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被忽视的群体：农村留守女童社会地位现状堪忧

一个不可被忽视的群体

一所乡校的留守女童观察(上)

不可否认，农村留守儿童属于弱势群体。然而，在这一群体中，留守女童却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

作为一个更加特殊的群体，农村留守女童始终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据2013年全国妇联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中国农村留守儿童(0～17岁)数量达到6102.55万人，其中留守男童占54.08%，女童占45.92%。在学龄前和义务教育阶段，家长往往将女孩留在家乡，选择带男孩进城接受更好的教育、享受更好的生活条件。而在大龄儿童中，情况却相反：家长会让完成义务教育的女孩尽早进城打工，以补贴家庭收入，而男孩则可以继续接受教育。

“今天的女童，明天的母亲”——留守女童今天的生存与发展状况、性别平等的实现状态，不仅影响今天农村家庭的和谐与农村社会的秩序，还必将影响着中国下一代国民的素质和未来社会的发展。

从2014年开始，笔者在中部省份一所农村寄宿制学校——草山小学蹲点收集资料，开展留守儿童研究，试图通过对一个班级——五年级(2)班的深度剖析，描述农村留守女童的日常生活、学习、情感，考察其社会地位、生成原因，并探索关爱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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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山小学所在的徐坊，有8万多人口，是农业大镇和蔬菜基地。因农业基础好，改革开放之初，该镇外出务工者寡。上世纪90年代，因周边乡镇的村民外出务工收入不错，徐坊农民外出务工，在世纪之交终成热潮。如今，当地的农田虽不似一些地方处处抛荒，但劳作队伍中鲜见45岁以下者。

草山小学是一所寄宿制完小，服务周边15个村庄。不论距离远近，学生在三年级起均住校，每间宿舍6张上下铺的床，男女生宿舍在一栋楼。校内尚无热水供应，学生们不论春夏秋冬均用冷水洗漱(包括洗澡)。五年级共有学生98名，其中留守儿童36人(男20名，女16名)。笔者展开调研的五年级(2)班共有47名学生，其中留守儿童23名(男11名，女12名)。

祖辈监护人承担着留守儿童的日常照料责任。留守老人一般年龄偏大，且劳动负担较重，对于留守女童只能提供最基本的生活照料。

因为老人的精力不足，一些留守女童也能理解并无奈地忍受着生活的艰苦。徐坊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冬季气温低，但在2015年冬季的五年级(2)班女生寝室里，笔者发现4个床铺上没有适合过冬的被子和垫褥，而这4名女童均是留守女童。问其原因时，她们表示“反正坚持一下就放假了”“爷爷奶奶没有送，我也没有给他们打电话”。笔者在家访中发现，监护人对此表示知情，但是“她说不冷，可以跟同学挤着睡，我们就没送。家里好多事要忙”。

在走访中，笔者发现，有一些留守女童则因为亲戚中有年龄相仿的同伴，能得到一些亲戚淘汰下来的旧衣物，穿在身上还相对合身。还有些老人觉得自己“太穷，买不起新衣服”，因此不愿意给留守女童购置新衣物。

来自N村的玉娟11岁，父母离异，父亲在温州打工，她和爷爷生活在一起。2015年夏季，笔者的研究助手发现她穿的衣服都比较破，有一条裙子的两边还开了线，虽然沿着缝隙别了几枚别针，但仍露出了腰上的肉。玉娟表示，爷爷忙着打牌和种地，并不知道自己的裙子开线了，“别针是我弄上去的。”即使提起这事，爷爷也不会给自己买新衣服，因为“他觉得新衣服太贵了”。

相对而言，非留守女童的衣物要更干净和得体。如父母均在家的诗蔓，11岁，不仅皮肤总是显得很白净，衣服也时尚可爱，并且扎头发的橡皮筋非常干净。

对于留守女童而言，在父母中的一方(尤其是母亲)或双方回来后，能够得到更加精细周到的照料。来自P村的闻琴12岁，家里只有年近八旬的奶奶照顾她。“爸爸妈妈在家的时候会给我买新衣服，奶奶就不会。奶奶年纪很大了，只给我做饭，和她在一起生活，我变得都像个男孩子了”。

除了父母不在家、留守老人精力不足、经济状况不济等原因导致的留守女童衣着上低于其他人之外，在一些家庭中，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留守女童和留守男童在衣着上也有着显著的不同。

来自D村的莲莲，11岁，父母离异，与哥哥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2015年的整个冬天，她的穿着几乎都是一样的：一件肥大的红棉袄和秋裤。用其他女孩的话来说，“那件衣服又脏又旧，一看就是老人穿的”。她穿上秋裤后露出脚踝和半截小腿，脚上穿着一双丝袜和夏季的布鞋。当笔者去家访时，她依然穿着那身衣服，唯一不同的是，脚上穿着哥哥穿旧了的带泥的男士运动鞋。站在身旁的哥哥则穿着长度合适、干净整洁的运动棉袄和牛仔裤，以及较新且较干净的运动鞋。

莲莲偷偷地说：“爷爷奶奶对哥哥更好，会给他买衣服，但是不会给我买。”很怕奶奶的莲莲不敢跟奶奶说，因为“她会骂我”。这样的个案并非孤例，也并非仅仅表现在穿着上。

食

每周一，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会从家里带菜。从家里带来的菜中学生的喜欢程度依次为：切片烤鸭、煎鸡蛋、瓶装橄榄菜、腊肠/肉、辣酱、萝卜干和雪里蕻腌菜。大部分留守儿童都会带萝卜干和雪里蕻，因为其原材料“便宜又好弄”。当他们馋了的时候，也会“求着爷爷奶奶到镇上买好吃的咸菜”。

在大多数祖辈监护人看来，“能吃饱”就已经是他们为留守儿童提供的最好的照料，也“不会对不起孩子的爸爸妈妈”。

“吃什么”，除了家庭经济的原因，也可以发现儿童在家庭中的地位安排。就女童而言，不泛有性别的因素。每个星期莲莲的奶奶都会给哥哥做几个煎鸡蛋，莲莲则没有份。寄居在外婆家的羽希也抱怨外婆“每次分吃东西的时候，表哥的都比我多”。

饮食中的性别不平等，在佳芸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12岁的佳芸和11岁的佳明是堂姐弟，他们跟着70多岁的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

一天晚上，他俩在学校食堂一起吃饭。佳芸捧着一碗白饭，上面铺着一点萝卜干；佳明的碗里则盛着一份土豆丝，还有几片腊肠——这是佳明爸爸让爷爷去徐坊买的。在草山小学的学生心里，从镇上买东西带回来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后来，笔者发现佳芸每周带来的都是萝卜干，佳明有时候会带来炒瘦肉、腊肠等。

佳明表示：爷爷奶奶对自己更好。奶奶经常带自己去买很贵的衣服鞋子，不给佳芸买。奶奶还会买了零食偷偷地给自己吃。

这种差别对待，佳芸并不生气。“这是应该的呀。女孩子长大了总要嫁人，就像泼出去的水一样。我妈妈说传宗接代还得靠男人，所以对我弟弟好一点。”佳明也非常清楚其中的原因：农村重男轻女吧。女的读书读得再好也是别人家的。大人们天天都这样说。

不同的食物象征着儿童在家庭中的不同地位，而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竟然只是因为性别不同。而这除了导致心理方面的压抑和不公，更带来身体健康和成长发育方面的直接不公。

劳动

家庭劳动分日常的家务劳动和农活儿两类，而农活儿又分为日常时节与农忙时节。父母外出必然带来家庭劳动力的减少，但农活儿负担并不会相应地减少。

除了极少数留守老人年龄太大、身体吃不消或者田地太少而选择不种地，田间劳动大多数由留守在家的成年人早出晚归地承担着。几乎所有的男女留守儿童均表示除了在农忙的时候帮一点忙，平时在家不用做农活儿。

监护人的这一安排，有的出于心疼孙辈的考虑，有的出于对孩子能力的不信任考虑，有的担心家务劳动分散孩子精力。

当地的水稻收割有两季，那时不管是留守男童还是留守女童，都会或多或少地参与到农忙中来。

留守女童农忙时农活儿负担的轻重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是否寻求外力帮助；二是外出家庭成员是否会返乡承担农活儿负担；三是留守女童本人的年龄和体格。总体而言，留守女童承担的农活儿较少且较轻。但也有参与过农忙劳动的留守女童表示“很累”，“在田里要从早忙到晚，没时间做作业”。

不论是留守女童还是非留守女童，都要承担平时的家务劳动，不同的是，非留守女童们“只需要扫扫地，洗洗碗”。父母的外出务工，自然地就增加了留守女童的家务劳动量。如果监护人不能尽到家庭照料的责任时，家务活儿便几乎全部落到留守女童身上。

在一些隔代家庭中，留守儿童的家务劳动负担有着明显的性别差异。以佳芸姐弟为例。每当放假时，爷爷奶奶去田里干活儿，佳芸几乎包干了所有家务活儿：把家里的鸡赶出去，把牛牵到山上去吃草，放牛回来后扫地、打水。如果爷爷奶奶中午回来晚了，佳芸还得负责烧饭，“爷爷奶奶不会让弟弟们做家务”。

莲莲的哥哥比她大4岁，已经读初中了，但莲莲的家务劳动量远比哥哥多。每个星期天都是莲莲最忙的日子，因为星期天她和哥哥都要洗澡换衣服，奶奶让莲莲去洗兄妹二人换下来的衣服。每次，莲莲要把井水摇上来，洗上一两个小时的衣服，哥哥则在一旁舒舒服服地躺着看电视。

不论是家长还是监护人，大都认为留守女童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是天经地义的事。在他们眼里，这非但不是性别歧视，反而是“为她们的将来好”“女孩子不勤快传出去丑，会被人笑”“不会做事以后嫁都嫁不出去”。

留守女童大多意识到了自己在家庭劳动分工中的压抑地位，对此心态各异。少部分认为理所当然——在当地农村，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是女性操持家务，男性即使是闲着也不会在家务活儿上“搭把手”。大部分则对此表示一种感恩回馈式的理解。另有一小部分留守女童虽然感觉到非常不公平但无可奈何地必须接受。也有少数留守女童并不会承担家务劳动。如子璇的奶奶反映，子璇性子烈，让她做家务，会生很大的气，爷爷奶奶都有些怕。

亲情

留守家庭的远距离联系方式主要是电话，写信、发短信等交流方式比例很低。电话交流的频率为一周一两次，少数家长给孩子打电话的频率低到一个月甚至几个月才打一次。

留守女童们很少主动给父母打电话，主要原因有“打电话太贵”“不知道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想打，但不知道说什么”等。父母打电话回来聊得最多的是学习，其余的很少说，而且主要集中在叮嘱 “要注意身体，生病了会影响学习”“听爷爷奶奶的话”；至于别的，如饮食、衣着和心理，则不多过问，问多了可能伤和气。

有些留守女童在与父母电话交流时，显得早熟懂事，“爷爷奶奶让我多说些开心的事情，少说不开心的事情”，尤其是她们认识到父母工作的辛劳时，更是选择报喜不报忧，将不愉快和委屈埋藏在心。另一些留守女童没有向父母倾吐情感则出于顾虑，“爷爷奶奶冤枉了我，我就想告诉爸爸妈妈”，但害怕爷爷奶奶批评指责，“这样就对我更不好了。”“有次妈妈给我打电话，我说着说着就哭了，妈妈也哭了。奶奶赶紧上来夺走电话，说妈妈‘你干什么非要惹到她哭’。”

多数留守女童接到父母打来的电话时非常开心，表现得很乐意交流。但也有例外，周末笔者来到亚丽家时，刚好她的妈妈打来电话，整个过程持续五六分钟，亚丽自始至终并没有喊一声“妈妈”，偶尔挤出“嗯”“好”的字眼，一句完整的话都没有说，结束时也是直接挂掉电话，没有说“再见”。

也有的留守女童表示，爸爸妈妈打电话回来并非完全是出于对自己的关心。一位留守女童的弟弟和爸爸妈妈在深圳工作、生活的时候，爸爸妈妈不怎么给她打电话，“一年最多一两次”，每次返乡也从来不给她带礼物或玩具之类的。直到弟弟回来上学后，“他们才每个星期都给我打电话，也是弟弟接电话接得多，即使是我先接的电话，没说上几句他们就要跟弟弟说话。”

在农忙、春节期间，外出父母多返乡待上一两周，在暑期留守儿童可以进城探望父母。这段时间对于留守女童格外珍贵，她们从父母外出的第一天就盼望着父母回家的那一天，短暂地相处够她们回味上一年。

可是，才刚刚享受到家庭团聚的温暖，父母又要外出打工了，而分离是“最痛苦的时候”。一个留守女童表示，爸爸妈妈临走前的那个晚上，她一直在默默流泪，枕头都湿透了也停不下来，不敢让爸爸妈妈听到只好用被子捂住嘴巴。第二天早上，她早早地就醒过来，很难过，不想看着他们走，于是一直等爸爸妈妈走了才起床。

女童们只能无奈地接受父母的离开。闻琴在一篇作文中写下了想对爸爸妈妈说的话：“每当您们带着弟弟走时，我也好想去。记得那次我看着您们出发时，我追上来了，您却远远地把我甩开了，我只能伤心地走了。我边走边哭，心想：你们不带我去是因为如果我在那读书再加上弟弟在那学习，肯定要花好多钱。”

几乎所有留守女童都希望能考大学去城市生活，但是也有留守女童表示“城市里的生活还不如农村”，因为父母忙于工作，无意之间忽略了培养亲子感情。

有些父母意识到隔代监护的不足，尽量在行动上作出弥补，比如父母中的一方在适当时机返乡照顾孩子。相对而言，祖辈更倾向于威权专制的教育理念和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他们简单地认为，与孩子有语言交流、甚至只是发号施令、训斥也看作是“聊天、谈心”，而并不去想用什么法子让难过的孩子开心点。他们甚至认为“打骂就是管得严”“管得严对孩子好”。那些有过外出务工经历的家长往往有着更先进的教育理念，在回乡后往往更多地采取沟通、民主的教育方式。

总之，农村留守女童的社会地位堪称“弱中之弱”，在衣着、饮食、家务劳动、亲子沟通方面，幸福感不仅低于其他群体，甚至低于在同一个屋檐下的留守男童。这种平淡无奇、习以为常的压抑的日常生活状态，其实是家庭与社区对于农村留守女童的地位安排，持续不断地被灌输的“重男轻女”思想甚至让留守女童内化于心并外化于行。

(应调研对象要求，文中涉及的地名、校名、人名均为化名)

(作者为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戚务念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