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考试作弊哪家强？

考试，从它实施的第一天起，就一直被舞弊与反舞弊的斗争围绕着。

古代千奇百怪的作弊工具和方式也让现代人大开眼界。中国最早的图书目录检索不是出现在鸿篇巨著的典籍里，而是出现在作弊用的小抄上的。

虽然反舞弊的规章已然足够严密，但机关算尽的考生还是能用各种方式——来作弊。

猜考题、替写文章

从唐朝开始，便建立了“锁院”制度。朝廷规定考官入贡院之后，直至考试结束、定出名次以后才能出来，少则三五天，多则五十多天。但官民勾结泄露考题的事情还是发生过。

唐寅山水图

明代弘治年间，唐伯虎在南京参加乡试，考取第一名。一年后，他与同乡好友徐经来到京城参加会试。

徐经花重金买通副主考官程敏政，得到了考试题目。徐经文才不行，开考前请唐伯虎帮他写好了文章，而唐伯虎事先并不知情。

两人酒后兴致上来，还拿手里的题目考问他人。会试进行以后，有人发现所出题目与他们说的一模一样，将此事告发。程敏政被关进了监狱，唐伯虎和徐经等被剥夺了举人的名分。

到清代，为防止各个考官在考前与人串通，朝廷会按各省省会离北京的远近及其所需日期，于考前不同时间派出考官。尽管制度严密，但总有漏洞，有些考生可以根据考官的来源猜测考题。

宣德丁未科殿试第一甲第一名状元卷

各地考官来自哪里是不对外公布的，但仍有上层人士能够打探到消息。如果考生知道本次的考官是谁，便可以进一步探知他为人做学问的专长兴趣，然后再琢磨考官以往所出试题。

清代文人汪大燮致族弟汪康年的信中记载了揣摩考题的秘密：“倘主试为师门中人，恐李木斋到浙，大约必有此题……”他还提醒弟弟要携带《元秘史》。

考前热卖“真题”

清朝末代状元刘春霖的殿试考卷

在科考前，各地的书商便闻风而动，编写考试用书。

明清时从“四书五经”中取题考八股文，编书的内容就是早些年的八股文，还有删节版的四书五经、往年的考题，等等。在科考之前，书商赶到省会城市去卖，甚至有江南的书卖到了山西去，大约一两银子一本，在今天看来，那都是畅销书。

编书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赚钱，有些确实由作者本人编写，有些人还盗用专家的名；还有人出版这样的书是为了出名，像有些富商，附庸风雅，请来两个穷书生编写，再署上自己的名字，个人的名气便随着考题大热了。

在明清小说中，对此也有着墨。《儒林外史》中的马二先生，出了《历科墨卷持运》。这其实就是今天我们说的“作文选”，不仅有历年的作文选编，而且还有点评。马二先生虽然科场不利，但靠着这份事业衣食无忧、也因为有“作文选”，便出现了“背范文”的现象。

《清代江西乡试研究》记载：乾隆五十四年，江西乡试副考官翁方纲向皇帝禀报，坊间常有编辑《经书拟题》、《套语策略》等类书籍，于临场时刊刻发卖，皇帝下令禁止，在《钦定科场条例》中规定，坊间刊卖经书，必须是“全经”，不能是删节版的“删本刻版”，因为坊刻的泛滥已经为考场夹带和背诵旧文提供了可能。

打暗号、通关节

清朝殿试考卷

“打通关节”是在宋代开始出现的。因为唐代就开始实行“弥封制”，即糊名制，隐去考生信息。

宋代又继续“升级”，开始实行“誊录”，就是让专人用红墨水再誊抄一个副本，给考官批阅，称为“朱卷”，考生的原始考卷则称为“墨卷”。这样一来，阅卷考官便无法知道考卷是谁的，所以以暗号为关节的方法便“应运而生”。

北宋真宗时，朝廷刚刚制定了弥封、誊录等一套防范舞弊的措施后，通关节的事情就发生了。被曝光的是翰林学士杨亿。省试开考前，同乡中打算应科试的一些人来拜访他，希望能接受一些“考前辅导”。

杨亿一听，顿时大怒，一边说“丕休哉”，一边往屋里走。“丕休哉”三个字出自《尚书》，是一句骂人的话。有的人听出来话外之音，凡答卷中用了“丕休哉”一语的，都录取了。

关于行贿考官，坊间还有一个著名事件流传者，主角是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光绪十九年八月浙江乡试，周福清得知副考官是他的同年进士，就想为儿子走个后门。

那时主考官走水路到绍兴来，周福清暗派家里一个长工去船上送信，信内写明请关照他的儿子和其他5个本家子弟，写明了试卷的“暗号”，另写明劳务费“银一万两”。

没想到，这个长工很不会办事，他将信送到副考官手中时，还嚷嚷着让大老爷给他写个收到钱的回执。这下事情败露，信内被提及的考生统统被取消考试资格。周福清被判了“斩监候”，周家人年年行贿，才保住了周福清的命，最终他坐了八年大牢，但周家从此衰败。

专业枪手替考忙

清朝的科举考试准考证

为了通过考试出人头地，也有不少考生或考生家庭冒着风险聘请“枪手”替考。由于市场需求旺盛，自有科举以来，“枪手”屡禁不止，甚至还出现了中介人。

替考早在唐代就已经出现。古代最牛的“枪手”当属与李商隐齐名的唐朝诗人温庭筠。温庭筠多次为他人做枪手代拟策赋，据《唐书》记载，唐宣宗大中十二年的那场科考，考官安排他坐在帘前考试，由考官直接监视。

考试中，只见温庭筠奋笔疾书，不一会儿就交卷出场了。考官事后才知道，“私占授者已八人”，温庭筠在他的眼皮底下已经顺利帮八个人完成了试卷。“枪替”技艺可谓出神入化，但他也因为替考再次名落孙山。

到了现代，作弊的手段就随着科技的进步而进步了。隐形耳机、针孔摄像机、口腔骨传导耳机、作弊笔……早已不局限于传统的“夹带”“替考”“贿买”老三类。

从古到今，作弊在中国人眼里都不是丢人的事，而是流传了一千多年的文化现象。不管监管手段如何之严，只要可能获得的益处足够大，就会有人铤而走险。根除作弊乱象之难，不是难在考场，而是难在民众淡漠的敬畏心与狭窄的社会上升通道。

作弊文化一日不除，由作弊文化衍生的请客送礼、暗箱操作、行贿受贿、贪污腐败等中国人行为规范也不可能清除。这些行为造就了中国人缺乏诚信的整体形象。事关国运，愿国民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