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击痛点》重磅文章：直击基层治理十大靶点！（连载之三）

靶点六：庸懒干部

基层治理之难，难在调动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创造性。当前，一些地方存在少数庸懒怠惰的干部，《半月谈》刊载的《实职改虚职，二线变离线》《“二传手”干部恶化基层政治生态》《“四类”干部有市场，庸政懒政新抬头》等报道，正是给他们描了速画像。

决策推给上级，责任推给下级，“二传手”干部令基层干部群众“印象深刻”。最近，半月谈记者又了解到一起案例。2016年3月，中部某市卫计部门在直属事业单位录用人员名单公示期间，收到拟聘用人员丁某因道德败坏被开除党籍、不符合聘用条件的实名举报后，相关领导不仔细调查，均只担当“二传手”，一层层签批“同意”，丁某一路绿灯。事发后，当地纪委分别给予卫计部门分管领导、用人单位分管干部人事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党内警告处分。

受访干部认为，“二传手”干部“有任务，布置一下;有会议，传达一下;有事情，上报一下;有问题，推脱一下”的“四大绝招”，是庸政懒政的典型表现。

“佛系”干部也是近来新出现的庸懒干部新变种。“我又不求升职加薪，也不贪不占，只要能平平安安上班，安安静静下班，就算我‘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谁又能奈我何?”这是湖南某镇综治办禁毒专干王某的上班心态。

深入调查发现，王某作为负责禁毒数据录入、资料收集、档案整理等工作的禁毒专干，因为办事拖拉，工作失职，给该镇禁毒工作带来不良影响。王某说，既然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就干脆什么都不想干了。

半月谈记者还发现，“推手式”“摆拍式”“等上岸”等诸多形式的不作为、慢作为、假作为干部，正在产生“溢出效应”，波及其他无辜干部，影响干群关系，带来基层治理生态恶化的深层次风险，亟待加强治理。

当下的考评指标往往大而化之，“有为”与“无为”界限模糊。专家建议，在民主测评、述职报告等传统考核形式外，应当探索与干部实际工作情况挂钩的灵活考核新办法，让考核覆盖到每一寸“模糊空间”。

要扩大考评参与面，突出惩戒机制。年终民主评议不少流于形式，考核方式一般以静态考核和组织部门专项考核为主，应进一步推进评议全过程多元参与，把老百姓的口碑引入评议机制，在考核结果运用方面，突出惩戒的实际效果。

此外，还应营造良好执行环境，加强正向激励，在干部选拔任用时，加强对担当的考核权重，让想干事、能干事、敢担当的优秀干部脱颖而出。

靶点七：典型速成

一段时间以来，“盆景典型”“速成典型”在一些地方不鲜见。《半月谈》刊发过《“盆景典型”“速成典型”在冒头》《一味挂牌子，上墙不上心：“牌子满墙”形同形式主义“野草”》《“画饼”式扶贫：增收怕不够，“预期”先来凑?》等报道。

近期，半月谈记者在基层发现，“盆景典型”“速成典型”的套路依然有市场。有些地方的想法，依旧停留在应付上级检查上，检查一过，后续的投入立马断开，费心费力打造的“盆景典型”自然是“昙花一现”，最终变成一堆“乱摊子”，无人问津。

尤须警惕的是，现在部分地方淡化GDP考核后，把经验效果作为出政绩的捷径，希望通过所谓的经验总结和工作亮点引起上级领导的关注。江苏一名镇党委书记说，现在一些干部上升的路子不宽，他们想进步、想提拔，于是到处找办法，有的主意打歪了，大搞“盆景典型”，这样能出亮点，领导能看得到。

基层干部认为，不是不要树典型，而是要树真典型。要引导和鼓励基层尊重实践效果，踏踏实实地探索，保证“典型经验”立得住、用得上。

治形式主义，更要治官僚主义，特别要提高调查研究的贴近性和科学性。“多到实地做调研者，少在办公室当统计师。”广东一名副镇长说，如果条件允许，考核时可以适度引进第三方评估，尤其要多听听老百姓的意见和反馈。

要完善检查考核方法，让检查考核不轻易被假典型“糊弄”“对付”。一些干部对半月谈记者说，中央《通知》提出要“不断增强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科学性、针对性、实效性”，基层期待这一要求能在基层尽快实现，特别希望上面能在创新考核方式方法等方面有所突破。

靶点八：政策打架

2018年，《半月谈》刊发《上头“神仙打架”，下头“左右挨骂”》《300万的项目，走流程先花50万》等报道，关注基层干部倍感头疼的“政策打架”问题，聚焦多部门交叉施政的领域存在的决策“翻烧饼”现象，引发广泛热议。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修改后的立法法，除赋予设区市、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职权外，还赋予地方政府规章制定权。湖北省人大常委会明确提出，省、市(州)人大常委会和省人民政府要加强对市(州)政府规章的备案审查监督。

半月谈记者近期发现，在部分地方着手规范政策、法规出台“各自为政”问题时，一些地方“政策打架”产生种种变异问题，让基层干部群众喊苦。

——一项政策，不同部门“选择性”执行。

湖南一家物流公司负责人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说，国务院相关文件明确规定逐步取消道路货运站场经营许可，交通部门已停止办理站场许可证。但有的行政执法部门说没有收到相关文件，依然要求办理，没有办理的企业要受到处罚。或者以内部文件来搪塞，或者选择性、打折扣执行，让企业倍觉“受伤”。

——部门利益为重，不放权。

在中部某市的工业园区，一家生物制药企业计划投资兴建新厂房。工业园管委会认为规划的审批权应当下放到园区，只需要管控建设项目绿地率、容积率等关键指标即可，但市规划局认为审批权在市一级，且厂房的外观设计也要报批。

——招商时一套政策，招来后变了“口径”。

半月谈记者在一个农业大县看到，一家生态农庄占地数百亩，但经营惨淡。农庄投资人道出其中原因：他是被政府招商引资政策吸引来的，地方政府和招商部门承诺了一系列优惠，但等项目落地办手续时，国土部门表示不符合土地政策，不许兴建。他困惑的是：为什么政策不能从一开始就“统一口径”?

一件件让人哭笑不得的遭遇背后，有人已经总结出“政策打架”的类型学：一是“上下不齐”，主要表现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二是“左右各异”，原本的“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变成“各自为政，各行其是”，“政出多门” “踢皮球”;三是“新旧不一”，新的法令政策已经出台，但旧的政策规定清理不及时，导致政策落实出现延迟，“穿新鞋走老路”。

受访专家和基层干部呼吁，要避免决策“打架”，进一步规范政策、法规的制定流程，从制度上强化部门联动的责任和意识。

在政策法规修订前，相关部门应对有关“打架”法规的适用问题予以明确，提高政策的可操作性。在政策法规的制定过程中，可定期召开联席会议，以民主讨论“劝架”。

此外，要经常性地对已颁行的政策法规进行梳理和处理，及时对有冲突的内容进行废止、修改和补充完善。决策出台的程序化安排也要形成制度，尽力杜绝“拍脑袋”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