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红军真的像影视剧中那样生活吗？她们的生活细节和情感如何

女性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每当我们打开电视或点看APP追剧，都会见到女红军的身影，她们只出现在故事或影视作品中，真实的女红军是如何生活的？她们有着怎么的生存体验？又和普通女性有什么不同？她们如何克服生理和心理的极限，来适应战争时期的特殊环境……让我们拨开云雾，去见证真实的女红军的情感与生活细节……

川陕苏区的女红军数量最多，据《女红军长征记》的统计，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数量大约有两三千人，其中中央红军中共有女红军30人；红二方面军中的女红军有20多人；红四方面军中的女红军有约3000人；红二十五军仅有女红军7人。在20余万的长征大军中，女红军的人数仅仅三千余人。然而，正是这三千人完成了人类史上最伟大的转移，她们经受了比男红军更多的苦难。由于自身生理机构、社会地位以及现实环境的影响，女红军经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作为一支特殊的红军队伍，女红军面临着诸多的问题。

妇女独立团的女红军伍兰英曾回忆说：“到妇女独立团后，我们都把头发剃得光光的，穿起新军装，打起绑腿，戴上斗笠，背上步枪，同男战士一模一样。记得我们到村子里去宿营时，老乡们还真以为我们是男人，不让走进妇女的房间去，也不让和妇女接近，妇女见了我们也躲躲闪闪”。女红军被认为是男人，这与当时的艰苦物质生活条件密切相关，除了女性特征发育不充分之外，女红军的剃光头也是重要原因。这有利于战时需要、方便卫生等因素，但也极大的使女红军在革命运动中呈现了明显的“去性别化”特点。

“女人是人类的一部分，女人的解放必然受制于人自身的进化程度。将妇女的‘社会化’和‘男女平等’看作是妇女解放，显然是男性中心观念的回光返照; 而女人对此的默认，也是出于她对男性价值标准之一贯的屈从。……多半以为走上社会即是解放，为了在男人的认同中求证自己的价值，正是女人自己无视或断然否认两性社会差异，将自身的主体意识断送在似乎是平等的‘人’的概念中。”

女红军加入红军队伍的动机大多与改变婚姻状态的意图有关，一方面为了摆脱童养媳的境遇，如川陕苏区就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另一方面是为了逃婚，逃避包办婚姻的束缚，或者由于家庭原因。“在历史上，参军参战的女人（除了妓女和出家以外）就是为了逃避封建婚姻与家庭”。然而，女红军的婚姻与爱情在红军队伍中也有诸多的不和谐。

首先，包办婚姻依然存在。此时的“包办”与传统的父母之命不同，改为了“组织介绍”。一般都是由男方提出，再由组织出面，而女红军往往会因为男方额威望、地位或者组织的威严而选择同意。至于婚姻所需要的感情基础、共同理想和话题，这些因素则不在组织的考虑范围。许多女红军在还没有做出选择时，组织或上级的老大姐已经帮她选择了。红军大学的岳克就极力反对组织介绍：“我参加革命，就是为追求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你有本事，就把我拖到操场枪毙吧，反正我死也不同意这门婚事”。最终，岳克和两情相悦的人结了婚。

其次，恋爱受到限制。在恋爱方面，女红军也没有自由，这与当时的艰难而残酷的战争处境有关，“长征中虽然红军有女性，也有少数几对夫妻，但却很少有人恋爱，一方面因为红军部队规定女战士在长征路上没谈恋爱的不准谈情说爱谈了恋爱的不准结婚结了婚的不准生育”。独立团女红军刘彩香就因为私会自己的恋人毕占云遭到其他女红军的严厉审判和批评。即使已婚的夫妻之间的爱情也难以得到尊重。红军夫妻之间见面，一直遵守井冈山时期以来的“星期六晚上见面”制度，这种例外在夫妻一方生病需要照顾时，才能见面。许多女红军在平时很难见到丈夫。如女红军陈映民在长征途中，知道丈夫牺牲的消息时，已时过很久。

男女最大的区别在于女性的生理特点和女性生命周期中的月经、怀孕、生育哺乳等，这些是女性区别于男性的显著特征。女性的月经、打胎流产和怀孕等生理过程为女性带来了深刻的生命体验，女性一生注定要与疼痛、血和害羞相伴。川陕苏区女红军也有这样的经历，在川陕苏区时期，这些问题还能够有必要的生活条件支持。而长征时期，这些生理现象给女红军带来了严重的困扰。女红军遭遇的月经故事尤为背上，大多女红军都有遭遇肚子疼的经历，女红军杜文凯回忆：“长征途中来了月经，别说卫生纸，就连草纸和一块破布都没有，只能用草木灰或干树叶子垫在裤子里”。女红军大多承受雨雪风霜和饥饿的折磨，生理机能产生着巨大的变异，许多女红军落下了终身不育的后果。女红军怀孕生产，根本没有机会补充营养，即便正常的休息也不能保证，“婴儿出生了，部队要出发，不能带着孩子上路，只能忍痛把孩子放在稻草上”。许多孩子寄养在老乡家中，有的夭折。战争带给女性无比的伤害，而这种伤害在女红军身上带有更多的沉重与不幸。她们不仅要忍受身体的痛苦，还要承担精神的折磨，更主要的还要突破性别与生理的极限，为着中国革命浴血奋战。

让我们向革命先烈致敬，用最诚挚的敬意献给敬爱的女红军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