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元康先生回忆一段五十余年前 西藏回泸州的经历
本文是毛元康老师回忆自己当年（1966）支援西藏建设，在西藏工作经历的文章，一晃已经54年过去了，作为较早的进藏干部，可能对于今天的人来说，是难以想象当时他们的艰辛的，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段过去的往事，也是见证共和国岁月，一段少为人知的历史缩影。在此之前，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毛元康老师。
毛元康，泸州人，1935年生，三岁丧父，其父毛焕章先生可是当年泸州清末民初了不起的人物，是清廪生，也是泸州留学日本最早一批的人，曾任川南都督府教育部长，渠县县长等职，其曾经在今江阳区的兴隆街建有“钝园”，楼上名“述诗堂”，藏书丰富，任人阅览。楼下客厅文人雅集。亭上楹联：“幽径陶彭泽，小园庾子山”，假山、鱼池造型优美、广植四时花卉。泸州五老：陈铁荪、温筱泉、罗季瀛、龚问泉、梁云程喜在此欢宴吟咏。
顿园之意倒是很有今日慢生活之说，也不知道现在兴隆街那一块故地，可惜笔者也找不到了。
对于毛元康先生来说，完全是书香门第的子弟，后来其又是中学语文老师，对语言文字要求极高，沽酒客每每作文，就怕被老先生数落，一直谨小慎微。奈何学识浅薄，总是有纰漏。
毛老师告诉沽酒客，其母亲带着九个子女举家牵住弥陀场苦竹林。在弥陀中心校读小学，1948年入私立峨嵋中学读初中。1951年入川南师范学校师训班，培训一年后，先后分配到泸县立石中心校和土主乡小学教书。1956年考入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1960年毕业分配到西藏民族学院任教。1966年调西藏阿里地区革吉县任县府秘书。1975年调回泸州市一中教书，1995年退休。
以下就是毛元康老师讲述他当年在西藏的一段回忆：
行路难
行路难，行路难。多岐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
西藏西藏，两年一趟。
当年的进藏干部也真苦，干足两年才能有三个月的探亲假。
1969年11月，又该我回家探亲了。熬了两年，功德圆满，又该回到我阔别的家乡一泸州了。此时的我，真有一种“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感觉。
当时正是内地“武斗”高潮时期，听休完假的同志给我们讲过内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特别是武斗的情况，我的的心里又夹杂着忐忑不安。但企盼着和妻儿及其他亲人团聚的心情仍然占了上风，我还是毅然不顾一切地决定：回！
首先是写个申请，拿到县太爷处，县长看了一眼，大笔一挥：“同意，请生产组办手续——车纪红（县长签名）”。
所谓办手续，就是一件事：预支500元路费。这500元相当于内地工人一年半的工资了。这笔钱就是往返的车船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回单位后，凭票报销，多退少补。
苦等了两天，一辆解放牌来到县里。我走过去一看，是熟悉的苏师傅。我说明要到地区所在地狮泉河（江阳沽酒客按：藏语称森格藏布。印度河上源，西藏自治区西部主要大河之一。发源于冈底斯山主峰冈仁波齐峰北面的冰川湖，自南向北流至邦巴附近转向西流，经革吉在扎西岗附近与噶尔藏布相汇合转向西北，流入克什米尔地区。狮泉河镇:是阿里地区行政公署和噶尔县政府所在(地图上标示"噶尔"gaer即县治所在)，是新藏公路上K1058公里处的重要驿站。地处印度河上游狮泉河旁，河畔原来是一片荒凉的红柳滩。这里是游客到阿里地区旅游的集散中心。）。他说，没问题，下午就走。
到了狮泉河，住进地委招待所，联系好到新疆喀什的车子，才安稳地睡了一觉。
经过几天的翻山越岭到了喀什。一到喀什，就领教了“文化大革命”的滋味。首先是我们以往经过此地时常住的天南饭店被串联的造反派住得满满的。同行的“老阿里”老张说：我们只好住骡马店了。于是我们扛着行李跟着他转来转去。到了一条小街的尽头，有一个用土墙围着的大院，院里有一块大坝，坝上摆满了汽车、马车，还有几只毛驴，几匹骡马和几峰骆驼。
一股臭哄哄的味道扑鼻而来，脏乱差臭占齐了。到了这步田地有什么办法呢，凑合一夜吧。宿舍是大间通铺，床全是用土坯垒起来的。我们一行五人找了一溜空床，把行李甩在上面，算是住下来了。找地方吃过晚饭，天已经黑了，人也累了，倒在床上和夜而卧。这一晚睡得很香。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去找车。
东奔西跑大半天，找不到去乌鲁木齐的车，只好又回到骡马店住下。怎么办，不能老呆在这个鬼地方吧？正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在地委组织部工作的小宁说：对了，李专员前天也到了喀什，他住在南疆军区招待所，他和这里的领导很熟，我去找他想想办法。我说，你快去试试吧，看李专员能不能使我们脱离苦海。三四个钟头后，小宁回来了。
小宁说我们的事李专员很关心，他带我去找了军区领导，军区领导打电话四处联系，都没有合适的车子，最后李专员拍板叫我们都乘飞机，后天他(李专员)也要和军区政委一起到乌鲁木齐，我们几个就乘这次班机。小宁又说，李专员叫我明天下午把机票钱给他带去，每张票83元，李专员还说，回单位报账时，机票全报销。（毛老师注：按当时的规定，县团级以上的干部才能乘飞机）。
这样，我们一行人才得以顺利到达乌鲁木齐。这也是因祸得福——既免去了长途跋涉的劳累，也没有多掏一分钱的腰包，这样的好事是难得碰上的。到了乌鲁木齐，沾李专员的光，我们都住在一个被叫做“八楼”的招待所。
“八楼”是一幢八层高的大型建筑，就其高度和设施的豪华，在当时的乌鲁木齐都是一流的。我也是第一次在这里享受了乘电梯的风光。这幢建筑原来是苏联驻乌鲁木齐领事馆，领事馆撤走后，就把它作为招待所 ，我们这几个从山上下来的“土八路”，居然住进了一流的招待所，真不可想象。在这里舒舒服服地住了三天，我们并没有“乐不思蜀”的心情，“归心似箭”的感觉却越来越强烈。
我们在“八楼”的三天，天天都在往火车站跑，希望能买到几张火车票，但每次都失望而回。有什么办法呢？动乱的社会秩序早已使铁路运输陷于半瘫痪状态，当时的流动人员又特别多，要想回家，难啦！这种情况搞得李专员也毫无办法。
又过了两天，乌鲁木齐——上海的列车开始正常运行，而且是早晚各发一列，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于是我们决定乘第二天下午的车返川。李专员属高干序列，有资格坐软卧，我们则可以坐硬卧。
当天上午，小宁和小吴先去排队买票，中午他们回来了。小宁告诉我们，说是为了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列车的卧铺车厢都撤掉了，买的全是硬座。我们几个倒无所谓，只要能赶回家，什么苦都能吃。但李专员已经是快50岁的人了，又是大官，坐硬座可能不行。我们就劝他改乘飞机。
李专员却说：“算了，大家就同甘共苦到底吧，退票也麻烦，我们一路走。你们几个到宝鸡下车，我到西安再改乘飞机。”
由于他的坚持，也只好如此了。于是我们早早地赶到车站，只见人头攒动，几乎是水泄不通。大个子老张在前面开路，我们几个左冲右突，才挤上了车厢。车上的情况比我们的想象糟糕得多。车厢塞得满满的，这哪里是硬座，完全是“硬站”。我们好不容易地在两列车厢的衔接处挤出了一块站的地方安顿下来。
火车正点出站，想到离家越来越近了，心里稍微平静了些。由于是站着的，车子又不停地晃动，想打个盹都不可能。我们几个年轻人还挺得住，但李专员的脚开始肿了。我们都很着急，设法把几件行李摞在一起，让他靠着车厢坐下。但这也不是好办法，还是老张点子多些，他叫李专员把证件拿出来，说是要去找列车长帮忙找个座位。
他还真行，半个钟头后，列车到了酒泉，列车长来通知我们，前面一个车厢有两个人在这里下车，他巳打了招呼给我们留下。我们高兴地连忙表示感谢，把李专员转移到前面车厢的座位上，另一个座位当然由年龄略长又劳苦功高的老张享用了。这样我们站的地方也宽松了些，一路平安地到了宝鸡。我们返川的五个人，在向李专员“拜拜”后，下车直奔售票处购买到成都的车票。这次运气好，一列西安—成都的加班车已经从西安出发，一个钟头后就可到宝鸡。于是我们顺利地乘上这趟加班车转赴成都。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在秦岭的群山中，有一个叫燕子砭的小站，到站时车上的广播员告诉乘客，列车将在这里停留15分钟。我们几个立即跳下车厢，看见十多米外有一个厕所，就走过去小便。刚到厕所门口，汽笛突然响了，这是开车的信号，我们回头就跑，但已经来不及了，车子已徐徐启动并不断加速疾驰而去。我们目瞪口呆惊惶失措。
这时出来一个车站工作人员，叫我们不要着急，他们会想办法把我们送上该趟列车的。他解释说，先前得到通知，一列班车要过来，你们坐的加班车就得停靠让路，所以广播告诉你们停15分钟，但马上又得到新的通知，那列班车还离得远，在下一站错车，我们把你们送到下一站就能赶上那辆加班车了。说话间，一辆极其简易的清道车已开过来停在我们身旁，我们立即跳了上去。
清道车的速度真快，还未到下一站就撵上加班车了。当然要进站后才能下车上车。当我们登上加班车时，车上的乘客连连欢呼。乘务员也把行李从他们的休息室里拿出来交给我们。原来他们早把我们的行李放在了安全的地方。车到成都时已经是下午了。照老习惯直奔世菱家，六哥也在那里等我。叙谈、吃晚饭后，我告诉六哥和世菱，我要走了。世菱再三挽留，但我坚持要走，并悄悄地跟六哥说，我身上有虱子，是在新疆的一个骡马店里沾上的，如果住在世菱家，后果不堪设想。得到他们的理解，当晚我就乘火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