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学者论治学—学益天下（下篇）

当然，不仅为医要有利济苍生的志向和抱负，治其他学问也.应该立志“有益天下，有益将来”(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唐代诗人白居易就指出，作文章要为“救济人病，裨补时阔”(《与元九书》)，宋代学者王安石也说:“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上人书》)清代章学诚则概括指出:“学问所以经世，而文章期于明道。”不管做什么文章，治什么学问，都应该为社会考虑，为社会着想。

第四，为学应该有功于学术。

明清之际学者顾炎武说: 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日: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突。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l}按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已，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央。(《日知录，思十九)为学不但要为社会、为人生着想，还必须为学术发展的将来着想。

因为学术发展的生命就在于有益于人生，’有益于社会，相反，，如果掺杂无益于人生、无益于社会的东西，竺则“多一篇，’多二篇之损矣”。所以，为学还必须出于公心，树立为发展学术事业作贡献的理想和志向。对此，古代许多优秀的史学家都用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作了生动的说明。据《左传.宜公二年》记载，春秋时，晋灵公原想筹划杀死大臣赵盾，后因事泄，反被赵盾之弟赵穿所杀。

后来，赵盾实际上掌握了朝廷大权。当时的史宫苗狐不但如实地在史书上记载了这件事，而且明确指出赵盾应负的责任。赵盾很不高兴，I狐理直气壮地说:“子为正卿，亡(逃亡)不越竟(国境)，反(返回)不讨贼，非子而谁?”赵盾不得不承认。

又据《左传.襄公二十玉年》记载，春秋时齐国大臣崔抒发动政变，杀死国君齐庄公，齐国的太史将“崔抒狱其君”如实载于史册。崔杆凭借权力把太史杀死。太史之弟不畏强暴，又将这一史实写于史册，也被崔抒杀害。他二人被杀之后，他们的弟弟又坚持兄长的做法。崔抒无奈，只‘得让步。另一太史南史氏听说齐太史尽死，决心继续完成这项事便执简以往，准备冒死书写，途中得知史官已记载‘此事，才放心而回。

赵盾、崔杆的拭君事件，其性质如何，这里暂不探讨，但从董狐、齐太史之兄弟以及南史氏的治史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史学家治学确实做到了出于公心，树立了为史学作贡献的志向和决心，因而才能不畏强暴，甚而不惜杀身之祸，前仆后继地完成自己的事业。我们知道，事实是史学的基础，失去事实，史学也就失去生命。董孤等人正是在坚持实事求是这一点上为史学的存在和发展作了贡献。

所以，他们这种不谋私利、出于公心的治学精神，一直受到历代学者的称赞。孔子曾经称I狐等人为“古之良史”。有的史学家则把羞狐等人这种治学精神概括为“有公心焉，直笔焉”(胡应麟《史书占毕》)。这说明为学要做到有功于学术，就一定要出于公心，不能掺杂个人的私心杂念。

说到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代学者要求为学应该树立的志向和抱负，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不能用为学来谋求个人的名利地位，因为“学从名利入手，如无基之房，垒砌及丈余，一倒莫救”(《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另一方面要“秉德无私”，出于公心，要有有益于天下、有功于学术的宽阔胸怀，因为“学者无为天下之志，即是无为己之志”(洪恒《觉山理学闻言》)。学者只有出于公心，树立有益夭下的志向和抱负，才能真正有益于身心，有益于自身道德学间的修养和进步。

最后，还有两点应该指出:一是古代学者所说的“公心”‘以及他们的志向都是有特定的时代和阶级内容的，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二是古代学者在谈及为学目的时，‘也有珍瑕互见的情况，如孔子说过，“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_未足与议也”，这种意义好理解。但他又说:“耕也，馁在其中，学也，禄在其中。”(《论语·卫灵公》)这种育论，对于后来轻视生产劳动，追求功名利禄的不良倾向，，无疑是有很大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