂人的特殊心理，通过狂人这种特殊心理，把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城镇与乡村，过去、现在与未来，都表现出来了，扩大了对现实和历史的概括面。

2、在人物的意识中，有着奇崛的联想。

例如在狂人看来，碗中的蒸鱼，张着嘴，似乎想吃人。又如阿Q在被绑赴刑场时，那些麻木的、喝彩的观众的眼睛，使阿Q联想到饿狼又凶又怯的眼睛，这些眼睛连成一气，在咬他的灵魂。这些描写，揭示了人物在特殊场景中的特殊心理。

3、在人物意识中，常出现错觉和幻象。

例如在《白光》中，陈士成落第归来，一句话在他耳边响着：“这回又完了，”他大吃一惊，以为是别人讲的，回头去看，却又没有什么人。他忽然又听到死去的祖母在他耳边说“左弯右弯”。

他根据这声音的启示去挖财宝，却挖出了死人的头骨，那烂头颅又“笑吟吟的显出笑影”。这些描写，揭示了这个名利熏心的知识分子由于落第而神经失常的心理状态。

4、在人物意识中，各种不同景象迭印在一起，或者各种毫不相干的思绪杂乱地联结在一起。

如《风波》中的七斤在一场风波中，脑海里充满了各种毫不相干的思绪：

“辫子呢辫子？丈八蛇矛。一代不如一代!皇帝坐龙庭。破的碗须上城里去钉好。谁能抵拦他？书上一条一条写着。入娘的!……”

托出了七斤那种又急又愁、又悔又恨、又恐惧又恼怒的混乱心理状态。

5、梦境在人物意识中的重现。

例如在《兄弟》中，描写张沛君酒醒后，他毒打侄儿的梦境顽强地出现在意识中，揭示了他内心的隐秘，表现了他自私、残忍而又虚伪的性格。

又如阿Q在革命起来之后，喝了一通酒，回土谷祠做了一通美梦，表现了他对革命的向往和他关于革命的理念活动。

鲁迅运用种种揭示人物心理的表现手法是为了塑造人物性格，展示人物的灵魂。此后，国内的小说创作对人物性格塑造，始终是文学创作的中心问题。

当然，鲁迅重视运用种种心理表现手法，对人物内心世界进行揭示，并不排斥他对人物语言、行动和外界环境的描写，而是结合起来不仅写了人物做什么、怎么做，而且写了人物想什么、怎么想，这正是鲁迅的创造。

04 把西方象征主义手法引进中国现代小说创作领域中，丰富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表现手法

传统的小说有着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传统，作者们运用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艺术手法创作了许多优秀的短篇小说。而鲁迅在小说创作中率先引入西方的象征主义艺术手法，使小说面貌为之一新。

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是一篇采用象征主义手法写成的小说。狂人既是一个发狂的狂人形象，又是一个清醒的反封建战士形象。

那么，“发狂”与“清醒”、狂者的特征与战士的本质，怎么能统一在同一形象上呢？这是和作者处理这一形象所采取的独特的象征主义艺术手法分不开的。

鲁迅说这篇小说“格式的特别”，指的就是这种同传统小说的手法迥异的象征主义手法。“狂人”是一个真正的疯子，其一言一行，无不带有狂者的特征：

就其遭遇看，是受迫害而发狂；就其思维逻辑看，是跳跃的，甚至是混乱的，不大符合正常人的推理规律；就其心理状态看，是疑虑重重，焦躁不安的，甚至常有某种幻觉；就其语言看，“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就其行动看，是奇特诡秘的，对外界的刺激反映敏感，异于常人。

但他又不是普通狂人，由于作者采取了象征主义的手法来处理，使得这一形象具有二重色彩。本来，狂人与反封建战士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但二者却又有某些相似之处。例如受迫害，多疑，思想、言论、行动奇特等等。

鲁迅正是抓住了二者相似之处，运用象征主义手法，通过联想把这两方面沟通起来，使人物成为一个完整统一的有独特色彩的形象。他既是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狂人，又是一个真正的反封建战士。

或者可以说，狂人形象曲折地表现了那些反封建战士的本质，揭露了封建伦理制度的罪恶，歌颂了反封建战士的斗争精神。

如果鲁迅仅仅运用现实主义手法或浪漫主义手法写一个普通的狂人，那么这一形象便不会具有这么高的典型意义，作品的主题思想也不会这么深刻。

从《长明灯》也可以看出，鲁迅采取象征主义手法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效果。《长明灯》的矛盾冲突是围绕着吉光屯一盏长明灯展开的。

疯子要吹熄这盏灯，吹熄了这盏灯便不会有“三头六臂”、“三只眼睛”、“半个的头”等牛鬼蛇神和蝗虫的灾害，而郭老娃等要维护这盏灯，他们为此把庙门关起来，不让疯子进去，并且要迫害疯子。

疯子大叫“我放火”，其狂热的眼光，在地上，在空中，在人身上，仿佛要寻找火种。于是，郭老娃等便把疯子囚禁起来。

作品所描写的“吉光屯”、 “长明灯”、“疯子”、“放火”、“火种”等，莫不带有二重性，既是现实的，又是象征的。特别是结尾，关在黑屋子里的疯子勇猛地叫喊“我放火”，黑屋子外面的孩子乐观地唱着儿歌，“放火”的呐喊与儿歌汇成一曲战斗的乐观的交响曲，蕴含着深刻的哲理的意义。

像《狂人日记》、《长明灯》这样的作品，鲁迅采用象征主义的手法，对历史和现实作了广泛的哲理的概括。

《药》对华、夏两家的描写，对病人膏育的病人的描写，对“药”的描写，对刑场和坟地的描写，对花圈的描写，也莫不带着二重性，都是现实性和象征性的交织。

总之，鲁迅的小说，不仅继承了我国短篇小说的优良传统，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而且又“改变”了传统，表现了大胆的创新精神。

从内容上，“改变”了传统的思想，不仅题材大大地扩大了，而且把反封建的精神提到了一个崭新的思想高度；从艺术上，“改变”了传统的形式和手法，为了表现新的内容，从多方面汲取养料，特别是从“异域”汲取养料，进行了独特的创造，使我国现代小说形式更加多样，手法更为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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