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二代”：手机里的爸爸和“复刻”的童年

1993年出生的刘月，成长经历暗合了上世纪90年代城乡流动的大势，孩童时代父亲外出打工，母亲一人陪伴在身边。如今，刘月已长大成人，她的女儿田野正在重复她儿时的留守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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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月开办的幼儿园。新京报记者 景如月 摄

新京报记者 王俊 协作记者 景如月 编辑 陈思 校对 刘军

开办幼儿园后，刘月时常在孩子身上看到自己童年的影子，为爸爸妈妈回家的雀跃、忍不住分享爸妈回家后的喜悦，影影绰绰，和自己孩时交织在一起。

1993年出生的刘月，成长经历暗合了上世纪90年代城乡流动的大势。她出生的河南宁陵农村，外出务工当时已渐成趋势，以男劳动力向外输出为主。“回来几天，又走了。”接受采访的90后们，提起童年，父亲的形象多是模糊的。

30年过去了，当初的留守儿童长大了，每个人的成长轨迹看似不同，却有着极为相似的路径。

孩童时代留守，而后离开家乡外出务工或上学，到了24岁前后的适婚年纪，回乡操办婚事，婚后孩子出生不久后便继续外出务工。

也有少数走出乡村，留在城市，不必经历命运的复刻。但多数人每年往返于乡村与城市，做着候鸟式的迁徙。他们留在家乡的孩子，成为二代留守儿童。

▲刘月的女儿田野在手机上和爸爸交流。新京报记者 景如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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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里的爸爸

刘月的女儿田野觉得爸爸是活在手机里的，父女两人常态的交流隔着屏幕，当爸爸出现在对话框里，田野会跳起来，拍着手，顺势抱着手机亲一口。一年中为数不多见面的时候，“三维”的爸爸相反变得陌生了。她会躲开，跑到一边，偷偷地观察着。

在一岁半孩子熟悉的场景中，妈妈、姥姥、姥爷和小朋友们是生活的最大圆圈。田野很爱黏着刘月，尤其是午睡后，要妈妈哄才能消解掉抽抽噎噎的起床气。她也会跟在幼儿园的其他小朋友后面，课外活动时含糊地喊着，“学霸学霸，清华北大，统统拿下。”

她和他们一样，还不懂这句话的确切含义。

放学后的傍晚，临街的路上，轰隆轰隆的拖拉机时不时地经过。9月的农村有着一年来鲜有的人气。花生正值收获，拖拉机轰鸣，乡间的水泥路，被晾晒的花生秧切割着。玉米还挺立在田间，一帧一帧的绿色框住一年中最后的收割季。

这是中原地区极为平常的缩影。位于河南中部的宁陵县，农业是重要的支柱产业，河南也是我国粮食生产的重要后盾。然而，耕种带来的收入无法覆盖生活成本，外出务工带来的经济增长是这座县城GDP的主要来源。

从上世纪90年代出现一代农民工开始，三十余年过去，他们的孩子已经成为新一代农民工。

2012年，一份针对1200多名80后、90后外来务工者的调查结果显示，近6成受访者曾是留守儿童，他们的孩子正在或已经成为新一代留守儿童。

日前，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与中国儿童中心组成联合课题组，奔赴全国28个县开展“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状况调研”。记者在宁陵县刘楼乡刘楼村的200份问卷中抽取80份，根据孩子由谁照看、是否与父母同住、父母多久回一次家等选项综合，3-6岁儿童中，双留守和单留守占比75%，0-3岁双留守和单留守比例约70%。

6岁的王子墨也是刘楼乡的双留守儿童之一。

王子墨在刘楼乡实验幼儿园读学前班，剪着西瓜头，瘦瘦弱弱的，排队时站得靠前，见到陌生人，眼神怯怯的，赶紧贴着前面的小朋友。

放学了，姥姥葛玉英带着两岁的妹妹王子彤来接他，妹妹淘，多数时候，他在一旁看妹妹玩滑梯。

葛玉英是被拉回来救场的。去年11月，妹妹满两岁，王子墨妈妈王娟决定再次南下务工，他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双留守儿童。

“我在新疆干活哩，她公公婆婆走得早，要不我也不给他们看孩子。”今年52岁的葛玉英，一头黑发，绑着低马尾，说起话来利落干脆。年轻时和丈夫一同去新疆干活，剪棉花、割麦子，三个孩子大半的成长时光“没搁家”。

王子彤精力旺盛，把鞋褪到一边，赤着脚跑来跑去，不一会儿消失在视线范围内。葛玉英话说了半拉，开始风风火火找孩子，王子墨蹲在阴凉的地方，托着腮，观察着这一切。他得适应这样的新常态。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潘璐表示，农村人口的城乡流动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已经从青壮年男性为主扩展到年龄周期跨度更大的男性与女性村民。

“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状况调研”3岁-6岁儿童的40份调查问卷显示，妈妈在孩子不足一岁外出工作的15%，在孩子1-2岁外出工作的23%，2-3岁外出工作的17%，没有工作的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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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刻的童年

刘月2011年从商丘幼师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商丘宁陵县曹西庵村办幼儿园，从一个留守儿童，到留守儿童的守护者。

幼儿园里，双留守儿童比例大概占70%，20%的孩子妈妈留在家里，其中不少是在照顾二胎，只有10%，父母能够陪伴在身边。

“双留守的孩子对父母的渴望恳切，有时得知爸爸妈妈要回家了，会忍不住告诉所有人。爸妈回来后，他们会骄傲地昂着头，告诉全班小朋友，‘今天放学妈妈来接我’。”刘月说。

那些被父母归来与离开牵动的心情，刘月也有过。

两年前，女儿田野出生，几乎复刻了刘月的孩时。10岁，刘月晚上一个人不敢待在屋子里，即使开着灯，也需要人陪着。田野在家，门口有汽车经过，还会躲进妈妈怀里。

刘月觉得，女儿的胆量与父亲的陪伴密切相关。0-6岁是孩子宝贵的心理安全期，爸爸的角色是坚强的，是把孩子举高高放在肩头，应该是孩子心中的“奥特曼”。

但田野3个月大的时候，爸爸便去了江西，一年回家两次。因为父亲的缺席，刘月两岁的时候，还不会叫爸爸。

陪伴是奢侈品。外出务工，是支撑一个家庭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再回顾孩童时代，受访者多半对当年的留守无意识，“当时都这样”“爸爸是出去挣钱了”。

但还是有什么东西烙下了，父亲的寡言、少年期的怅然若失，统统装进了记忆的黑匣子。

自卑，王冰波再剖析时，觉得缺乏父亲陪伴以及父亲的沉默是最大的原因。

记事起，一年难得回家的时候，父亲和母亲会“为钱吵架”，不吭声，也不会哄。让本来就促狭的在家日子，留下一道道空白的印子。

父女的互动也是稀缺的，学习情况、生活情况，父亲没张口问过。那时，王冰波羡慕“别人家的爸爸”。“前面的一个大爷，特别健谈，会跟自己闺女说这说那。”而对自己父亲，“总是感觉有距离感”。

到高中了，王冰波不敢和男生对眼，读大学的时候，干脆钻进图书馆，远离社交。“以后不能找我爸这样的。”她和妹妹暗下决心。

刘明福把人生的转折点认定在初中。“如果顺利度过了，就平步青云了，度不过去那就‘拉稀’了，下学打工。”他属于没度过的那一类，叛逆期逃学、打架，半点风声也没让家里知道。

如果当时父母都在身边，是否会是另一番情境？他的语调一下子低了下来：当时年纪小，都不懂，大了以后也不在乎这点东西了。反正都已经定型了。他停顿了一下，“父母在家，也不一定能上大学的，当然不在家的话，也不一定说上不到大学，都看个人。”

2012年一求职平台对1200名外来务工人员所作的调查问卷显示，35%的受访农民工表示，父母关爱缺失，让自己变得孤独和忧郁，31%的受访者称变得更自主独立，12%表示容易交到坏朋友，8%表示容易受到欺负。

▲幼儿园的小朋友在课外活动。新京报记者 王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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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留守的新课题

到了为人父母年纪，真正的考验随之而来。

一年级的儿子陈思宇期末考了个位数，把代凯“炸”回了家。奶奶是文盲，带孩子带得娇。陈思宇和陈诗媛俩兄妹，就在军陈村野蛮生长着。

“再走两年，就飞了。”8月，代凯从苏州回家，和孩子的相处成了她的新课题。

女儿陈诗媛相对省心，儿子陈思宇则是个老大难。他圆滚滚的眼睛，笑起来，双眼皮褶子里藏着孩子的狡黠。放学接回家，凉鞋带断了，蹦跶到校门口，“呵呵呵”，冲着代凯笑。

难，做作业难。小椅子的后椅脚折断了，绑上一根木头，做支架，陈思宇坐在这上面，摇摇摆摆，不安生地写作业。

小明在小丽的左边还是右边？他用自己的左右手比划着，总是分不清。“树叶”的“shuye”是第几声调，他念着“树叶”两个字，拖着长音，扬着手，“二声”，观察了妈妈的眼神，又读着“shuye”，手做了个转折动作，“三声”？

代凯在旁边盯着，不时反问，“对吗？”“对不对？”。陈思宇小心翼翼地从妈妈的反应中搜寻着答案。

这是一场对双方耐心的磨砺。代凯回家后，每天都要上演。

有几次，陈思宇偷偷拿代凯手机给爸爸视频，哭哭泣泣地说，你快让妈妈走吧，奶奶在家就行。

虽然陈思宇已经8岁，陈诗媛6岁，但在做母亲上，代凯仍旧是个新手。这8年，有一大半的时间，她在浙江、苏州打工，少有的相处时间里，他们还是只知道吃奶、哭叫的婴孩。

转眼长大的孩子，让代凯有些措手不及。在苏州，她和同在一个工厂的丈夫可以无拘无束，周末的时候，逛逛吃吃喝喝，和所有年轻人一样。回到村庄，则要真切地面对自己的孩子。一道道数学题、拼音、写字，摆在她和儿子的眼前，她还要再过一遍曾为作业头疼的童年。

被代凯摁着做完两份试卷，陈思宇再也坐不住了，“行了吧”，他跑出去偷玩手机，被发现免不了一顿训。

他挺着肚子，噘着嘴，带着哭腔，用手指着代凯，“凭什么你能看手机我不能看”。随即，他意识到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对比，转身走进屋里，丢下一个“哼”。

有着留守经历的新一代农民工正在面临或即将面临“如何为人父母”的考验，潘璐认为，他们在童年时期形成的家庭观和人生观将对自己的养育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从根本上决定着新一代留守儿童成长的家庭氛围以及他们的社会化过程。

相较于第一代留守儿童，有学者指出，大多数留守二代在襁褓之中（婴幼儿时期）就进入了留守状态。由于婴幼儿时期父母的缺位，以及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替代，导致他们心理和认知存在一定偏差，尤其是在父母的认知方面可能会有严重的后遗症。

这是对两代人的考验。

▲刘月抱着女儿田野。新京报记者 景如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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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圈子

平日里，代凯说话直接短促，也有一瞬，生活的万般重压都涌上来，她微微叹了口气，“现在不上学就像是不识字的文盲”。初中毕业后代凯去苏州打工的电子厂已经倒闭了。

葛玉英作为第一代外出务工者，给尚在高中的儿子经常唠叨的就是，“你看我没文化，就只能出去打工，天热就在外晒着，一天能挣多少钱。还是上学好，以后能坐办公室吹空调。”

他们都希望，下一代，能跳出循环往复的圈子。

王冰波小时候，家里房子漏水，刮风下雨天，姐弟三人就往外舀水，咯咯吱吱的木头门在雨水中泡得肿胀。刘明福三年级的时候，家里吃粮紧张，还需要姥姥送麦。

现在的留守孩子，已不用经历父辈的那种苦涩，但仍然重复着相似的流动轨迹。

王冰波和刘明福所在的瓦屋刘村，正是程楼乡中心，东西大街和南北大街交叉，形成了一个忙碌圈，中石化加油站、顺丰快递、京东家电在大道上延展着城市的触角，各类五金门店、化肥种子店收集着不少客流，熟食店、各类超市也是齐备的。

30年前，葛玉英们去建筑工地掂泥，去新疆种地，到了年轻一代，大多走进工厂，在时代发展最前沿的流水线上工作。工资从一天几块，涨到一天几百块。

有钱了，回村子里盖起敞亮的二层小楼，每年春节，在新盖的房子里待两个周，把孩子留下，然后又是一段漫长的离开。

潘璐表示，农村人口的城乡流动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经历了30年的蓄积与生发之后已经由最初的一种特异性的经济行为演变为席卷并渗入中国农村社会的常态化的生活方式。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留守儿童成长造成的负面效应正不断累积，通过代际循环的方式对整个农村人口的发展形成深远影响。

好在，新的趋势正发生。

走访过多地调研的中南大学讲师雷望红说，二代农民工挣钱能力还不错的情况下，与子代的互动要比上一辈要密集。此外，由于社会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度，更多农村家庭倾向于将年轻女性留在家中照顾小孩。

代凯从苏州回家后，就在邻村的玩具厂打零工。刘楼乡被称为玩具之乡，这一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产业吸纳了不少年轻的妈妈。女儿陈思媛就读的实验幼儿园，附近已经形成了一个商圈。对面挨着两家母婴用品店，每个店铺占地100平方米，摆放着各类婴幼儿奶粉、纸尿裤。美妆店、化妆品店，也不断出现在这条街上。

刘明福则成了瓦屋刘村罕见的年轻男性，去年他经朋友介绍开始做网络游戏装备生意，在家守着一台电脑、一部手机就能有不错的收入。陪儿子的时候，他会把手机调成静音，骑着电动车，带儿子到处转转。

王冰波有些后悔当年辞职，结婚前她在郑州的一家药店干到了店长，回家后常有种与世脱轨的感觉，“比较迷茫”。但真要做出选择，她又是足够坚决的，“小孩放家里太可怜了。”

她也担心“父爱”的环节，丈夫在新疆，实在太远了。她在平日里及时分享育儿文章给丈夫，“得多学知识，讲给孩子听。”

潘璐表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对农村青年返乡创业的政策性支持正在扭转城乡人口流动的结构和趋势，这一进程步伐虽然缓慢，但已经显现出新生代务工者重新嵌入乡村的路径与可能性。“青年务工者的回流不只是对城乡经济转型的回应，对于农村人口、家庭乃至乡村社会的再生产都将具有重要意义。”潘璐说。

“明年不让他去那么远的地方打工了。”王冰波说，两个人在县城租个房子，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下班后能陪着儿子女儿，周末一家人去公园玩耍。这是她理想的生活场景。

前年，刘月的爸爸不再外出去务工，在幼儿园帮忙一起照顾孩子。放学后，爸爸骑着电动三轮车载着妈妈，刘月推着女儿，这是一家人以前未有的陪伴。

夏末，空气中还有秸秆的焦味，黑夜缀着星星，虫鸣一声又一声。刘月有时会和父亲喝一壶茶，女儿田野在旁边调剂，成了父女交流的一根线。

“今年一定要让他回来找份工作。”她说。

值班编辑 康嘻嘻 花木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