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传颂百年的公车上书 其实是康有为对历史的一次成功大“欺骗”
万木草堂讲学期间，康有为培育了一批忠于自己的维新骨干。同时，他选拔了弟子协助自己编撰了《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宣扬托古改制思想，打造变法的思想武器。做足了准备之后，康有为终于迎来了重新踏上政治舞台的机会。
1895年，康梁师徒二人共同入京参加会试。3月21日，清廷与日本侵略者即将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丧权辱国的条约内容举国震惊，在传统士子眼中，亡国危机迫在眉睫了。
康有为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记述，是他自己鼓动应乡试的举人们在松筠庵集会，共同商议上书，以求拒绝和议。会后，康有为起草了万言长书，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主张。这封万言奏书得到了十八省举人的响应，有一千两百人在奏书上签名。十八省一千两百名举人以及数千市民受康有为的鼓动，在督察院门前请代奏，但是遭到了督察院的拒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
晚清以来，学者们对“公车上书”这段历史的研究，所用史料都取材于康有为自己编纂的《康南海自编年谱》。
因此，一般认为，公车上书是康有为将维新思想付诸实践的一次伟大尝试，是维新变法的序幕。直到2000年以后，学者们通过对《戊戌变法档案史料》、《戊戌政变记》等资料的重新查询、比对，才发现被传颂百年的“公车上书”其实是康有为“对历史的一次成功大欺骗”。“公车上书”最多只能称为“公车拟上书”。
康有为的弟子徐勤，张大千的老师曾农髯、李梅庵等松筠庵集会亲历者的回忆录均清晰地记录了当时“公车上书”的真相。
康有为当时确实写作了万言书，也确实召集了部分省的会试举人。但由于康有为打听到自己已经中了进士的消息，如果继续上书，很可能会丢了自己千辛万苦得来的进士功名，于是公车上书作罢。康有为的这一选择，是他内心对功名极度渴望的真实写照，这一选择同样可以反映，康有为这颗救国救民的圣人心，本质上还是为了成就自己。
与康有为为了个人功名放弃上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景华组织了289名广东举人在1895年四月初七联名上书，这封奏书由督察院代呈给了朝廷。同样在1895年的四月初七，各省举人自发联名上书，有史料记载的就有十五次之多。康有为多年后将这些功劳都归到自己身上，可以说是欺世盗名的行为，但他为了塑造自己的领导者形象，还是将这份编纂的功劳用作自己日后招摇撞骗的政治资本，在自编的年谱中编了这么一段谎言。
梁启超多年后回顾这一段历史，直言自己的老师康有为确实“将真迹放大”。事实上，康有为替自己杜撰功劳的能力才刚刚开始体现。
1898年的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是清政府革新派官僚和开明士绅爱国救亡的行动。他们希望借助清政府中光绪帝这样的改革派，通过改良主义道路，达到社会改革的目的，最终取得日本明治维新富国强兵的效果。
众所周知，传统史学观点认为，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旗手。实际上，在戊戌年，除了康有为，提倡变法的还大有人在。呼声最高的是帝师翁同龢和总督张之洞，袁世凯、刘坤一等重臣也有较为系统的改革意见，而严复、伍廷芳等人也向朝廷提出了自己的变法方案。史料记载，虽然康有为七上清帝书，但光绪帝终身只召见过康有为一次。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光绪帝召见了康有为，但并未重用他，只是将他从工部主事平调到总理衙门章京。作为六品官员，康有为此后再未见过光绪帝，那么康有为如何将自己的变法主张告知光绪帝呢？
康有为自述，光绪帝特许康有为“专折奏事”权。但后来的史料表明，康有为的确上奏了许多奏折，但这些奏折都是通过杨深秀、宋伯鲁等高官代呈的，可见这“专折奏事”权经不起推敲。
那么“戊戌旗手”这一称号是怎么来的呢？
别忘了康有为在登上政治舞台前，精心打造的“康党”弟子。在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无法进入政治权力中心，但一直野心勃勃。于是，康有为、梁启超二人主导，其他“康党”子弟联手，共同创办了三十多种报刊。他们不但利用报纸等舆论工具传播维新思想，而且将康有为塑造成“意见领袖”的角色。
康有为除了制造舆论，还组建了强学会，通过发动各地创立强学会，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上文已经提及，康有为是为自己杜撰功劳的能手。
近来汤志钧等史学家整理发现，1911年，康有为根据已披露的戊戌变法史料，将光绪帝推行的变法新政杜撰进自己的奏章中，重新整理出版了《戊戌奏稿》，这样戊戌新政就成了康有为主导的了。经过“康党”师徒的联手包装、杜撰，康有为就获得了“戊戌旗手”的称号。
已披露的史料证明，康有为不是“戊戌旗手”，但是的确是戊戌年间的“意见领袖”，那么康有为在戊戌年间有什么主张呢？
传统史学观点认为，戊戌变法的本质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运动，以康有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了“开议院，兴民权”的主张。但真相并非如此。康有为在戊戌年前后都曾大谈君主立宪，但在戊戌年间，康有为却以中国民众如同幼婴孩，民智未开为由，反对议会与宪政，提出“唯有君权治天下”。
在《日本变政考·卷一》中，康有为写道：“惟中国风气未开，内外大小，多未通达中外之故，唯有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自无不变者，但当妙选通才以备顾问……其用人议政，仍操之自上。”康有为认为，当时的中国民众如同尚未开智的“童幼婴孩”，如若由民众主导，搞议会宪政，那是毫无出路的，而光绪帝有天赐的英明，有如此皇帝，完全没必要设立议院，只要尽心辅佐皇帝，以君权治天下足矣。
除了自己写作《日本变政考·卷一》，康有为也让门下弟子撰写文章，提出不能在中国设立议院的观点，如麦孟华的《论中国宜尊君权，抑民权》，陈继俨的《中国不可开议院说》等等。实际上，康有为和几千年来投靠僭主的知识分子是一样的，他做着叙拉古之梦，以为只要光绪皇帝大权独揽，自己又成了帝师，那么他康有为就能够完全主导清朝的政局，主导历史发展的进程。
康有为的“意见”实际上是逆历史潮流而为之。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康有为又发挥了自己擅长杜撰的能力。他大规模地篡改了自己在戊戌年的奏稿，删除了自己拥护君权的文字，加入开议院，主宪政的内容，最后以《戊戌奏稿》为书名在1911年出版。《戊戌奏稿》长期被视为研究戊戌变法最重要的史料，因此，康有为护君权的史实真相也一直被掩盖。
直到黄彰健、孔祥吉等学者根据清代文书档案原件，详细比对了康有为在戊戌年奏稿的原件和伪件，才揭开了真相。戊戌变法失败后，“意见领袖”康有为遭到了清廷的剿杀，“康党”出版的书籍、报纸遭到了清廷的严查、销毁。康有为携骨干弟子流亡海外。虽身处海外，康有为仍未忘记政治投机。
康有为发出《奉诏求救文》，声称自己“奉诏出外求救”，说明自己“过承知遇，毗赞维新，屡奉温室之言，密受衣带之诏”，准备“奉诏求救”。那么光绪帝到底有没有给康有为这样一封救命的密诏呢？答案是否定的。
这封康有为在海外号召华侨和留学生参加保皇事业的“密诏”其实是他精心编造的。光绪帝在戊戌变法的第九十天，的确写了一封密诏，但这封密诏，不是写给康有为的，而是写给光绪帝自己信任的“军机四卿”之一杨锐的。
密诏原文如下：“……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光绪帝的意思是，依当前形势判断，如果继续变法，那么自己的皇位将不保，因此，想让自己的心腹杨锐想一个既不得罪太后又能将变法进行下去的折中办法。
但是，善于杜撰的康有为却将这封密诏进行篡改。
篡改后的密诏如下：”朕维时局艰危，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十分焦灼，不胜企盼之至。特谕。”
通过比较可知，康有为将原本没有自己名字的诏书，伪造成了专门写给自己的密诏，并且将光绪帝要求折中办法的原意改成了要康有为设法相救。与康有为一同流亡日本的王照，因为知道光绪的真实密诏，曾一度被康有为软禁。但历史真相是盖不住的。王照借机将真相告诉了自己的日本朋友。杨锐的儿子则在1909年宣统改元后，将密诏的原件上交给了都察院。
密诏原件最后转呈光绪帝的弟弟摄政王载沣，康有为篡改密诏的真相自此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