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论·生态｜三文鱼的驯养经济 与后新冠时代的多物种认识论
每年的7-11月是三文鱼洄游的季节，离海归江、跃上水坝、通体通红地产卵，在清冽的激流里死亡，因为三文鱼原生于北半球，这一悲壮的生命史总在高考作文、新生入学和公司培训时唱响。
而今年6月，三文鱼以另一种方式在大众意识里发酵。6月11日，北京发现1例核酸检测阳性病例，感染来源锁定大兴区的新发地市场，第二波疫情再现。市场是疫情熟悉的场地，三文鱼则可能是陌生的宿主。12日，北京新发地董事长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称在切割三文鱼的案板上检测出了新冠病毒，货源来自于京深海鲜市场。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在次日的通报中称，新发地在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中发现了40件环境阳性样本，”有的来自三文鱼案板，有的不是”。6月13日起，三文鱼从北京以至全国的多家超市和日料店下架。6月14日晚，北京市疾控中心研究员杨鹏接受央视新闻采访时表示“通过全基因组测序发现病毒是从欧洲方向来的，初步判定与输入性有关来源。” 这条消息似乎进一步坐实了三文鱼的嫌疑，毕竟入境中国的三文鱼大头来自挪威。
2020年6月22日，北京蓝天救援队对京深海鲜市场的室外区域进行消杀。
驯养的危险与危险的驯养
如果说比起华南海鲜市场之于第一波疫情，新发地之于这一波看上去是更明确的疫情“源头”，那对民众而言，三文鱼也是比蝙蝠与穿山甲看上去更加明确的病毒宿主。毕竟，摆在餐桌和冷柜里红橙色的鱼肉是大多数人更容易接触、也更容易归咎的。
“野味肺炎”曾是连接新冠与动物的核心概念，三文鱼带来的则是驯养的威胁：恰恰不是那肉食、凶猛、逆流而上完成洄游的野生形象，而是从挪威、法罗群岛、智利和澳大利亚千里迢迢而来的大宗冰鲜鱼肉，过海关，在批发市场集散，再掐头去尾出现在各超市海鲜区的鱼排。
新冠肺炎在中国的第二波爆发仍然是一宗悬案，流行病学家还在论辩三文鱼是否能是病毒的宿主。即使鱼类没有肺泡，养殖和运输过程中的鱼肉也不是无辜的。毕竟人为刀俎。可以说，第二波疫情风暴中心的三文鱼已经打破了传统人畜共患病（zoonosis）的疾控思路。需要侦破的不仅是鱼与新冠病毒可能的接触点，而应该是人与自然的切面如何在三文鱼的旅途中不断赋形，又塑造着彼此。
这一问题正是挪威人类学家Marianne Elisabeth Lien 于2015年出版的《成为三文鱼：水产养殖与鱼的驯养》（Becoming Salmon: Aquaculture and the Domestication of a Fish ）一书所试图回答的。本书基于作者自2002年始在三文鱼养殖业的田野，以多物种民族志（multi-species ethnography）的视角检审三文鱼养殖如何成为全球化的水产资本产业。
这部著作是晚近欧美人类学涌现的多物种民族志的一部力作。自然与文化的互动是现代人类学的传统关怀，无论是驯化还是变形，动物与人的关系屡现神话研究和政治生态学研究之中。但多物种民族志兴起的背景则是晚近全球历史里，随着自然环境的恶化、生命科技的发展和动物/生态哲学的兴起，人与动植物等生命形态的关系急速演变，许多此前未被文化视域重视的生物型态，如植物、真菌和病毒也在更整体的生态系统中显得重要。
对多物种民族志而言，最重要的并非多物种民族志是否能触及动物这一他者的视角并以之反观世界。毕竟，人与动物共存的世界里，资本和权力从不缺位。多物种民族志意图以更激进的民族志方法捕捉其中的权力关系。以德勒兹意义上的成为（Becoming），而非创造（Crafting）、制造（Making）或发明（Inventing）破题，Lien并不打算仅仅凸显养殖三文鱼（Farmed Salmon）单向度地被人类建构，而是希望同时撰写人类社会如何同时被三文鱼所改变，纠合在不断流动、开放的“成为”（Becoming）里。
三文鱼如何被机械化、现代化的三文鱼养殖工业驯化（domesticated），如何在鱼栏中成为饥饿的（hungry）被喂养物，如何从鱼被计算和操纵为生物量（biomass），如何在精确的养育技术下从洄游的壮阔旅程中封装至可跨越时空扩展的（scalable）商品，如何被动物环保组织论证为有意识的物种（sentient）从而值得保护，又如何从生产链中逃逸到野生环境，却被视作威胁野生三文鱼种群的外来物种（alien）？借用本书的思路，或许，与其说三文鱼是可防可控的驯养的危险，不如说三文鱼养殖这一凶猛发展的产业不断重构着人与自然，食物与动物，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构成了一种危险的驯养。
人鱼之间：驯养空间与劳动场域的互塑
驯养（Domestication）是个人类史上的经典概念，长期被考古学家认为是新石器革命的关键一步。通过驯养动物，种植作物，人类的食物产量开始大幅提升，随之而来的是人口增长和城市的出现。但这一驯养观无法解释的是三文鱼的驯化史。三文鱼并非新奇的人类食物，欧洲的古代笔画和维京史诗中已有捕捉和赠送三文鱼的线索。通过拦坝等方式影响三文鱼苗的孵化的尝试起码在150年前的挪威就已出现，而三文鱼驯养关键的冷水鱼栏技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才在挪威逐渐成熟——此时的北欧早已不是需要靠驯养革命来保证食物供给的时代。但这一驯养史上的迟到者却在全球食物市场上急速扩张，在Lien进行田野调查前夕的1999年，世界上95%的三文鱼供给都来自养殖。正如对三文鱼这一物种而言当代人类主体几可等同于食客，对广大食客而言，养殖三文鱼成了三文鱼本身。
三文鱼刺身
影响这一突进的是挪威政府。三文鱼养殖技术刚刚成熟，挪威即于1981年通过水产业法案，当时的政策目标是为了照顾沿海偏乡渔村的生计，规划的养殖规模是基于个体经营、广泛分布的小鱼场。从无到有的三文鱼养殖业发展迅速，随之而来的是看中三文鱼市场的投资者。但直到1980年代末，挪威的水产法案始终对三文鱼的养殖规模保持限制。最终导致养殖投资者把目光投向了南半球的智利和塔斯马尼亚，如今，智利已经超越挪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三文鱼出口国。
转变挪威三文鱼养殖业的是1990年左右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产能过剩和物价下跌使小经济体大量破产，三文鱼产业也大规模重组，渔场集中在少数大公司手中。2001年，最大的十所三文鱼企业所占有的市场份额已达46%。
这就是Lien进入渔场时的三文鱼世界，驯养三文鱼的主体已不再是挪威偏乡的渔农，而是有模有样的公司网络，育鱼的工人中有东欧的移民和暑期打工的少年，渔场的管理者也有女性的身影，在渔场背后，每日监控三文鱼产量、核计买卖的白领坐镇办公室，科学家们则穿梭在渔场和实验室间，关心鱼虱和疫苗接种的问题。
鱼生活在鱼笼构成的三维空间中（25m x 25m x 33m），水深33米。但渔农与三文鱼之间的驯养界面（interface）只是25m x 25m的方形水面。其上，日常的观察，水温控制，打捞死鱼是人与鱼之间的互动。但通过水下摄影机和捞鱼网，渔农也得以纵向地介入鱼的生活：把鱼短暂地捞起以进行疫苗注射、监控鱼的喂食情况、及驱赶偶然闯入鱼群的捕食者，如海豹。没错，闯入者永远是驯养空间的共生者，比起海豹，更加常见和致命的是鱼虱。
驯养（domesticated）并不意味驯服（tamed）。一方面，三文鱼是始终保持着凶猛性的肉食性鱼类。另一方面，人鱼的驯养空间也形塑着渔农与三文鱼之间紧密而疏离的关系。在渔农的操作和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中，虽然鱼可以被从水中拎起进行一系列操作，但只要丢回鱼笼，回归鱼群，鱼的个体性即可融入鱼群的整体之中，而作为整体的鱼群才是机械化的喂食这一最日常驯养工作的对象。人与鱼之间难以构成陆地畜牧动物常用的个体化物种亲密关系中（比如对单头牛羊的命名和情感寄托）。三文鱼频繁的日常死亡只会让渔农偶尔慌张，但这种慌张及其引发的种种补救性工作构成的是渔农忙碌的日常工作，给老板汇报、给科学家打电话、检查灯泡和油管、计算鱼虱、给鱼料抽样，以维持鱼笼中多物种复杂系统里三文鱼生长这一“脆弱的奇迹”（fragile miracle）。
越洋的三文鱼产业链与生物资本的可扩展性
三文鱼越洋产业链上另外一环来自智利的邻国秘鲁。秘鲁鳀鱼是三文鱼鱼料的主要原料。但身在渔场的Lien所看到的鱼料只是装在桶里的小型柱状固体。工人并不了解鱼料由什么组成，只负责把鱼料撒入水中，或者导入自动喂食装置。
三文鱼本是海洋中游弋的食肉鱼，依靠健壮的肌肉和咬力占得食物链的上位。本该在自然环境中被捕食的鳀鱼如今变成不会轻易腐烂的柱状鱼料，从而得以越洋运输到挪威。横跨大洋的不再是被驯养在鱼笼里的三文鱼，也不是鳀鱼自己，而是高度可控，趋附市场时空的越洋鱼料工业。
Lien指出，从新鲜的鳀鱼到不会轻易腐烂的柱状鱼料，三文鱼产业的生物资本封冻住自然时间，并使得产业里的各个环节易于控制、复制和扩展。时空被封装、控制的不仅是鱼料。三文鱼天然的生长周期包括母鱼洄游后在淡水受精，在水温摄氏8度的水里, 鱼卵会在大约60 天后孵化，鱼苗在淡水里成长，经过的一个重要过程是银化（smoltification），使其得以在海里生活，长成成鱼，几年后再洄游，回到自己的出生地产卵受精。
三文鱼养殖业把这些丰富的自然周期分而治之在孵化器，淡水养殖场，和海水峡湾里的鱼笼中。孵化成长的周期和环境被量化为温度-天数的单位，可以通过调节温度来控制天数。在三文鱼公司看来，最重要的计量单位则是生物量，即三文鱼的重量，因为与买卖直接挂钩。在海水鱼笼里的鱼可以有一定数量的死亡，但只要鱼料的喂食可以在最终的“收割”（即宰杀）前，即三年内转化为五公斤的生物量，鱼的养殖就有利可图。
值得注意，另一知名跨物种人类学家Anna Tsing曾以葡萄牙殖民时期发明的种植园为例，说明这种高度可扩展，得以穿越大洋的工业模式远早于现代科技支撑的三文鱼产业，殖民主义和掠夺式资本积累结合才是资本模式可扩展性（scalability）的原初驱动力。被驯养在鱼笼里的三文鱼虽然被剥夺了洄游的权力，却得以在渔业资本的封装中漂洋过海。
Lien在挪威的田野于2012年结束。她或许没有预料到的是鱼料工业之后的发展。根据挪威雨林基金会的一份报告，由于鳀鱼等海洋资源的减少，2012-2013年左右，挪威三文鱼行业开始考虑用植物性蛋白作为鱼料的主要构成。最终，南美洲的另一端被扣在三文鱼越洋产业链上：即巴西的亚马逊雨林。原因在于，与诸多养殖业的饲料一样，巴西的大豆成为植物性蛋白饲料的首选。快速增长的三文鱼产业意味着陡峭的大豆需求曲线和快速烧伐的亚马逊雨林。极具可扩展性的三文鱼行业最终还是与种植园走在了一起。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展示的挪威进口三文鱼
Lien的民族志也并未触及到越洋三文鱼产业链中大公司为压低成本造成的跨国劳工剥削，即三文鱼渔工的生存状态。这同样与其局限在第一世界的田野有关。德法公共电视台（ARTE）7月份在线放映的纪录片《养殖三文鱼：环境的危险》纪录了三文鱼产业在地球另一端的智利造成的劳工伤害。智利是位于挪威之上的三文鱼第一出口大国。但据当地的社会行动者统计，过去7年在智利有50名三文鱼渔工在渔业事故中死亡，在恶劣天气中作业，在湿滑肮脏的环境中掉入鱼笼。而进行三文鱼加工的女工则日常地在低温环境中过劳加班，甚至被工头控制上厕所的时间，许多染上了肾病和尿道感染。
跨洋的的最后一环则是全世界范围内的三文鱼消费者。三文鱼于1985年进入中国。值得注意的是，公众习以为常的三文鱼刺生也诞生于相近的年份。日料里的三文鱼名副其实属于“传统的发明”，与中国80年代开始，直到如今还多居高端酒店的三文鱼料理一样，都是挪威三文鱼进入东亚市场的努力。
洄游与逃逸
任何对三文鱼地缘经济的讨论都不无法绕过大西洋三文鱼（鲑属，Salmo）与太平洋三文鱼（大麻哈魚属，Oncorhynchus）的相爱相杀。两者都属于鲑科（Salmonidae）。两者进化上的分裂在530万年前的上新世（Pilocene）前，但语词上对它们指称的含混则出现在全球化的近代。人类学大师凌纯声的1934年出版的田野报告《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将赫哲族捕杀的达莫嘎鱼（dau imaha）指认为鲑，而dau imaha在俗语端流变为大马哈鱼，同样流传甚广。“三文鱼”则是鲑鱼Salmon的广式音译，始自首先引进挪威三文鱼的70年代香港。在市场上流行的从来就不是更加严格的林耐分类法，所以对三文鱼的命名和指认其实是一种归类的政治。
这一背景下就不难理解大西洋三文鱼和原产自太平洋东岸的虹鳟之间的恩恩怨怨。2018年，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三文鱼分会的13家成员单位制定的“生食三文鱼“团体标准，规定三文鱼是“鲑科鱼类的统称，包括大西洋鲑、虹鳟、银鲑、王鲑、红鲑、秋鲑、粉鲑等。”引起轩然大波是这一标准下，虹鳟得享三文鱼之名。但对消费者而言，淡水养殖的虹鳟无论是价格还是卫生标准（寄生虫），都与大西洋三文鱼相去甚远。而“生食三文鱼“团体中包含了利益相关的青海的虹鳟养殖企业，这也难怪在大众认知中，国产虹鳟被污名化为冒牌的进口西方三文鱼。直到新发地疫情的爆发，有三文鱼店”坦白“自家买卖的始终是国产虹鳟，试图以此稳住消费者。这种污名化才有反转的倾向。
但两者始终是相关联的物种。20世纪60年代虹鳟已被成功驯养，正是这一技术突破鼓励了三文鱼养殖技术的发展。如此一来，进入太平洋市场的三文鱼遇到虹鳟似乎是历史的必然，必有一战。
比起这一反映在进出口政策上的战争隐喻，我们可以以 “洄游“这一概念更好地理解三文鱼和虹鳟的纠葛，而非简单地做地理上的切割。既然Lien的著作论证了三文鱼的自然已经不可避免地被人类的科技和商业所介入，“洄游”不再是某一物种孤胆英雄式地回归原初之地，而是物种间通过资本、技术这样的人类中介而产生的带有必然性的勾连。事实上，在人类介入的“共同进化”（co-evolution）下，已经出现了太平洋虹鳟与属于大西洋鲑属的英国褐鳟杂交的知名日料鱼种——信州三文鱼。
如此一来，在后疫情，或者“后挪威三文鱼”的中国，《成为三文鱼》一书中所提到似乎属于后工业挪威的物种政治也是我们可以进一步体会中国三文鱼/鳟鱼政治的他山之石。比如，Lien提到，驯养的三文鱼经常会出现逃逸的现象，从运输船上逃入野生三文鱼生存的海域与河流。这些逃逸的驯养三文鱼（escaped farmed salmon）被挪威水产组织鉴定为外来物种。虽然挪威没有进行三文鱼的转基因改造，但经过培育，驯养三文鱼的基因库不同于野生三文鱼，逃逸的驯养三文鱼接触野生三文鱼，与之杂交也就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后者的基因。
Lien指出了“逃逸的驯养三文鱼”这样范畴的荒谬性，在她满怀对鱼同情的笔触下，这些鱼是永远没有原初之地可供洄游的鱼中难民。这似乎导向了一种动物中心的哲学而削弱了社会层面对三文鱼产业链的批判性。这也是多物种民族志多为诟病的一点。
而在后新冠时代的中国，封闭挪威三文鱼的进口或许可以让大众收获一时的慰藉。但这本基于挪威的多物种民族志提醒我们，无法防控的是资本流动下的多物种关系。毕竟，因为物种总能从封装好的系统内“逃逸”，“洄游”无处不在，但又无法回到自然体系内的原初之地。源自太平洋东岸的虹鳟同样会出现与青海当地物种纠葛的问题。事实上，据澎湃新闻2018年的报道，黄河上游龙羊峡饲养的虹鳟已经出现逃逸的情况，出现在贵德段特有鱼类保护区内。而饲料中大量营养元素也可能会造成水体富营养化，影响黄河上游水质。无论是否作为三文鱼，虹鳟本应封装运送到北京和上海的餐桌，而与龙羊峡和贵德的居民无关。但因为“逃逸”的存在，资本-生态系统无法封装住风险，没有原初之地可供洄游的不仅仅是虹鳟，也包括当地的民众。正如大洋彼此无法洄游的不仅仅是“逃逸驯养”的挪威三文鱼，也包括它们在智利和塔斯马尼亚的同类，还有与之紧密相连的物种们，乃至人类。
（本文为澎湃·思想市场与“结绳志”联合发布。关于结绳志：一个致力于介绍人类学观点、方法与行动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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