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 竭心尽力 写出这篇文章 竟是靡丽之章

儒学的宏振也使儒学文艺观重新兴盛，出现了一些恪守正统文学观念的文论家，即使是倡导新变的萧纲、萧绎亦不排斥文质彬彬的文学。南朝儒学文论的代表者有裴子野、文，艇、和钟蝶。

裴子野出身经史世家，其文论主要见于《雕虫论》：古者四始六义，总而为诗，既形四方之风，且彰君子之志，功善惩恶，王化本焉。后之作者，思存枝叶，繁华蕴藻，用以自通。若诽恻芬芳，楚骚为之祖；靡漫容与，相如扣其音。由是随身逐影之侍，弃才旨归而元执，赋诗歌颂，百恢五车，蔡邑等之剑优，扬雄悔为童子，圣人不作，雅郑谁分？其五言为家，则苏、李白出：曹、刘伟其风力，潘、陆圄其枝叶。麦及江左，称彼颜、谢，箴绣荤悦，元取庙堂。宋初迄于元寿，多为经史，大明之代，实好斯文。高才逸韵，颇谢前哲，波流相尚，滋有笃焉。自是闯闯年少，贵；存总角，罔不接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章句为专鲁，姜文破典，吏尔为功。元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手，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讨其宗途，亦有宋之遗风也。若季子聆音，则非兴国；鲤也趋室，必有不敢。苟卿有言：“乱代之徽，文章匿而采。”

斯岂近之乎！裴子野以“雕虫”为名，应是从扬雄而来，认为辞赋乃“雕虫篆刻”.＂圣人不作，雅郑谁分”？他对宋以来“槟落六艺，吟咏情性”的文学提出批评，重申文学的教化功用观，要“发乎情，止乎礼义”，引苟子“乱代之征，文章匿而采”为警诫，这是他引用汉儒教化观来救时弊的反映。联系梁代文学流派实际，裴子野的担忧确有根据，而他提出以儒学文艺观来重振文坛则是依托于当时儒学兴盛的背景，也是他浸染儒风而能想到的出路。

刘艘《文心雕龙》倡导儒学文艺观，他以《原道》、《征圣》、《宗经》、《正纬》、

《辨骚》为“文之枢纽”，依经以立论，倡导文质彬彬的文学观，也是幸十对当下文学流弊而申之以儒学文艺。他将经典作为文章的楷模，依经立论，主张写文章当取法五经：“夫经典沉深，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泉也。扬班以下，莫不取资，任力耕褥，纵意渔猎，操刀能割，必裂膏映。是以将贝鲁才力，务在博见，狐腋非一皮能温，鸡踱必数千而饱矣。是以综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据理须核，众美辐揍，表里发挥。”

由于本论文下编有专章论述《文心雕龙》的儒学文艺思想，故在此仅略陈大意。总之，可以说《文心雕龙》集中代表了南朝儒学兴盛对文论的影响。

钟蝶的儒学文论见于《诗品序》，此虽是专论五言诗，却可以看成钟蝶的文学观。处在当时文学繁盛而竞趋靡丽的文学环境中，他自述：“蝶观王公擂绅之士，每博论之馀，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混并汛，朱紫相夺，喧哗竞起，准的无依。近彭城刘士章，俊赏之士，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其文未遂，蝶感而作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