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批评张爱玲 相貌难看一脸青春痘还爱出风头 被世人高看了
文·段宏刚
杨绛（1911年——2016年）和张爱玲（1920年——1995年）都是现当代成就显著的女作家，文学地位不容置疑，至今，她们的作品仍然深受喜爱，滋养着一代又一代读者。
两人可以算作是同一时代人，但在杨绛的一些文字里，并不愿意跟张爱玲平起平坐，也不认同自己跟张爱玲是同一辈人，仅把她当作下一辈人来看。
杨绛祖籍浙江无锡，青年时期曾在苏州东吴大学（苏州大学前身）读书，后来转入清华大学求学，在此认识钱钟书先生并喜结连理。之后，她先后执教于上海、北京两地的高校，工作之余，创作和翻译了许多文学作品，终成一代著名作家。
张爱玲出生在上海，前半生在上海求学并走上文学之路，大部分作品也是在上海创作完成，并取得很高成就，跻身到文学大家之列，一时间风光无限。在后半生，张爱玲漂洋过海来到北美生活，并在这里了却此生。
按理说，两人不在同一座城市生活，更没有在一起工作过，但是，并不影响两人相互谈论和评价对方。
她们在生前都是大名鼎鼎的才女，笔耕不断，在报纸上的曝光率很高，相互之间阅读对方的文章，是经常能遇到的事情。
1931年——1937年，张爱玲就读于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在校期间尝试写作，她的名字和文章频繁出现在校刊《凤藻》上。
与此同时，杨绛的外甥女石定果也在该校读书，跟张爱玲属于校友。同学们时常能看到张爱玲穿着旗袍，勾勒出曼妙身姿，行走在校园里，如同一道移动的美景，走到哪里都会引起关注。
作家的成长离不开编辑，如果说作家是千里马，那么，编辑无疑是伯乐，正是编辑的发现、抬爱和支持，才让作家一步步走向成功的辉煌。
张爱玲一生遇到许多帮助过她的编辑，有一名叫丘彦明的编辑，曾对她无私帮助了8年。后来，尽管张爱玲在后半生去异国他乡生活，但丘彦明仍然没有忘记帮扶她，两人时常书信联络。
1981年7月，杨绛的散文集《干校六记》出版，丘彦明读过后觉得不错，很快又买了一本寄给远在大洋彼岸的张爱玲。
张爱玲读完此书，本着不得罪编辑的原则，在后来写给丘彦明的回信里，写下这样一句话：杨绛新近的《干校六记》真好，那么冲淡幽默，而有昏蒙怪异的别有天地非人间之感。
也许，这句话只是张爱玲的客套话，但也确确实实点评了杨绛的文风，不失为一个中肯的评价。
杨绛也有自己的伯乐，她的伯乐是著名出版家钟叔河先生，他曾长期跟杨绛、钱钟书有合作关系，经他之手，在刊物上发表了夫妻二人的许多文章，在相互合作中，他们成为挚友，结下数十年深厚友谊。
杨绛在2016年5月25日去世后，社会各界都自发缅怀她，受《湖南日报》之约，钟叔河拿出杨绛生前写的两封书信，请人代笔，写了一篇名为《用生命之火取暖——杨绛致钟叔河信两封》的文章，很快被报纸发表。
在一封里，杨绛谈到了张爱玲，涉及内容如下：
我觉得你们都过高看待张爱玲了，我对她有偏见，我的外甥女（石定果）和张同是圣玛利女校学生，外甥女说张爱玲死要出风头，故意奇装异服，想吸引人，但她相貌很难看，一脸“花生米”（青春痘），同学都看不起她。我说句平心话，她的文笔不错。但意境卑下。
杨绛写这封信的日子是2010年1月20日，她为什么要这样苛刻、尖酸地评价张爱玲？若结合时代背景和两人经历仔细分析下来，少不了三个原因。
其一，文人相轻，或者说是女人之间的嫉妒。
如果以世俗观念来看，文坛也是名利场，文坛的蛋糕只有那么大，却要很多作家来分，你切得多我就切得少，任何作家也摆脱不了名利的诱惑，文人相轻之陋习，在古今中外的作家中间存在，就不足为奇。
张爱玲早就看清了这一点，因此，她很早就懂得借文学之名让自己出人头地。
到1944年，张爱玲刚过第二个本命年，就已经发表了《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倾城之恋》、《封锁》等小说，即刻成为上海滩，乃至全国炙手可热的美女作家，受到许多才子的热烈追求。
春风得意之时，张爱玲说出了一句发人深省的名言：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在张爱玲说出这句话时，杨绛创作的几本话剧《称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戏人间》，也开始在上海公演。然而，比起此时红透半边天的张爱玲，年长9岁的杨绛显得有些落寞，她的作品没有给她带来那么多鲜花和掌声，在文学上，她始终被张爱玲压过一头。
民国时期诞生了许多才女，比如，吕碧城、石评梅、萧红、林徽因、陆小曼、孙多慈、凌叔华、谢婉莹、潘玉良、吴健雄，等等，但在张爱玲面前，没有一个敢说自己的才华能超越。
张爱玲出生于名门，天生丽质，天资聪颖，集美貌和才华于一身，年纪轻轻就名满全国，因此，才引起其他才女的嫉妒，况且，嫉妒也是女人与生俱来的天性之一，再多么通情达理的女人也会产生嫉妒之心，只是多少、强弱的问题。
杨绛这样评价张爱玲，可以说是嫉妒心在作祟。
其二，文学理念上有很大差异。
张爱玲身上流露着崇尚自由的个性，在文学上亦是如此。
丘彦明在《人情之美》里记载了一个小插曲，1961年10月，作家王祯陪同张爱玲游览湾岛花莲，两人无意间聊起文学，张爱玲先从丁玲谈起，又谈到大陆小说，最后她说内地作家都是按照一种模式来写作，不会有好东西的。
事实上，张爱玲在文学创作中，也是这样做，她认为：为艺术服务是文学最纯粹的目的，若给作品里夹杂其它想法，就违背了文学的初衷。
尤其在40年代初期，也就是张爱玲红得发紫的时候，她依然坚守自己的文学信仰，把创作视野始终聚焦在女性身上，专注于刻画女性的精神世界和生活状态，以浓墨重彩揭示封建礼教文化对女性的摧残，对社会矛盾和人性阴暗进行了深刻批判。
而此时，华夏大地正遭受日寇铁蹄的践踏，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文学作为武器来提升民族凝聚力，展现作家的家国情怀。
当其他作家几乎都响应的时候，功成名就的张爱玲却没有这样做，并且，她此时嫁给了著名汉奸胡兰成，张爱玲有些“自私”的做法，引起了其他作家的强烈不满，即刻成为批评对象。
其三，年龄上存在差距，导致观念分歧。
文坛讲究排资论辈，毕竟，杨绛年长张爱玲9岁，接受文化熏陶的时间早，社会阅历更加丰富，按年龄算得上是张爱玲的前辈，把两人算作同一代人，勉强也能说得通。但是，杨绛的外甥女石定果跟张爱玲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做过校友，这层交道让杨、张二人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促使杨绛有意把自己跟张爱玲看成是两代人。
况且，张爱玲后来居上，在文学成就上压了杨绛一头，就更让杨绛难以释怀，不愿正眼看待张爱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