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我最深爱的人！

父亲故去多年了，每次回到故乡，稍作歇息后，我就会迫不及待地走出村庄，走向远离村庄的南坡，慈爱的父亲就长眠在那块宁静的土地上，我必须尽快地去拜谒他。多年来我一直如此，我一直深爱我的父亲，因此而深深地怀念父亲。

南坡远离村庄，北高南低，一条百米断崖东西横亘，崖上绿树葳蕤，崖下良田沃野，我久久伫立在父亲的坟头，细细地回忆和父亲在一起时的那些美好的时光。我点上支烟放在父亲的碑座上，淡蓝色的烟雾便绕了墓碑袅袅飘升，父亲的音容笑貌在我眼前渐渐变得清晰，记忆的帷幕也便随之拉开。

太阳每天总是从东方升起，父亲的一天总是从抽烟开始。父亲抽烟的神态很安详，他坐在没了漆皮的椅子上，熟练地将烟末按进烟斗里，再将烟斗叼上嘴角划根火柴点着，十分惬意地抽上一口，目光若有所思地盯在屋里的某一处，品酒一般慢慢地回味。

一支烟抽完了，一天的劳作也就开始了。晚上，则要抽完烟后再上炕。父亲生前嗜好吸烟，一日不可无烟，一时不可无烟。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连说话的气力都没了的时候，也没有停止抽烟。想抽烟时，便用食指和中指做出夹烟状，用一双浑浊的眼睛示意身边的亲人们点好烟送到他嘴边，他吃力地翕动着双唇，即使做出最大的努力，也只能吸上一两口。

小时候我对父亲是极其畏惧的，甚至不敢与父亲威严的目光对视，记忆中的父亲总是心事重重，沉默寡言，脸上很少有笑容，连走路都低着头，没事的时候便静静地坐着抽烟，抑或躺在上看书，父亲无论说话做事，从来都是有板有眼，话是一字一句，想好了才说，事是再三，想好了才做，天大的事也不会让父亲惊慌，他总是不慌不忙地准确表达自己的思想，有条不素地完成自认为该做的事。

父亲从来不说多余的话，也不说假话和脏话，在不允许说真话的时候，他宁愿保持沉默也不会信口雌黄。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这是他一生都在固守的原则，即使在人身自由遭到限制的“文革”时期，也没有放弃这一原则。

他的行为准则也深深地影响了子女，在世风日趋浮躁的今天，在做人的层面上，我的兄弟们依然恪守着家父的遗训，宁可人负我，我决不负人。祖父是个邮差，父亲9岁那年，一场大病夺去了祖父年轻的生命，祖母靠当保姆做针线活拉扯着四个年幼的孩子艰难地生活着，并供养父亲念完了小学。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父亲不满14岁就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为了生存，他从事过多种职业，甚至沿门乞讨，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从穷人的孩子跻身于上流社会，正是解放前这种质的飞跃，使他在解放后背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每次政治运动都令他如履薄冰。

但由于他心地善良为人正派，虽然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竟然秋毫无损，即使在极端狂热的“文革”中，也无人伤害他。父亲去世后，吊唁者络绎不绝，乡邻大书“德昭乡里”四字，对他的人生作了极高的评价，所谓盖棺定论，即如此也。

父亲的家教严格是出了名的，为此我们幼时没少受过乡亲邻里的褒奖，但也为此没少受委屈。父亲教育子女有着诸多不平等政策，若与同龄小孩发生冲突，只要有人找上门来，我们必受皮肉之苦。村上的孩子们摸透了父亲的脾性，只要与我们有隙，不管事大事小都会找父亲告状。父亲这样做自有他的理论：手不逗虫，虫何以咬手。

我们兄弟长大后循规蹈矩的工作作风和谨小慎微的生活习惯，与父亲一直以来的严格教化有很大的关系。一次我用一只手给客人递饭，父亲便瞪了眼问：放着那一只手干啥？我被父亲的话弄懵了，愣在一边不知所措，幸有客人解围，我才惴惴不安地逃出客厅。客人走后，父亲告诫我，给客人端水端饭一定要用两只手，这是表示尊敬客人，我才恍然大悟。诸如大人说话孩子不能随便插嘴，大人没有动筷子小孩子不能先吃之类的清规戒律，都是我们必须遵循的。

我们兄弟为人耿直、心地善良的品质，很大起程度上来自于父亲的熏陶和教诲，这让我们后来在变幻莫测的人生道路上受益匪浅。

经历了人世沧桑之后，我终于明白，父亲的严肃，父亲的严谨，父亲的冷静，父亲的坚毅，父亲的刚直不阿、为人宽厚的优秀品质，既是他自身修炼的结果，也是严酷的现实逼出来的。

在当时那种说风就是雨，复杂多变，极左思潮泛滥的社会里，作为一个身上烙有历史疤痕的人，为人处事，谨小慎微，既是自身生存的需要，也是保护家庭的需要。父亲心里很清楚，由于不可更改的历史身份，哪怕是微小的闪失，都可能祸及妻子儿女，甚至给家庭带来覆巢之灾。不显山不露水，不张扬不显华，从容冷静地面对凶险多变的社会，正是父亲与众不同的高明之处。

“文革”初始，父亲就敏锐地洞察这次运动不同以往，我们兄弟几个正好处在“热血沸腾”的年龄，极易受到狂热政治氛围的蛊惑，做出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父亲把我们召集到一起严肃地说，这次运动不同寻常，你们要管好自己的嘴，多用脑子少说话，千万不要干那些打人抄家伤天害理的事，咱与人无仇无冤，不要跟着瞎起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别看现在这样乱，往后都会遭报应的。

他又十分伤感地说，爸的身份让你们受了连累，爸对不起你们，但爸行得端、走得正，从不干亏心事，虽然在国民党政府干过事，但那都是生活逼的。爸年轻时也想干一番事业的，一九四零年我途经延安去榆林，像当时许多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一样，很想留在延安，一整天都在街头徘徊，但最终还是放弃了人生这一至关重要的选择。

父亲是长子，家里还有衣食无靠的母亲和三个年幼的弟妹，一家人的经济来源全凭他的薪水，如果留在延安，无异于釜底抽薪，断了他们的生路。面对报国与尽孝难以两全的严峻现实，他选择了后者。那次选择，注定了他一生的灾难和坎坷。

父亲说，如果当初他上了抗大，只要不阵亡，他的人生将是十分荣耀的。父亲说的是实话，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有责任感的热血男儿，面对这样艰难的选择，其内心都将是矛盾和痛苦的。

一边是个人不可估量的远大前途，一边是不可推卸的家庭责任，这是个完全对立的选择，任何人都难以面对。像父亲这样正直、善良、富有责任心的人，选择家庭责任是必然的，如其不然，那就不是我的父亲了。

父亲是那个时代的能人，吹拉弹唱样样在行，写得一手好字好文章，算得上时代的骄子，是沉重的政治枷锁让他的性格变得隐忍。他生活在极端政治的时代，这就注定了他悲剧角色的必然命运，只能为活着而活着。

作为明码标价的“历史反革命”，在“文革”中游街和批斗是难以幸免的，那也是父亲人生最苦闷、精神压力最大最长的一个时期，母亲整天提心吊胆，唯恐父亲寻了短见，父亲晚上外出或受批斗，母亲就差二哥暗暗跟踪。

母亲的顾虑绝不是杞人忧天，“文革”结束后在与父亲的一次谈话中，我问父亲“文革”中想没有想到过自杀。父亲沉默了好久才说，你妈的判断是对的，我曾经多次想到过死，但看到那些因为自杀而给家人带来更大不幸的殉难者，我最终还是退缩了。

假如死只是个人的事，他早就不在人世了，任何一个有尊严有思想的人，在那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中都不会苟且求生的。父亲不仅保护了这个家不再受到伤害，而且还保护了许多曾经与他共过事的人。

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当时许多人挖空心思地捞取政治资本，想以此证明自己大公无私、立场坚定。精于钻营者则不惜捏造罪名，陷害无辜，以期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有历史“疤痕”的人更是首当其冲，成为冤假错案制造者的主要目标。当时隔二见三有人拿着盖有造反派组织大印的所谓罪证材料要父亲写证言，父亲总是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夸大其辞的编造和诬陷坚决不予证言。

面对取证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软硬兼施，循循善诱”，父亲毫不动摇。常常令那些心怀叵测者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当然，也不乏气急败坏、恶言相向者。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环境如此险恶、持续时间如此漫长的时间里，父亲的肉体竟然没有受到过伤害，这几乎要算是奇迹了。父亲的人格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开始走上法制社会，父亲那一代“历史罪人”终于获得了政治和精神的彻底解脱。父亲脸上有了少有的笑容，整天乐呵呵的，除了看书而外，还常与同辈们一起下棋摸牌。

农村实现生产承包制后，家里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父亲的最后十年真正过上了无忧无虑的平静生活，也算得上安度晚年了。

父亲是千千万万中国农民中极为普通的一员，但他又经历了许多真正意义上的农民未曾有过的人生体验，他从过政，教过书，当过会计，讨过饭，大半生都在贫困与苦难中挣扎。又因为他是文化人，这就注定他比传统概念中的农民生活得更沉重，更艰难，才使他有别于传统概念的农民，使他有了许多常人不具备的优秀品质。

父亲虽然是一位普通的农民，却是一位了不起的父亲，他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也没有财产留给我们，但他终生都在努力，都在奋斗，问心无愧地做了自认为应该做的一切，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令我们终生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