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等｜清华“教改”与新闻学院的未来（下）
【摘 要】在信息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传媒业在发生巨变，新闻传播教育也面临着改革的巨大压力。2020年5月15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宣布取消本科招生，该消息引发了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5月28日，资深媒体人叶铁桥邀请时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杜骏飞教授、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胡泳教授、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传播艺术系潘忠党教授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张力奋教授，围绕“如何理解清华的教改风云” “新闻传播学科的未来境遇” “新闻人和传媒人的未来走向” 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关键词】 新闻学院；学科改革；人文教育；跨学科
【作者】杜骏飞、胡泳、潘忠党、叶铁桥、张力奋
五、公共服务作为培养人才的出发点
叶铁桥
对于新闻教育，世界各国乃至于各个学校的传统是不一样的。比如日本，他们除少数几所私立大学有新闻本科以外，国立大学基本没有，其新闻教育主要是在新闻单位来进行。从这个角度来看，新闻“有术无学”说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大家都提到了新闻肯定不是“有术无学”的，那“有学”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杜骏飞
有几个概念我们要区分开来：第一，重视本科教育，重视新闻传播学的本科教育，以及重视新闻传播学教育，这是三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不能混淆；第二，重视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与重视新闻传播学科地位也是迥然不同的，它们也不是同一个问题；第三，至于说新闻学和传播学，它很显然是不同的，目前的处境是不同的，尽管都有一定的危机，但是连它们的危机内涵都是不一样的；第四，以新闻传播学为素养的教育和以新闻传播学为职业或专业的教育也是迥然不同的。也就是说，即使同样都是要就业于传媒行业，在技术意义上、知识意义上和素质教育意义上，不同的学科概念也是迥然不同的。
所以，黄侃先生当年说，学者应该读的书，可以分成三类，根柢书、门径书和资粮书。其实，新闻传播教育也应该分成三种不同的教育内涵，它的通识教育部分就是根柢，而新闻传播基本理论的教育就是门径，操作性的业务指导就属于资粮了。想一下，在任何行业是不是都是这样？哪怕是个修车的，他也必须对交通有感觉，然后才能够把车修好。
所以说新闻学的根柢之学、门径之学，是新闻之所以“有学”的一个逻辑依据。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很难对学生进行“全人”教育，也就是所谓完善的教育，因为做不到了。
校园里正在学习的学生（图片来源：@清华大学）
潘忠党
首先，我要申明一点，我一直是一个反学科的人，我认为学科本身只不过是一种社会建制、是权力关系的结构，所以我对学科本身兴趣不大；其次，刚才胡泳老师提到，新闻学院、院系作为一个领域、作为一个学术单元，在大学里面往往处在某种尴尬的境地。这种情况在中国如此，在美国也是这样。
当年詹姆斯·W.凯瑞（James W. Kerry）在2000年新闻学期刊《新闻：理论、实践和批评》的创刊号上有一篇文章描述了他个人的经历，我还曾经翻译、介绍过这篇文章。文章说，他从1957年进入这个行业之后，就感觉到新闻院系的老师们在大学的同行当中不受待见、没有地位，新闻院系作为学术单元，在大学里的地位也比较低。当然，到了广播、广告业和公关业开始发展起来之后，到了所谓的传播学开始发展起来之后，新闻跟这些单元结合在一起，似乎因为有大量的本科生，又有不同的行业、产业在背后作为吸收其所培养人才的阵地，所以它在大学里面地位开始提高起来。
但从学术上来讲，它的地位仍然比较尴尬。传播学也是如此，至今依然如此。我所在的威斯康星大学，虽然我们文理学院主管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这两大门类的副院长都是传播学的博士，但是我们只要看一看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参考文献的引用，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传播学在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的门类当中地位非常低。我们必须得看到这一点。
新闻学与传播学，我不把它们合并在一起称为新闻传播学，它们到底有没有“学”呢？我觉得当然是“有学”的，新闻学“有学”，传播学也“有学”。问题的关键在于“学”在哪里？
当年，凯瑞在他的那篇文章当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了，真正体现新闻学精髓的恰恰是他经历过的，他所推崇的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他说，人文取向的社会学、政治理论、文学、哲学、历史，能够给新闻提供所谓“学”的学科，就是来自于这些文史哲的基础学科，来自于人文取向的社会科学的研究。
作为一个学科，新闻学如果“有学”的话，那么它就是能在学理上、在课程设置上、培养目标上非常清晰地体现出新闻是一门公共服务的行业、职业，新闻学教育领域是为一个社会的公共服务的职业来培养人才的领域。如果这么来看的话，我回想起很多年前偶然遇到一位因为做研究而采访我的博士生，他要做的论文就是要论述某一个观念下的新闻学。在提问问卷上说完第一个问题前，他首先说了一大串基本的理论、观念，然后才问我：您认为新闻学“有学”吗？我回答他，在你这个意义上来讲，新闻学是“无学”的。我们现在必须要直面这样的问题。
如果我们把新闻学教育，放在培养能够承担起启迪民智、服务大众、提升整个社会的公共生活这样一个公共服务的业务的角度来看，那么它显然才是“有学”的，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等，都为它提供了学理的基础。
为什么起步晚于新闻学教育的管理学、会计学、法学，在国内的各大学中，它们能很快建立自己的地位？很关键的一点，他们有业界的一种合作，这种合作来自于业界本身所能够保持的一种独立性，一种自主。而我们新闻学跟业界的关系，业界并没有通过比如基金会、行业协会这样的自主方式来介入新闻教育、参加新闻教育，这是我们新闻学教育所面临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胡泳
新闻教育可不可以在新闻单位来进行，事实上，这个说法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新闻编辑部在不断缩小，因为媒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我觉得，要想学习新闻的基本东西，大学的确是最好的孵化器。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觉得清华新传学院取消本科是不对的，因为大学现在正好是应该来补足媒体已经没有能力做的事情，毕竟大学有资源，有时间。
“新闻无学”这个说法是完全不成立的。多年以来，在部分从业者中存在否认理论、抬高行业重要性的“反智”倾向。其实这种倾向在现实中导致了巨大的新闻教育危机，而这个危机的一个副产品，是在实践者和学者共同尝试新的新闻教育的过程当中形成的，就是这种反智论正在逐渐让位给更好的东西。
如何思考“反智”的问题，其实是新闻界跟其他学术界之间的一个分野，大概源于我们对知识的一种认识受到柏拉图的影响。我们相信思考和做事是两回事，反思和行动也是两回事，然而理论跟实践之间的关系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它存在着一个非常复杂和连续的特征。所以，问题根本不在于我们的新闻学院是应该教专业的技能，还是应该教理论。显然，我们应该增加更多的技能传授，尤其是在数字媒介目前大行其道的情况下，而理论这一部分同样也应该加强。归根结底，不是应该做哪些事情的问题，而是怎么来做的问题。
新闻学，之所以长期遭受一种“无学”的诟病，是因为整个的新闻教育过于注重教授基础知识，而对于推进整个新闻学在社会当中的发展这一点，做得非常不够。用我的话来讲，新闻教育需要一个“心脏移植”。换言之。“新闻无学”抨击的现象是存在的，但是靶子打错了。因为基础知识从来就不是“学”，基础知识就是基础技能（basic skills）。
我们一直都知道，在现实社会中，新闻所遇到的挑战一点也不比法律少，只要观察某些重要新闻报道刊出后引发的巨大伦理争议，就可以了解我们在处理新闻过程中遭遇的极其复杂的局面。
如果一个大学生可以在文学课上读纳博科夫，在哲学课上读尼采，那么在新闻课上就必须受到类似的挑战。如果他/她缺乏这个智力挑战的话，那怎么可以成为一名合格的记者？我觉得记者是存在某种优秀而独特的思考力的，我们如果能努力让每个人都像记者一样思考的话，社会整体的信息流通和信息质量都会有很大的提高。换言之，记者本身不仅仅是事实的发现者，也应该是批判性的思考者，是个研究者、分析师，同时还是个评论家。
在这个意义上考虑问题，就会发现，新闻教育如果做得好的话，可能使公民可以得到最好的通识教育，而不是说新闻学教育非要从其他学科那里去补充它的通识教育，它做得好，本身就是通识教育。比如，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媒介素养这门课开到整个大学里？大学里各科都特别需要这个东西，不仅新闻专业的学生需要，任何学科专业在今天都需要。我的观点是，我们要把本科的新闻学作为一个重要的文科课程来强调。在这点上，尽管我和潘老师有不同意见，但我的逻辑、归宿和潘老师是一致的，我觉得新闻学的归宿是人文科学。
我们也可以姑且引用一下凯瑞的说法：新闻最自然的学术归宿是人文科学以及人文性的社会科学，比如政治学，因为新闻更像是一种叙事和论证。我们也都很清楚，凯瑞主张传播的仪式观。传播这个词，跟分享、参与、联合、团体以及拥有共同信仰这一类词都是高度连带的。在这样的意义上，如果把新闻仅仅解释为一种技术、技能，是完全错误的；新闻是一种社会行为，一种对于社会的想象化建构，在社会中处于核心位置。从这个意义来讲，“新闻无学”这个说法根本不值一驳。
如果一个大学生可以在文学课上读纳博科夫，在哲学课上读尼采，那么在新闻课上就必须受到类似的挑战。如果他/她缺乏这个智力挑战的话，那怎么可以成为一名合格的记者？我觉得记者是存在某种优秀而独特的思考力的，我们如果能努力让每个人都像记者一样思考的话，社会整体的信息流通和信息质量都会有很大的提高。
张力奋
普利策当年给哥大校长写信，想说服哥大设立世界上第一个新闻学院，没有成功。密苏里新闻学院1908年成立，占了先。普利策当时为新闻教育辩护的文章已写得非常清楚。如果100年后还在为这个问题费脑筋，其实是件悲剧的事情。
我觉得高等新闻教育，最重要的不是技能培养，而是在基本的专业人格教育，对社会现实的关怀、对公共服务的认同。就这个问题来讲，它要远远超越我们所讲的新闻实践或实务的意义。
过去300多年，学科分工越来越细化，几乎没有什么学科没有实践或实务的特质，哪怕是哲学。哲学系学习形式逻辑，就对思考有极强的实践性。欧美一些大学的哲学系毕业生，就业时颇受欢迎，雇主看中的是他们的基本训练与视野，比如如何阐述和辨论你的观点；学医的实践性也很强，从学解剖到临床，到住院医师，与病人沟通，就是实践、实务。亚当·斯密当年是Professor of Ethics（伦理学教授）, 但成为经济学的创始人。我觉得现代学科、现代教育最重要的任务，是为改善人类生存与社会源源不断地培养专业人才，遍及各种职业、专业。新闻教育需要传授和训练人文与社会关怀，特别是对于公平正义的敏锐度。比如我注意到，近年来学生的论文选题“越来越轻”。与1980年代的学生论文比较一下，那时的学术训练可能很缺乏，但对现实的关注很强烈，要超出现在的学生。
另一个问题是，事关全社会对新闻业，特别是对专业新闻人的基本尊重。哈佛、康奈尔、耶鲁的官网上，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校友跟获得诺奖的校友，平行排列。这两个奖项，一个体现了整个人类世界最杰出的科学贡献，一个体现了对世界的人文贡献。美国与欧洲的新闻业也面临棘手的转型，但尚没有出现“新闻民工”现象。
前年我在牛津客座，发现至少三位资深媒体人近年获聘出任牛津的学院院长，包括《卫报》前总编辑、一位知名专栏作者、BBC前新闻总监。为什么世界上最优秀的学府愿意给媒体人这样的专业褒奖？中国的高校对新闻人、媒体人的贡献缺乏承认的机制。
以我工作过的《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来讲，最老的同事80岁才退休，不少从一而终，在此工作终生。也有些记者同事从政, 投身公共服务，有的出任过英国财政大臣、教育大臣、内阁成员、议员，加拿大现任外交部长也是前《金融时报》记者。也就是说，在记者职业和从政两个公共服务之间，在资质、训练上存在共性或必然联系。
刚才几位提到“新闻无学”问题。无论新闻业界，还是学界同行，光继续“新闻无学”这个不太舒服的合唱，意义不大，可怜，也遗憾。
潘忠党
新闻业、传统的媒体发生深刻的变化，面临着很大的危机，这个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都很清楚的。新闻业的这些变化必然就会引起新闻教育发生变化，新闻业和媒体业发生的这些变化，是带有某种根本性的，是一种结构的重建。相对应的，新闻教育本身也必须发生结构性的重建。
发生这种根本性的变化，在我看来，它的逻辑不在于如何能够更好地为我们已知的新闻业如何运作提供立即可以上手的“打工仔”，新闻教育应该要发生的变化是如何能够为“为全社会展开明亮的对话”提供一种有媒介素养、有分析能力、有人文情怀、有正义公平信念同时又有不同媒体平台的操作技能、适应不同的媒体平台且有创业精神的人才。这样的人才可以说是复合型人才，也可以说是有着基本的技能、使得自己能够创造性地学习、发挥自身优势的人才，他们适应能力很强，进入社会后，不仅可以被报业、电视台、网络公司或者媒体平台雇佣，还可以创业或进入其他行业，为信息的处理、扩散贡献自己的专业技能。
新闻业的核心，像凯瑞说的，在于试图面对生活的现实，试图以一种经验考察、观察、分析的方法来搜寻、呈现社会的现实，来讲述人的故事以及人的体验。这些内核是不会发生变化的，它可以用文字的手段，可以用声音的方法，也可以通过比如像抖音这样的视频形式来表现。随着媒体技术的变化，真正有创造能力的、有适应能力的新闻人能够发展并适应这种变化。今后的新闻业也应该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我再讲一点，比如现在很多的新闻院校，据我了解，都在开设可视化新闻、数字新闻这样的课程。但是把这样的课程和哥伦比亚大学、南加州大学的教学大纲比较一下就会发现，我们的可视化新闻、数字新闻课程只把重心放在了技术、技能，而忽略掉了新闻本身。这就像2000年凯瑞那篇文章所说的，新闻教育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有发现新闻是什么。我们今天谈新闻教育，必须要回过头再来考察凯瑞所提出的问题：新闻是什么？新闻是民主的代名词，新闻的意义恰恰在于为民主的公共生活提供了必要的信息的流通，必要的观点的碰撞、交流，揭示的是人们展开公共生活必须了解的事实真相。这一点，是我们在讨论新闻学教育的时候必须要考虑的。
六、新闻教育根本而言是人文教育
叶铁桥
杜老师曾担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执行院长，您能谈谈一个优秀的新闻学院应该建设成什么样子？传统的新闻学院应该怎样跟上我们今天这种变革？
杜骏飞
施拉姆当年说，永远不要忘记传播是一个场域，而不是一个学科。这一点放在新闻上，我们也应该很清楚：新闻这个行业，包括新闻这门学说，以及新闻教育，它真正的价值其实是充当社会的水泥，而不是沙子或者是砖头。
我特别喜欢重复以下这句话：新闻业在本质上大概是最接近于知识分子的一种行业。也就是说，它的公共性，以及社会服务精神，理应非常接近知识分子的皈依。而知识分子身份，显然又绝不是仅依靠几本教科书，或者一点技术培育，或者几句口号能培养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也特别赞同：只有优良的通识教育能支撑新闻的未来，支撑新闻学院的未来。
此外，我也不觉得新闻人才外流是一个坏事。比如我们新闻学的学生，跑到了企业，或者说跑到了公共关系部门，这有什么不好？我以为至少是一个悲喜交加的事情。一来，新闻行业，全球性地在萎缩和异化，二来，传媒行业培养的人才，泛化和嫁接进其他事业领域也很好。中文系并不是都培养作家的，学生毕业后也并不是都做文字工作；法律系培养的学生也不是个个都做律师的。如果从哈佛商学院、法学院毕业，成为总统，我觉得也是那些专业的骄傲。
美国的西北大学有38个普利策奖，很多都不是普利策新闻奖，哥大培养了好多总统和国家领导人，还包括科学界的一些资深的院士。至于记者出身的各类人物，比如像金庸、马克·吐温、马尔克斯、丘吉尔，包括爱尔兰的总统麦卡利斯等等，我觉得这是新闻行业的骄傲，而不是噩耗。
基于这个原因，我给出的药方是，我们应对巨变，不要过度沉迷于技术上的应对。通常，关于如何应对目前新闻教育所面临的挑战，我们的答案，都会说到需要更多的文理融合、更多的新闻实践，包括更多的视觉化，还有云计算之类，等等。但我觉得，这些答案并不高级。
文理融合，包括新闻的专业化、新媒体化、数据化、智能化，这些东西都是各种时髦，如果真正要培养高级的新闻传播学的人才，一定是按照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里面所说的一样，是需要培养“全人”的，就是所谓的“the whole man”，要培养的是一个好人，是一个正直的公民，是一个有用的人，它的定位是：一个T型人才，这就意味着这个人才既有内涵又有锐利度，同时具备广度和深度。新闻学院如果按照这个原则培养人才，一定是强大通识教育加上强大的专业性教育，两者相结合。
所以我给新闻学院的攻略是：下一个竞争的时代，大家要比大学通识教育占了多少比例？新闻传播学有没有介入到大学的通识教育？刚才胡泳教授所说的媒介素养，就属于此例。在英国，媒介素养教育小学阶段就开始了，大学更不用说，那么，媒介素养类的教育有无可能吸纳到一个综合性大学的通识教育体系中呢？以清华为例，日新书院并没有新闻传播学的通识课，这是很遗憾的。
我也很期待，新闻学科要有学科深化和泛化的并举，并且需要特别注意要有个性化。刚才我说，清华教改可能会引领一个潮流，这个潮流的本质，就是各个学院基于自己的分层、资源、定位来考虑差异化竞争。
新闻学院现在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忘记过去、面对现实、布局未来，过去那种竞争的游戏规则，或许会一去不复返。对于青年学者而言，将来成长的唯一真谛，就是创新和贡献；从学生这个角度来讲，必须要在大学的学院教育和通识教育当中，有机地把道、学、术融为一体。我觉得，这才是真正优良的教育。我同时也觉得，像清华这样的大学，应该尝试这样的变革。
（图片来源：@清华大学）
胡泳
首先我们要承认现实，新闻学院的毕业生都去哪里了？我不仅同意杜老师刚才的说法，而且我觉得杜老师说得还不够，就是我们的新闻学毕业生如果去往更多的其他地方，我觉得是非常大的好事，根本不需要为此有任何焦虑。
我说的面对现实是指，可能所有的新闻传播学院，都需要从服务媒体行业，转到帮助学生在新兴的数字市场中找到新的机会。比如，我们培养的学生应该是精通数字化的知识工作者，他们了解如何创造听众和观众，如何创建内容以及创建使用数字工具解决问题的产品，我们首先要把我们培养的对象做这样一个根本的调整。
当然，如果由此来调整学科课程的话，我觉得第一重要的就是教授技术上的技能，就是如何使用不同的平台和技术。这里头当然还有一些微妙之处就是，技术是学不过来的，因为工具是时刻变化的。我们都知道大学的真正价值，是要学习不一定基于工具的知识，可能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如何理解工具、评估工具、学习工具、为工作选择合适工具的辨别能力，背后也有批判能力。
第一个要谈的一定是教会技术。这里就会说到关于计算机的问题。对于新闻工作者，哪怕不会编程，他也应该懂得如何与程序员进行交流。我们看到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就是鼓励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学生成为新闻学的研究生，因为明天的媒体离不开计算机的代码，我们也知道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了解计算机代码的基本原理，其实等于了解现在世界必须掌握的一种思维方式。
沿着这个思路，可能我们还需要了解基本统计知识的记者，尤其是懂得怎么把统计学应用于调查研究和基本科学方法论的记者。就统计学而言这个事情其实蛮麻烦的，因为大量记者的数学都非常糟糕，媒体对于风险的报道又严重偏向于统计概率上在我们的社会中极为罕见的一些事情。同时，世界上到处都是怀有自身目的的团体，他们制造统计数据以服务于他们自身，而很少有新闻记者具备识别这种操纵手段的技能。
所以，记者需要有一个对技术的掌握，对计算机的掌握，以及对于统计学和数学推理技能的基本掌握。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不得不说。我们过去的一个极大的盲点，也是新闻教育非常荒谬的一个地方，就是记者对媒体的业务运作完全无知。今天如果有志于做媒体的学生连基本的商业概念都不懂，不知道商业问题，不了解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商业模式，不了解广告、市场营销和社交网络的推广，我觉得这从本质上来说，是毕业学生的一个重大缺陷；于新传学院来说，则是媒体商业运营相关课程的严重不足。
还有数据问题，可视化和数据新闻在新闻业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因为现代媒体本质上要通过生成、收集、整理和使用数据来运作。这也是我指出的，现在在我们已有的新闻传播学课程中，比较欠缺的就是一个面向，即把学生培养成合格的、能够熟练运用数字技能的数字化社会成员。
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各位老师不断讨论到的怎么样增强新闻学科的人文性？这要有所选择，不可能说在新闻教育当中，把其他的各种学科都学一遍。比如，可能需要学习一些基本的经济学，不论是宏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需要学习伦理学、政治学；一定需要学习社会学和人类学，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多文化的场景当中来生存的。对于政府如何运作，比如公共政策、法律的基本运作，我认为也是新闻学的学生必须学习的。
最后，我想回到刚才所谈的一点，我认为存在一种"像记者一样思考"的思考方式。如果能够学会批判性地分析信息或者理解信息，其实不一定非要做新闻工作，可以在社会上做很多其他的工作，这都完全无所谓。是不是有可能把新闻学建立为一种有关验证的知识学科？就是关于如何拿到证据、如何推论的学问，或者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社会经验主义。
以往，我们所教的东西就是如何进行新闻报道、如何写作这样一些基础知识，根本不是“学”。但是，如果我们从事一种辩证性的知识学科，采取一种更加自觉甚至具有“临床感觉”的方法，把新闻探究变成一种严格的、具备数字素养的、充满怀疑精神的、独立的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如果培养出来，就是新闻学院最大的成功。就像你从法律专业毕业，我们说你具有一种法律思维；如果你从工程学院毕业，你就有工程思维。这样一种建构，其实是有赖于大量的教育改革和大量的学者、实践者，在各个层面来发明它、补充它。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清华做的事情也是在各种各样的方式当中，率先采取了某一种方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鼓励百花齐放的。
我认为存在一种"像记者一样思考"的思考方式。这一思维方式如果培养出来，就是新闻学院最大的成功。就像你从法律专业毕业，我们说你具有一种法律思维；如果你从工程学院毕业，你就有工程思维。这样一种建构，其实是有赖于大量的教育改革和大量的学者、实践者，在各个层面来发明它、补充它。
张力奋
第一，刚才提到什么是理想的新闻教育？我回到母校复旦教书这几年，听到创新两个字，心里就发毛。我们这个学科面临的困境不是创新，也不是传播技术转型问题，如数据可视化，而在于如何回到这个专业最根本的问题，即新闻人为新闻和真相而存在，是为完善社会的基本良性运转而沟通。没有这个前提，新闻教育的存在没有意义，无论是本科教育还是研究生教育。
新闻教育的逻辑起点，在于人类社会的存在，对新闻与信息有必然的需求。人是信息的动物，人是新闻的动物。如果新闻的沟通做好了，它良性运作的可能性就大些。我们先把创新放到一边，所谓复合型、高素质这些词本身都没有太大意义，现在的情况是，近年来新闻人基本素质的状况堪忧。最近几年，国内新闻学科的教授、院长到欧美频频出访，借鉴经验，这非常好。但是国内新闻系科跟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相比，是否有可比较的基础，比较的意义多大，值得思考。
第二，中国的新闻教育必须解决一个额外问题：学生对新闻的承诺, 如何以新闻为志业，否则无法解决所谓“学”和“术”在观念上的隔裂。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学生无法理解记者的公共角色，他就难以真正学好新闻采访课程。当他面对一个高层官员，如果他的屁股只敢坐椅子的1/3，他能够问出好问题吗？
第三，我非常同意之前老师们的观点，就是新闻和传播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无论是从学理、社会功能和公共功能都不一样。现在把它放在一起了，那我们怎么做？我觉得重要的问题，还是新闻学院得培养记者、特别是中国最好的大学要培养名记者。不少学生最后去做非新闻的职业，这不是问题。但谁来为中国提供名记者？比如写《西行漫记》、在延安采访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正名的斯诺是密苏里培养出来的，密苏里用它特有的训练方法培养出一大批好记者。但是不影响哈佛毕业的约翰·里德（John Reed），在十月革命现场写出《震撼世界的十天》，他在去世后被安葬在莫斯科红场。他们来自不同的学校、不同学科背景，但殊途同归，整个依托的人文教育、历练是一致的。
约翰·里德（John Reed，1887-1920），美国左翼新闻记者、诗人、政论家，美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根据十月革命亲历，写出了著名报道《震撼世界的十天》。
刚才杜老师也提到，现在新闻教育中出现的越来越狭隘的技术导向。我从来不怀疑中国有资本，中国对技术的敏感，对技术的采纳、应用比很多国家都强。但是我们要问，用技术做什么？技术应该用来推动新闻更好地成为公共服务。
第四，过去10多年，中国的新闻教育被所谓的新媒体忽悠或误导，本末倒置。目前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新闻媒体仍多创始于19世纪。这十五六种媒体，仍秉持着自己的基本理念，价值观并没有过期，仍面对新闻，追求真相，努力面对一个社会正常运作的功能与需求。同时，它们也都成为互联网、数学内容、付费墙的直接受益者，甚至已经全面数字化，包括营收。本分的事是回到它存在的逻辑起点，也就是，新闻教育根本而言是人文教育。
（原载《新闻大学》2020年第7期）
胡泳新著 | 《数字位移：重新思考数字化》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9月
定价：5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