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智库｜中国和平崛起与中华文明复兴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崛起是当代国际社会的标志性政治经济现象。中国和平崛起为中华文明复兴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中华文明复兴同时也是当代国际社会非西方文明复兴的主导推动力量和主要表现， 有利于推动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均衡与和谐发展。

中国已经成为推动国际格局百年巨变的重要力量，主要表现在：

○ 全球制造业及工业发展。

○ 全球贸易发展与经济增长。

○ 全球市场经济体制与发展模式。

○ 全球科技发展与跨国公共产品提供。

中华文明复兴具有世界性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

○ 丰富世界文明的多元内容，促进多样性世界文明的和谐共生。

○ 促进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推动世界文明的对话与融合。

○ 为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交往与和平幸福提供思想资源、交流平台与解决方案。

中华文明复兴的全球化价值表现在两个方面：

○ 在全球范围破除文明优劣论，参与全球化的文明竞争，促进全球化多元文明体系构建。

○ 为全球化世界提供共享的价值观体系和思想资源。

全文如下

百年巨变与中国和平崛起：中华文明复兴的经济及技术基础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崛起是当代国际社会的标志性政治经济现象，是国际社会百年巨变的根本动因和突出特点，集中表现为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相对地位和影响力持续上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相对地位和影响力持续下降，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全面崛起。中国和平崛起为中华文明复兴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中国已经成为推动国际格局百年巨变的重要力量，表现在四个方面：

全球制造业及工业发展的百年巨变。中国制造业发展和工业化逐渐打破了西方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与工业化的主导地位。中国已经从贫困的东方农业国家转变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与价值链体系中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枢纽作用。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的全球性影响突出表现为三：

一是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乃至工业文明的主导引领国，非西方国家成为人类制造业乃至工业文明的新的主要继承者和发展者；二是中国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中心枢纽，东亚地区超越西欧和北美地区成为全球主导的产业中心、供应链中心和价值链中心；三是彻底改变全球制造业乃至工业体系的非西方国家对西方国家的不对称依赖状态，促进全球制造业及工业的均衡化发展和新兴全球化进程。

全球贸易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百年巨变。中国经济大国与贸易大国地位的形成彻底打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主导全球经济与贸易发展的格局，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首次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的主导推动者和国际自由贸易秩序的主要维护者。随着美国发动的以中国为主要对象的全球贸易摩擦的持续进行，美国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额在全球中的相对地位和影响力可能进一步下降，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相对地位和影响力则会进一步强化。中国作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的全球性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总量贡献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引擎和推动力量，逐渐改变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经济增长存量与增量的不平衡，改变了全球财富生产与财富分配的东西方空间分布，促进全球财富配置的平衡和优化；二是中国成为全球贸易的主要推动者和自由贸易秩序的主导维护者，逐渐排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全球贸易事务与贸易规则的垄断性不当影响，成为全球贸易发展的中流砥柱。

全球市场经济体制与发展模式的百年巨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发展模式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乃至西方发达经济体提供了新的可资借鉴的市场经济体制与发展模式，打破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教条主义约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把有效的市场微观资源配置职能和有为的政府宏观调整职能相互结合，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形成中国发展模式。

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最主要的两种市场经济模式，这两种市场经济模式存在着相互竞争、相互合作、相互补充与相互借鉴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和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已经成为影响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最为显著的两种市场经济模式，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产生以来第一次出现的社会经济现象，非西方、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为整个国际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以借鉴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而同时摆脱了传统计划经济的僵化模式与新自由主义的教条模式的约束，产生出新历史背景下的新兴市场文明。

全球科技发展与跨国公共产品提供的百年巨变。目前，人类社会经历了四次工业及技术革命，前三次工业及技术革命都是由西方国家引领和主导的，正在发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及技术革命则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共同引领和主导。在第四次工业及技术革命中，中国由前面三次工业及技术革命的落后者和追随者变成了并跑者乃至引领者，逐渐改变了西方国家对全球科技发展的主导性和垄断性影响，促进了国际社会科技发展的区域平衡性和公平性，逐渐破除少数西方科技强国对人类科技进步的垄断性阻碍。最为典型的便是中国在高速互联网技术、5G通信、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大数据应用与人工智能等不少领域已经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中国成为全球新兴的科技大国和创新大国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逐渐打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全球高新技术研究开发的高度垄断局面，促进各国之间公平的科技竞争和创新竞争；二是打破西方国家对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封锁和科技打压，使得全人类都能够共享人类共有的科技成果，最为典型的便是中国在5G领域的进步；三是促进研究开发与创新活动的全球化，为新兴国家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创新提供经验借鉴。

中华文明复兴的世界性影响及全球化价值

中华文明复兴具有世界性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丰富世界文明的多元内容，促进多样性世界文明的和谐共生。中华文明作为世界最为古老的文明，也是唯一连续不断、没有中断发展进程的人类文明类型，与其他类型人类文明共同构成世界文明的多元内容，不断丰富世界多元文明的具体内容，促进各种不同类型文明之间的相互包容和共存共荣。

其二，促进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推动世界文明的对话与融合。中华文明的复兴过程，也是一个世界文明不断交流互鉴的过程，中华文明的形成与演化过程本身就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结果。中华文明之所以5000年连绵不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发展和演化过程中不断学习与借鉴其他优秀文明的有益成分，在与其他文明的对话与融合中不断丰富自己的文明内容、完善自己的文明结构。

其三，为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交往与和平幸福提供思想资源、交流平台与解决方案。中华文明居于东方，在吸收世界其他文明的有益成分的同时也被其他文明学习和借鉴，产生文明传播和扩散效应，推动整个人类文明的繁荣和进步，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相互认识和交流的纽带和平台，促进世界和平与各国人民的快乐幸福。

中华文明复兴具有全球化的价值。随着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各国之间的交流交往日益密切，各国人民需要把不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包容到一个全球化的开放体系之中相互借鉴和共同发展，形成新的全球化价值体系和思想资源体系，为各种全球化问题的解决提供价值观指导和思想资源支持。中华文明复兴的全球化价值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在全球范围破除文明优劣论，参与全球化的文明竞争，促进全球化多元文明体系构建。由于各国或者各个民族存在历史发展、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使得不同国家或者民族的文明内容与文明形态表现出差异性和演化性，有的文明的因为影响力与传播性相对较强而表现出强势文明特征，有的文明因为影响力和传播性相对较弱表现出弱势文明特征。但所有人类文明类型或者文明形态都是人类共有的文明成果，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可是一些文明优越论者甚至种族主义分子会刻意夸大或者抬高某类型文明的地位而贬低其他文明的地位，甚至出现文明歧视现象，最为典型的便是近现代历史上西方文明中心论者对非西方文明的贬低和歧视。中华文明作为非西方文明的重要代表，其复兴能够增加非西方文明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破除西方文明优越论，促进全球不同文明之间的公平竞争和合作。

其二，为全球化世界提供共享的价值观体系和思想资源。当今世界是一个日益全球一体化的世界，产品与要素跨国流动规模越来越多、速度越来越快，各国人民之间日益形成不可分割的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中华文明的一些价值观和思想资源能够成为全人类共享的价值观和思想资源。

认清西方文明中心论的误区

中华文明的复兴过程，也是一个改变当代国际社会中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不平衡、不平等的过程，更是一个世界文明体系重构的过程，需要认清西方文明中心论存在的局限。从新分布主义与分布革命的角度分析，西方文明中心论否认人类文明的适应性、演化性、实践性、平等共享性与创新性，忽略了人类个体与群体理性、德性与能力的概率分布特征，存在以下五方面的缺陷：

其一，文明具有适应性，不能够教条化和极端化。任何文明都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与特定地理空间，特定的人类群体为了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创造、发展与演化的，具有适应性，也就是说任何人类的文明形态都是特定人群适应特定环境的产物，离开特定环境和特定历史背景则可能出现不适应性。如果片面把某些文明视为中心文明或是所谓普世价值，则否认了文明的适应性，必然导致文明的教条化和极端化。

西方文明中心论者把西方文明当作人类文明的中心，否认了西方文明的环境适应性与社会适应性问题，片面夸大或扩大西方文明的适应环境和地理空间范围，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扩张西方文明的观点、主张和社会生活方式，必然导致水土不服和与其他文明的冲突，出现文明优越主义、种族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阻碍人类文明进步。

其二，文明具有演化性，不能够固定化和模式化。人类文明不是一成不变的，是不断演化的，在文明演化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适应性条件，任何一种类型的和文明形态如果脱离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环境，则难于判断其适应性与先进性，在人类历史某些发展阶段具有先进性与适应性的人类文明形态，到了另一些历史阶段或者环境则可能表现出非先进性和非适应性。人类文明的演化过程并不是线性的，某些历史阶段相对先进的文明，到了另一个历史阶段可能变成相对落后的文明，一些落后的文明因为演化过程中能够有效弥补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可能在另一些历史阶段转化为相对先进的文明。

当代西方文明是西欧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的基础上形成的相对强势文明，强势文明并不必然是优秀文明和中心文明，具有周期性，在一定历史阶段具有强势影响的文明不可能在所有的历史阶段都具有强势影响，也不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持续获得强势地位而成为文明中心。

其三，文明具有实践性，不能够脱离实践及现实世界。任何文明都来自于人类实践，同时也必须服务于实践，离开实践的抽象文明是不存在的，实践是检验文明先进性的主要标准，不同国家或者地区的实践存在着差异，被西方国家实践检验且具有西方社会适应性的文明，不一定能够通过非西方国家检验而在非西方社会具有适应性。此外，不存在所有历史阶段都能够适用全世界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唯一的文明类型和文明形态，任何文明的先进性都是相对的，任何绝对优先的文明都是不存在的。

西方文明中心论忽略了文明的实践性和相对性，试图把西方文明视为不需要实践检验、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绝对优秀文明，把非西方文明视为边缘的、非中心的、居于非优秀地位的附属文明，忽略了任何文明优秀与否的实践检验性和相对性。

其四，文明具有共享性与平等性，不能够垄断和歧视。任何国家、地区与民族创造的文明，都是人类共有文明成果的构成部分，都可以为人类所共享，不同文明之间虽然存在着历史、地理、影响力的差异，但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西方文明中心论则把西方文明视为人类文明的中心，其他非西方文明处于非中心的不平等地位，存在着对非西方文明的不平等对待甚至歧视之嫌，同时还蕴含西方国家对人类先进文明的垄断性创造权和独占性话语权。

西方文明不是孤立发展起来的，是在借鉴和发展保护非西方文明的全人类优秀文明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受到西方文明出现以前人类古典文明的滋养。

其五，文明具有创新性，不能够保守化和僵化。任何一种文明，如果视本文明为人类文明中心，视其他文明为边缘，则必然导致故步自封，孤芳自赏，失去创新活力，则最终会陷入落后而被时代所抛弃。无论是西方文明中心论，还是历史终结论，都假定存在一个人类的终极最优文明，人类演化到此文明便是终点，不可能再取得新的进步，如此的文明也不可能出现创新，必然走向保守化和僵化。

西方文明中心论否认超越西方文明的非西方文明的存在，视西方文明为人类文明的标准和终点，必然弱化西方文明的创新动力，排除西方文明借鉴非西方文明优秀成分的可能性，最终必然导致西方文明失去创新动力而被历史淘汰。

注：图片来自网络

文章来源：《人民论坛》2019年9月中

《中国和平崛起与中华文明复兴》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保建云

原文责编：于洪清

新媒体责编：李思琪

视觉：王嘉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