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扩张史：古代亚洲秩序与现代中国崛起之路的内涵
扩张，是人类漫长历史里的长期主题。
从古文明到二战的几千年历史里，小到一个部落，大到一个帝国，都在积极探索未知的世界，而它们探索世界的原动力，无疑便源自领土扩张所带来的利益。
如果说代表现代文明的欧洲文明所秉持的“无限扩张主义”，那么，与之截然不同的亚洲，在构建疆域时，却秉持的是“有限扩张主义”，即我们所认知的——宗主-宗藩体系。
这一体系所形成的秩序，亦可称之为“中华亚洲秩序”。
细读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现代中华文明复兴的道路，其何尝不是一种古代“中华亚洲秩序”在新时代之下的“重启”？
亚洲地缘政治与中华扩张的历史内涵
欧亚大陆上所诞生的文明之中，包括 西欧、阿拉伯、俄罗斯文明都有这么一个特点，那就是其所处的生态环境相对贫瘠，因此，为拓展生存空间，不断发动战争，从而在势力均衡中构建出区域国际秩序。
这是他们的生存扩张之路。
而古代中国却与之有着极大不同。
古代亚洲，尤其是在东亚、东南亚、中亚，中国一家独大，长期保持独大的态势，其他国家由于实力相对弱小，长期对中国采取了依附立场，因而在古代亚洲形成了长期以中国为核心与主宰的“中华亚洲秩序”。
这是一种与世界其他文明构建的区域国际秩序历史内涵上有着相当差别的存在。
西周时，周文王问姜太公：如何而可为天下？
太公回答：大盖天下，然后能容天下；信盖天下，然后能约天下；仁盖天下，然后能怀天下；恩盖天下，然后能保天下；权盖天下，然后能不失天下。事而不疑，则天运不能移，时变不能迁。此六者备，然后可以为天下政。
故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杀天下者，天下贼之。彻天下者，天下通之；穷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灾之。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者处之。
文王与太公之间的这番对话，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内霸外王”政治模式的核心理念。与其他世界文明以经济驱动而建立的扩张性区域秩序不同，中华扩张的历史其驱动力主要是政治。
欧亚其他文明对外扩张，首先是为掠夺外部经济资源，以补充宗主国经济方式的不足。而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在核心地带长期发展、维持了先进的农业经济。
与之相比，周边国家却皆是缺乏地理如中国这般拥有辽阔农业的地带，甚至生态环境多有非常恶劣者。如此使得中国古代对外扩张的经济动力显得不足，这便是为何在东亚诞生了以中华文明为主体的“有限扩张”的缘由。
孟子见梁惠王时，梁惠王说：你不远千里而来，能给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呢？而孟子却指出追求利益将会导致政权动荡，因此君主应该追求仁义而非利益。
这便是“利天下”的国际政治观念，所谓“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
合作要比竞争更加有利。秉持不从天下获取利益的立场与态度，才能获取天下民众的拥护，从而最终统一天下。
因此，中华宗藩秩序诞生了。
在中华亚洲秩序区域国际秩序中，中国对于藩属国虽有一定的经济要求，但这要求不仅在双方关系中不占主要地位，而且还整体上基本呈现中国依靠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不断扶持、拉动亚洲经济的区域国际经济模式。
虽然“厚往薄来”的朝贡体系在漫长的历史中存在很大的弊病（藩属国的过度索求），但却也因此在亚洲建立了中国绝对的政治权威，使得中华文明圈斗而不破，长期维持着以中华为绝对主宰的区域秩序。
现今我们走的何尝又不是这样的一条道路呢？只是新的经济体系早已不只是以“宾服四夷”为目的经济交往了。
在政治上，中华秩序的核心理念是“和而不同”。
欧亚大陆上其他文明的扩张之路，是出于经济掠夺的，所以它们在构建区域乃至世界秩序的时候，是采取强力控制，以达到经济一体化的目的，从而使得宗主国（霸权主义国家）与藩属国（盟国小弟？）“同质一体”。
中华亚洲秩序却不同，它满足于维持与藩属国之间松散的政治关联，保持“和而不同”的状态。
“同患同利，以合诸侯；比小事大，以和诸侯。”
和谐秩序与丛林秩序
在古代世界中，欧亚大陆上的战火从来没有停歇过。其他文明长期处于均衡状态，时常会出现权力真空，从而诞生了较为混乱与动荡的“丛林秩序”。
而与之不同的中华文明由于长期处于中国一家独大的不平衡状态，从而填充了国际秩序的权力真空，从而走向了更高阶段的相对稳定与和平的“和谐秩序”。
即所谓“礼之用，和为贵”。“和也者，天下之道也。”
中国作为宗主国主动包容、扶持、而非欺凌、压制藩属国，“在德不在征”，通过“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的柔性统治方式，利用中国的经济优势，以朝贡的方式，以财物换取顺从，形成“协和万邦”的区域国际秩序。
这便是所谓的“天下大同”，也是“和谐秩序”的内涵所在。
相比较其他文明长期维持的“丛林秩序”而言，“和谐秩序”显得要更高一级。
人类社会从诞生之日起，长期处于无序竞争之中，这种无序竞争中所诞生的各种“秩序”其实大多都是虚有其表的。“秩序”只是征服者维持“统治”和掠夺的工具，而非真正实现族群关系的有序竞争。
丛林秩序的诞生，是历史的必然，当一群还形成团体的动物，都会为了争夺首领地位而厮杀混战。
但当首领诞生之后，在扩张过程中继续厮杀掠夺，丛林秩序下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最终实现把所有的竞争者变成自己的一部分（或者完全的附庸），这完全就是一条破坏远远大于建设的道路，其害远远大于利的。
而“和谐秩序”却不同，新的首领在厮杀中诞生，开始带着大家彼此合作，在“和而不同”的政治理念下，保持主体对其他族群的政治权威，则能让人类社会走上建设远远大于破坏的道路。
结语
中华文明诞生在与世界其他主要文明（至今还未消亡的文明）不同的地缘政治环境之中，充足的资源、适宜农业生产的资源环境，使得中华文明较其他文明更早地诞生“和谐秩序”的理念。
今时今日，我们所要走的这条“复兴之路”，在世界秩序之中所要扮演的角色，何尝不是古代“中华亚洲秩序”在新时代之下的“重启”。
尽管今日世界的“扩张”之路，早已不是以大规模战争征服领土，但“丛林秩序”并未消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给自己披上了一层“合理”的外衣而已。
从西班牙帝国到大英帝国，再到“自由美利坚”，它们所构建的世界秩序，从野蛮扩张到“文明征服”，再到“共建民主”，虽随时代发展而所表现出来的内涵略有不同，但本质上仍与“丛林秩序”一脉相承。
地球文明想要走上一条更适宜自己发展的道路，显然不能继续在“丛林秩序”中打转，尽管文化、宗教、族群之间的冲突无可避免，但在“和而不同”的理念之下，构建“和谐秩序”更适应时代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