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张毕业照/夏顺发

文/夏顺发

我的三张毕业照

1

日前，我举家迁入县城新居。在整理书橱时，我竟翻到了自己上学和任教时些许照片和贺卡，尤其是一下找齐了小学、初中、高中的三张毕业照，它们都是黑白照，相纸均泛黄斑驳，图像亦褪色模糊，甚至连自己的影子都难以分辨，然而记忆的闸门却瞬间打开，照片上的背景却让我神游起50年前的过往。

先说小学毕业合影。这张照片应该是2寸的，只有小孩巴掌大。我戴着老花镜，手执放大镜，发现照片上的人面目全非，都看不出是谁了，定睛细辨才在照片的下端依稀看到“团庄学校七0届小学毕业生畄影1970、元”的手写字样。照片是在学校门前的空地一角照的，背景摄取了新建成的水泥拱桥“红日桥”，桥上三三两两的大人或小孩在倚着桥栏向我们观望。（“红日桥”三字是已故多年的朱广德老师的墨宝。原先只是人行桥，近年又故地重建，其造型和桥名未变，只是桥身更宽阔更坚固了。）

我是一九六四年九月上一年级的。当时，语文是从认读“山石水火土”，算术是从数芦柴棒开始的。等我们上三年级时，“文革”已经爆发，学校教学秩序逐渐混乱，每天除了在校读背毛主席语录，唱“红歌”，跳“忠”字舞，就是走村入户参加“破四旧，立四新”活动，继而整个社会开始大乱，“串联”、武斗开始。就这样，学校的课上上停停，一直持续到读完五年级。当时，也不知为啥，我们理应在暑假毕业却又上了一学期，念到寒假才毕业。

2

第二张照片是我的初中毕业合影。照片是6寸的，上方有一行手写小字：“团庄学校（初中班）毕业生全体师生合影72、11、”。当时的初中是附设在小学的，俗称“戴帽子初中”，学校叫“五七学校”。照片是在新改建的校园一角拍的，背景有一篮球架和我们初二两个班的教室门面。当时学校有两幢相向校舍，中间是约百米见方的活动场地。坐北向南的一幢校舍是初中四个班的教室和老师办公室及住校老师宿舍，坐南朝北的一幢校舍是临村住校生的宿舍和师生伙食房，还有小学一至三年级教室，小学其他年级则在学校周边空置的民房里上课。

已故的夏永平老师是我的初二语文老师，他看我擅长语文学习，便让我担任班级语文课代表，课余时间帮他用钢板刻写语文复习材料（因72年是教育短暂的“回潮”期，我们上高中是文化课考试与大队、生产队推荐相结合的）。我在他的“一对一”辅导下，既学到了文化知识，又掌握了刻钢板字的技艺，以使我做教师时的“三字一话”小有成就他是功不可没的。

3

第三张是我的高中毕业合影。拍摄时间是1975年7月，距今也已45年了。这是我们同届两个班的单班师生员工合影，计72人。照片是在我们高二教室前的空地上拍的，我们身后是四棵高低不一的冬青树，脚下的一片平地原本是当初新建学校取土后的废墟塘，是我们这届高中生以“学农”的名义利用春季河水低落期到校外挖河床土填杠起来的……

为了恢复暑期毕业制，我们高二又多上了一学期。在这二年半的时光里，我们仍旧没学到什么文化知识，批林批孔、批儒反法、反击右倾翻案风，大大小小的运动是接二连三，小黄帅造老师反了，张铁生交白卷上大学了，埋头读书是走“白转”道路了，老师不敢教了，想学的学生也没法学了，整天是以写大字报、开批斗会过日子。在这期间，我要特别感恩我的班主任张振春老师。他见我做事机灵，总是“偷偷摸摸”地看书，便给了我一个“美差”——管理班级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所以，我读高中的大多在校业余时间都倘佯在这两份报纸中，使我增长了不少见识，也为我从教后喜欢舞文弄墨奠定了坚实的功底。

因当年高考尚未恢复，同学们毕业去向基本都是单一的——回到各自的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然，若有人脉关系的也可到所在大队谋得一官半职，或是到社办厂当一学徒工，也可待冬季征兵入伍而“出人头地”……我也因77年春季的一个机缘巧合，由一紧缺代课老师华丽蜕变成小学高级教师。

时光荏苒，岁月不居。三张毕业照记录着我求学的历程和那个时代，当年的青葱岁月已然远去，而今正步向“古稀之年”……回首过去，感慨良多，抑怀旧，抑恋情，抑感恩，抑思甜，然而一切又尽在不言中……

主编会客厅

千年运河一直奔腾着她青春活力的浪花，《运河儿女》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今天文章：

1、我的三张毕业照/夏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