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与六便士》：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 但依然有人仰望星空

东晋义熙元年八月，陶渊明出仕彭泽县令，这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出仕。

三个月后，他的庶妹在武昌去世，悲痛欲绝的陶渊明当即辞去官职，前去奔丧。一年之后，他为了祭奠亡妹，写下《归去来兮辞》，余生从此归隐，再未出仕。

每次想到陶渊明，我内心都会涌起阵阵感动。二十岁的他为了谋生，不得不开始游宦生涯， 可是他偏偏又有着“性本爱丘山”的追求。

于是，他在“耕”与“仕”之间来回往复，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夹缝中委曲求全，直到五十三岁那年，他远离世俗，选择归隐，终于在山水田园间实现了理想，也留下一段传奇人生，让人千百年后依旧歌颂叹惋。

但当我读到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的时候，我受到的震撼绝不比陶渊明给我的少。主人公斯特里克兰德的故事让我惊叹，古今中外的人对于理想和自由的诉求从未改变，他们为此而奋斗的事迹总是同样让人动容。

主人公斯特里克兰德本是英国证券交易所的一位经纪人，可是收入稳定，家庭和睦的他忽然疯狂地迷恋上了绘画，为此他抛下家庭和事业，远走巴黎去追寻自己的艺术理想。

不顾一切的斯特里克兰德最终选择与文明世界割裂，远遁到塔希提岛上，彻底归隐自然，并创作出一幅幅震惊世界的绝世画作，成为了最伟大的画家。

对于这样一个近乎“疯狂”的故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悲剧也好，壮举也罢；自私也好，勇敢也罢，都不妨碍这个故事带给我感动和震撼。

在这个特殊的时代，我们的理想和信仰需要一次救赎。就像王尔德所说：“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但依然有人仰望星空。”

现实比小说更疯狂

毛姆小说中的人物往往都以现实人物为原型，《人性的枷锁》的主角是以毛姆自己为原型，而《月亮与六便士》的主角则是以法国后印象派大师保罗·高更为原型，高更传奇的一生增添了斯特里克兰德这个角色的复杂性，使其更具有真实性和深刻性。

高更前半段人生是舒适的，舒适的让他觉得乏味。

事业上，他在巴黎证券交易所做着体面光鲜的工作；家庭上，他迎娶了丹麦工业大亨的女儿梅泰，并有五个孩子。这样的人生可谓风光无限，是很多人穷其一生也难以拥有的。

可是，高更对眼前的一切感到乏味，他执意在绘画的世界里醉生梦死。为了追寻艺术理想，他终于抛下一切，来到了塔希提岛（大溪地），仿佛找到了人生的伊甸园。

在这片原始纯粹的土地，高更贪婪地汲取着一切能量。野蛮的性欲肆意生长，现代文明消散殆尽，只有艺术创作的激情在蓬发。

同时，他也因为不堪忍受病痛的折磨而数次自杀未遂，生不如死。仿佛上帝的戏弄，让他在享尽富贵荣华之后再体味“食尽鸟投林，落得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也正是因为有这样极致的人生体验，高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创作出了那副震惊世人的经典代表作《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将到哪里去？》

在《月亮与六便士》里，斯特里克兰德最终也来到了塔希提岛，找到了他人生中最后的灵魂归宿，仿佛在长久的压抑中得到了解脱：“好像他那脱离躯体四处游荡的灵魂，不断地寻找归宿，最后在这个遥远的国度回归自身”。

虽然高更和斯特里克兰德在现实中永远不可能相遇，但他们都展现了人类追求自由和理想的精神希冀。或许，在另一个平行时空里他们可以重逢，并为看到曾经的自己喜极而泣。

人性的复杂

法国作家波伊尔称毛姆为“天堂之魔”。“天堂是美好、善良的象征，“恶魔”是邪恶、残暴的象征。这是为了说明毛姆所塑造的人物的复杂性，他们集人类的正邪善恶为一体，比非黑即白的“扁平人物”更立体，比亦正亦邪的圆形人物更饱满。

斯特里克兰德认为婚姻和家庭是束缚自己的枷锁，让自己的精神萎靡，但是他又无法抑制本能的性欲。

也就是说，在他的观念中，婚姻只是发泄欲望的媒介，他拒绝由此产生的责任。所以他抛弃家庭，抛弃爱慕并献身于自己的勃朗什，认为这些不应该成为阻挡他逐梦路上的牵绊。

这种非理性的行为，与其说是自私的兽性，不如说是被放大了的人类原始欲望。如果简单的以善恶来区分，那么就无法体会到毛姆刻画人物的高超。

斯特里克兰德并非生下就如此“邪恶”，他是在理想得不到施展的困境下，转而“嫁祸”于婚姻，是现实的逼迫让他失去理智，诱发了潜意识里的“恶”。任由他在这种压抑的环境里苟活，那么结果只能是做出比离家出走更坏的暴行。

而斯特里克兰德夫人前后性格的转变，则比斯特里克兰德的“恶行”更让人难以接受。当得知斯特里克兰德并非因为外遇而弃自己于不顾的真相后，她便决定展开报复。

她编造丈夫离开的原因，充分展示自己的凄惨和大度，毫不节制的利用大众的同情心。甚至凭借“丈夫死后”的名声，步入觊觎已久的文学圈，彻底由原本的谦逊大方变为虚伪孤傲。

斯特里克兰德夫人所做的一切伪装和算计，固然是为了报复丈夫的冷酷无情，可是这更是一个单身母亲为了生存做出的无奈之举。

原本美好幸福的人生，旦夕之间化为乌有，而造成这一切的竟然是心爱的丈夫，这种巨大的心理创伤足以让人失去理智。由此带来的性格的巨大反差，也就变得可以理解了。

如同斯特里克兰德抛弃一切，追逐梦想一样，斯特里克兰德夫人也不过是利用一切，求得生存而已。

站在人性复杂性的高度上审视他们，一切言行便具有了发生的合理性。毛姆冷静客观的记录这些情节，不是为了让我们评判孰是孰非，而是把人性血淋淋地解剖出来，让我们看得真真切切。

如同沈从文所说：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做基础，坚硬的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里供奉的是“人性”。

英雄的悲剧与辉煌

如同毛姆在英国文学上的争议一样，他笔下的斯特里克兰德同样饱受争议。依照世俗的评价标准，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他抛妻弃子，远走他乡都是违背伦理道德的恶行，不值得理解和原谅。

大众自然不会为了艺术理想而放弃世俗生活，读书致仕，封妻荫子是主流价值观。因此，他们赞叹陶渊明“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境界，但绝不会起身追求。

正如他们一边赞叹斯特里克兰德的天才画作，又一边攻讦他“丑陋”的人格，斯特里克兰德的艺术上的成功在世人眼里不过是一出悲剧。

这就是理想与现实，艺术和生活的矛盾。天边的“月亮”代表理想的高洁与遥远，脚下的“六便士”代表生活的污浊与卑微。

可是如果追求“月亮”，为了理想而放弃生活，可以算作人生的悲剧的话。那么抬脚捡起一枚“六便士”，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放弃理想不是更大的悲剧吗！

在斯特里克兰德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让爱玛将他穷尽心血的壁画付之一炬，这个场景所展现出来的冲击力让人久久难以忘。众人或许更无法理解了，抛弃一切，历经磨难留下来了珍品，为何不传之后世，留名青史呢？

因为，在斯特里克兰德心中，自己的理想已经实现了，那高洁的月光已经照耀其身，此生再无遗憾，何须再用“六便士”证明自己的价值？这不是英雄的悲剧，而是壮士的辉煌，是勇士无声却震人心魄的自由呐喊。

就像陶渊明的《神释》所言：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