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历史:架构现代新教育
小编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晚清历史的精彩故事情节,千万不要错过噢!我们知道,被中断的1898年政治改革是从教育领域开始的,那年6月11日颁发的新政诏书,其实只是宣布创立京师大学堂以此作为新知识教育的基地,期望新教育体制逐步建立之后才废除或革新旧的教育体制、选拔体制,即以八股为主要考试内容的科举制度。改革旧有的科举制度是那时基本的社会共识,因为法久必弊,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科举制度已经从一种比较有活力的公平、公开、公正的人才选拔制度走向堕落,科场舞弊层出不穷,而科举考试内容的规范化原本有利于人才选拔标准的客观化,减少主观性,然而这种规范化走到极端,就是学非所用,用非所学。
随着近代社会主题的变迁,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的考试科目显然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所以几十年对科举制度尤其是八股取士制度的不满不绝于耳,规范化的八股考试走向极致,也就是衰落无奈的开始。八股考试类似于现在高考中的标准化作文考试是高考名师归纳出的怎样应对命题作文的办法,这种办法在最初阶段对考生理解题意却有好处,弄到后来就有万变不离其宗的教条主义的嫌疑,使原本充满活力与个性的命题作文成为规范化的文字游戏。这就是八股考试之所以在近代中国遭到激烈批评的根本原因。科举制度需要改革,八股制度可能真的需要废除,只是在没有其他更合理科学的考试制度出现之前。
以公平、公开、公正为主要诉求的科举考试制度可能还有其合理性和存在的依据,贸然废除这个沿袭几百年的人才选拔制度,显然也是种不智之举,更是堵塞了一代年轻读书人的出路,十年后废除高考的悲剧已使我们看得很清楚了。所以,清廷主政者尽管看到了科举制度的弊病,但也只能进行修补式的改革,先是以特科的办法招收选拔那些偏才、怪才和奇才,然后再考虑参照西方的现代教育制度重建中国的教育制度、考试制度,只是这个重建乃至最终取代中国旧有的制度可能会是一个漫长时间,要有一代人至少是若千年的过渡。清廷的政策设计应该说是可取的、可行的,只是已经获取功名的康有为总觉得这是发起政治改革的突破口。
于是他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渠道向清廷最高层,向社会施加影响,期待清廷以一纸诏书一夜之间宣布废除这一历史悠久的教育制度,至于替代方式、废除后的后果,似乎康有为都没有仔细的考虑过。康有为激进的改革方案不仅理所当然地遭到激烈反对,更重要的是由这个废八股改科举的政策讨论引发出戊戌年经久不衰的新旧党争,引发了官场大地震。后来虽有张之洞、陈宝箴中庸调和的科举新章被清廷接受,但是由于政治变动走向“后改革时代”,这一渐进的改革方案其实并没有实行。现在,新政终于开始了。陈宝箴虽然在1898年就出局了,但那个由张之洞参与的渐进改革方案还是被重新提起。
所以新政的第一着与1898年政治改革的第一着一样,还是从教育领域做起,还是从怎样克服科举制度的弊病,怎样引进西方新教育,重建中国教育制度入手。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上报清廷之前,或者说当清廷宣布开始新政后,张之洞、刘坤一和两广总督陶模等力主改革的督抚大臣都本能地想起改革的具体步骤。新任两广总督陶模出身于社会下层,自学成才,文宗桐城,素来不喜八股文章,具有强烈的维新变法思想,1896年任新疆巡抚时就向朝廷建议停捐例,汰员,破除旗兵积习,禁止士大夫吸食鸦片,设立算学、艺学等教育课程,废武科考试,变练兵操法,选拔勋旧弟子游学各国,培植工艺等。1900年调任两广总督后,主张维新,主张变革。
当清廷新政诏书发布后,陶模率先响应,于1901年2月与广东巡抚德寿联衔复奏,请求清廷以变通科举为新政入手处,认为为政之要首在得人,取人之方不外学校科举。他们仔细辨析了古今中外人才选拔制度的利弊得失,建议恢复三代之制,以学校取代科举,责成各地广设学校,在学有成,予以承认,此后不论何项出身,不分旗汉,不得学校教育文凭者,不得授以实官。如此,则所取皆实学,所学皆实用。学校既兴,人才自出,吏治民生,军政财政,渐可得人。其商学、农学、工学、化学、医学等,皆听任民间自立,给予适当的政策支持和鼓励,学成各就所学用之。建议朝廷采取稳妥方式。
逐渐将科举取士制度废除兴学校废科举的建议几年前就提出来过只是因为其他原因未及实行,现在陶模和德寿将这一方案重新提出,无疑比较容易获得朝野各界的广泛认同,直隶布政使周馥、四川总督奎俊、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此前后都有类似的思考。3月31日,张之洞在与刘坤一电商怎样回应新政诏书时,也明确将“科举改章”作为新政九条最要大事中的一项,并设定从这个现在并不太困难的地方寻求突破。由此,张之洞很自然地想到几年前奉旨拟就的科举改革方案,以为那个方案当年因为政治变动未及实行,现在应该提上日程了。于是他在6月2日与刘坤一联衔致电西安行在转奏朝廷,请酌量变通科举。
在此后与刘坤一联衔会奏的变法三折中,之洞力主将兴学堂废科举作为第一折,认为此乃中国摆脱贫弱、走向富强、走向世界的关键。折中强调,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志气之弱由于苟安者无履危救亡之远谋,自足者无发愤好学之果力。保邦治国,没有人是不行的。中国由盛到衰其实就是人才枯竭的结果,而要想由衰转盛,重建辉煌,就只能从人才培养起步。根据这个设想,张之洞、刘坤一参考古今,会通文武,就教育体制改革提出四点建议:一是设立文武学堂。奏折考察了科举制度的历史演变,承认科举制度在承平之时也确曾为国家选拔出有用之才,只是到了近代,国蹙患深,才乏文敝。
如果不能适应历史条件的转移改弦易辙,就很难使国家摆脱困境,注入活力。奏折参照近代西方教育制度和教育精神,拟定一套比较可行的学堂办法,重建中国教育体制和学校序列。根据张之洞、刘坤一的建议,全国的新式学校教育序列共分三个层次,最低级或者说最基础的层次就是全国州县普遍设立小学校及高等小学校,招收八岁以上的适龄学生,学制七年。这其实就是现在的小学低年级和高年级。第二个层次是在府这个行政级别上设立中学,招收高等小学校毕业的学生,三年。这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第三个层次是在省城设立高等学校一所,招收各府中学毕业生。
省城高等学校应该参酌东西学制分为七项专门一经学,二史学,三格致学,四政治学,五兵学,六农学,七工学。并另设农工、商,矿四项专门学校各一所。这些学校的学生学制三年,三年后学成会试,取中者可入仕为官,其成绩格外优异者可保送至京城专设的文武大学堂继续深造张之洞、刘坤一的这个学制设计参考了西方近代教育制度,也有近代以来中国新教育的实践经验,许多主张在1898年之前几年不断有人提出,只是那时条件不甚具备,无法进入实践面已。二是酌改文科。张之洞、刘坤一在奏折中认为,科举一事,为自强求才之首务。时局艰危至此,断不能不酌量变通。改章大指,总以讲求有用之学,永远不废经书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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