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出生名门世家 荣华富贵与我无关 靠自己才是真本事
提起张爱玲，很多人脑海中不自觉地浮现出一个画面，那就是张爱玲身着绲边掐腰七分袖的中式夹袄，一手背后，一手掐腰，下巴微抬，凝视远方。那件散发着绸缎光泽的夹袄，以及贴在耳垂上的两颗亮闪闪的首饰，隐隐衬托出一种世俗标准的贵气。
张爱玲的美给人一种高冷，不敢轻易靠近，只能远远观望的感觉。对于张爱玲，世俗对她有着诸多的评价，比如年少成才、文坛巨星、名门世家的后代......
相较于虚名，张爱玲或许更渴望过上寻常人家的生活，哪怕是普通人家的女儿，一家老小围着一张小桌子粗茶淡饭，那也是安稳踏实的生活。
只可惜，人生来就没法选择出生。接受也好，不接受也罢，血缘关系摆在那里，剪不断，也逃不掉。出身名门世家，对张爱玲来说，并不是一种荣耀，反而是一种无奈。
如果有人遮风挡雨，又何必亲自奋勇向前？
张爱玲曾在小说《传奇》里说过：“出名要趁早”。这句话被世人牢记，也被许多有志青年争相效仿。然而，有人却诟病，年纪轻轻的小姑娘却说出这样的话，想必是虚荣心过强。
如果深入了解张爱玲的成长经历，或许对这句话会有不一样的见解。对于张爱玲的高冷，那也不过是她的一种保护色。今天，我们一起解读《张爱玲：才华是女人最大的底气》。
原生家庭的裂痕，是心里永远的伤口
张爱玲出生于前清遗老的旧式家庭，父亲张志沂是含着金钥匙出世的官二代，颇有才华却没什么志向，靠着父辈的财产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是个典型的公子哥。
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虽然出生豪门，但由于是小妾所生，父母又早逝，童年过得并不幸福。她缠过小脚，也深受五四新浪潮的影响，出国留洋，学过油画，沐浴过欧美的风气，属于新派女性。
张志沂与黄逸梵的结合，是遵循旧式家庭的传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桩看似门当户对的婚事，实际上是一场悲剧。
张爱玲回忆起母亲时，说：“我母亲还有时候讲她自己家从前的事，但是她憎恨我们家。当初说媒的时候都是为了门第，葬送了她的一生。”
父母感情不和，遭殃的永远是孩子，张爱玲也不例外。父母不欢而散后，父亲再娶，母亲独自生活，张爱玲跟随父亲生活，继母从没把她放在眼里，不是打就是骂。
由于继母的污蔑，张爱玲被父亲毒打后，监禁在老宅的空房。半年后，张爱玲多亏奶妈何干的帮助，才得以逃离张公馆。
张爱玲从小深受父亲宠爱，常常被父亲带着一同出去看戏、买点心、走亲戚。回到家后，父亲会给她念诗，教她读书，耐心地给她的作文做眉批。看得出，他对自己天赋斐然的女儿非常珍视。
然而，这种舐犊情深的亲情，只能永远地停留在曾经。父亲对张爱玲的毒打，彻底打断了父女之间的恩情。对于个性要强的张爱玲来说，这不是一顿教训，而是一种绝望，彻底掐灭她对父爱的眷恋。
离开张公馆，母亲那里是张爱玲最后的去处。本来，母女团聚是件开心的事。没想到，母亲对张爱玲的态度严苛，她希望将女儿培养成淑女，而张爱玲却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应付母亲。
虽然黄逸梵接受了新思想、新观念，但是她没有收入来源，依然逃脱不开吃遗产的命运。张爱玲的到来对黄逸梵来说，那是一种经济负担。面对生活愈发窘迫，黄逸梵陷入了困境。
张爱玲每次伸手向母亲要钱，都是对她的一种折磨，母亲更是冷言冷语。在张爱玲一次次伸手后，黄逸梵终于爆发了。
黄逸梵冷冷地看着张爱玲：“既然选择了从张公馆出来，就该学会自食其力，衣来伸手的生活我给不起你，希望你认清这个现实。如果让你觉得难以接受，大可回到张公馆继续做你的大小姐去！”
张爱玲正处于青春期，内心脆弱且敏感。对父亲的大打出手，击碎了她在张家最后的自尊心，而母亲的冷言冷语，则让她敏锐地嗅到亲情的疏离。
父母的无情、冷漠，让张爱玲彻底寒了心，不再对他们有诉求，也不敢有所求。与此相反，张爱玲在成名赚到钱后，她将钱兑换成两条金子给母亲送过去，就是想还清母亲的恩情。
没有吃过糖的人，不会知道糖的甜；没有感受过来自家庭的温暖，自然不懂得给予别人温暖。
晚年的黄逸梵，漂泊英国，临终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再见女儿一面。但是，张爱玲始终没有前往英国，而是寄了些钱过去，作为补偿。
对爱的渴望，是人的基本诉求。每个人的内心都渴望获得爱与被爱，倘若爱的诉求没有得到满足，那么必将从其他方面获得补偿。
张爱玲从没获得过完整的亲情，尽管她表现得不在乎，对任何人都是一副冷漠的态度，但是她比任何人都渴望得到爱，否则也不会“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是她的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网络
02“出名要趁早”，不过是想让自己活得有尊严
亦舒曾说过：“生活上依赖别人，又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那是没有的事。”
张爱玲深知这个道理，虽然出生名门贵族，但所有的荣华富贵却与她没有半点关系。环顾四周，所能依靠的，似乎没有任何人。
1938年，张爱玲以远东区第一名考入英国伦敦大学，由于日本侵华战争，她只能转入香港大学就读。香港对张爱玲来说，是一座特别的城市，这里承载着她的抱负和梦想。
在同学的眼中，张爱玲是个冷漠的人，很少与人接近，大多数时间，张爱玲都泡在图书馆里，花在那些冰凉厚重的书籍上，她自嘲说：“两耳不闻窗外事。”
有次，张爱玲的同学邀请全班女生到自家别墅玩，一切费用全免，唯一需要花费的是租小轮渡往来的费用。张爱玲不愿意花费几十元，就将实情告知修女。
谁知，修女说她无法做主，便将情况告知了院长。后来不知怎的，这事闹得全校皆知，张爱玲觉得尴尬极了。
后来，张爱玲不再参加任何社交活动，一是遵从内心，二是为节省开支，甚至不学跳舞，因为参加舞会要买裙子。
大四那年，港战爆发，所有的学校必须停课，张爱玲只差半年就能毕业。可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个人是如此渺小，而梦想又是那么荒诞。尽管张爱玲得到父亲的资助，但是她依然没有完成学业。
张爱玲知道生活不易，伸手向父母要钱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她不愿意再问父母要钱，也不想再跟钱过不去，乱世里的命犹如纸一样薄，何况是一张文凭？
正如她无比悲凉的说辞：“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在人生的重要关口，张爱玲迅速做出决定弃学从文，开始过上笔耕不辍的日子。张爱玲的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发表后，获得外界的肯定，而她更加坚定走写作的路。
在大学读书时，张爱玲经常囊中羞涩，她不想给姑姑带来负担，更不想向父亲乞讨。那时候，她萌生了卖文为生的念头，开始给英文《泰晤士报》写影评和剧评，用英文写作，以影评为开端，让张爱玲从此真正踏上了文学之路。
“出名要趁早”这句话不是谁都能有底气说出来，张爱玲选择走文学这条路，不仅是她的天才梦，也是她在尘世间赖以生存的方式。
要想活得尊严、体面，唯一的方式就是靠自己的能力，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生活在那个年代，女子身上背负着太多的束缚，而张爱玲偏偏是个执拗性子，不在乎他人的看法，活成了思想和经济独立的女性。
后来，张爱玲在《童言无忌》里说：“苦虽苦一点，我喜欢我的职业。”而且张爱玲自称：“我生来就是写小说的人。”
雪中送炭，再冷的心也会暖
这世上，锦上添花的人有很多，雪中送炭的人却寥寥可数。张爱玲生性凉薄，对父母、兄弟没有太多的感情，对朋友亦是如此。然而，晚年时期，张爱玲做了一件事，让世人对她有所改观。
1992年2月，受人之托照料张爱玲生活的林式同，突然接到张爱玲寄来的一份遗嘱副本，主要内容是去世后将所有财产送给宋琪夫妇。
3月，张爱玲又给宋琪写信，告诉他自己的财产将赠予他们：“一、用在我的作品上，例如请高手翻译，没有出版的出版......二、给你们俩买点东西留念。”
当时，很多人都在揣测，为什么张爱玲不将遗产留给至亲的弟弟张子静？不过，纵观张爱玲的一生的为人处事来看，倒是能够理解她做这个决定的缘由。
当年，张爱玲行走在异国他乡的路上，她生病之时，陈少聪去探望，知道她不会开门，便按了门铃后，把配好的草药放在门外地上。
几天之后，陈少聪上班，发现自己书桌上有一张字条，是张爱玲的笔迹，压在一瓶“香奈儿五号”香水下面，写着“谢谢”。
由此可见，张爱玲是个有恩必报的人。对外人而言，张爱玲生性冷淡，但也有被温暖的时刻，而以感恩之心投以报答，却是一个人的涵养。
1952年末，张爱玲为美新处提供翻译服务，由于她在港举目无亲，又不擅与人打交道，多亏宋琪夫妇为她提供诸多帮助。
张爱玲成名后，有许多热心读者慕名而来，到访她的住处，这让张爱玲觉得特别烦恼。宋琪夫妇理解张爱玲的苦恼，便帮她租了一间房子，留宋琪夫妇的住处不远，房子虽简陋，但却安静。
后来，张爱玲返回了美国，期间她依然靠卖文为生，宋琪夫妇一直出手相助，帮她揽到美新处的翻译工作。后来，宋琪夫妇到国际电影懋业公司担任制片主任，张爱玲也为他的公司编写剧本。
胡兰成曾经说：“她是个人主义，苏格拉底的个人主义是无依靠的，卢梭的个人主义是跋扈的，鲁迅的个人主义是凄厉的，而她的个人主义则是柔和的，明净的。”
尽管张爱玲曾在《我的天才梦》里写过：“在接人待物的常识里面，我显露惊人的愚笨。”但是，从张爱玲对待曾经帮助过她的人来看，她始终怀有一颗感恩的心，并以友好的态度对待。
只是，张爱玲的感恩从不溢于言表，而是默默地相助，无声无息地回报。如果说原生家庭给予张爱玲太多的冷漠与无情，那么她自然不懂如何给予他人温暖和热情，而冷漠不过是她的保护色。
虽然出身名门贵族，但是那里的荣华富贵从来都与张爱玲无关。如果可以选择，我想她宁愿出生在普通人家，哪怕生活过得艰苦，也有父母兄弟的爱包围。
只可惜，人生没有如果，出生更是无法选择，唯一能够改变命运的方式，就是靠自己的本事，体面的活下去。“出名要趁早”是一种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方式，显然张爱玲做到了，而且十分成功。
我是@爱读书的橙橙，欢迎关注！一个喜欢阅读、写作的读物博主，文章均为原创，盗版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