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的航天员群体：胸怀九天 永不失重

央广网1月23日消息（赵金龙 刘克 记者杨宸琇 谢芳）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英雄航天员的每一段壮美航程，都标定下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新高度，开创了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境界，无不在人类探索太空的伟大征途上，刻下深深印迹。

这印迹，不只是他们一次次刷新的飞天高度，以及所留下的神圣瞬间、伟大呈现，还有背后比天还高的精神境界、比天还大的大爱情怀。

身体失重，心灵永不失重

20年来，航天员为国出征、六上太空、连战连捷，从默默无闻到一鸣惊人，赢得了来自四面八方的鲜花、掌声和赞誉声，收获了许多人一辈子都难以企及的荣誉和光环。

然而，无论世界如何欢腾，英雄的内心却始终波澜不惊——

2003年10月16日，世界的目光聚焦在内蒙古中部的阿木古郎草原。6时23分，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返回舱着陆在这片曾孕育一代天骄的神奇土地。杨利伟身着乳白色航天服，轻快地跨出外表被大气层摩擦烧灼成古铜色的返回舱，圆满完成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面对镜头，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为祖国感到骄傲”。

1963年6月16日，前苏联宇航员捷列什科娃驾乘东方6号宇宙飞船升空，成为世界第一位女航天员。49年后同一天的18时37分，刘洋随神舟九号载人飞船一飞冲天，在太空留下中国首位女航天员的身影，使中华民族传诵千百年的“嫦娥飞天”传说成为现实。她返回地面出舱时，说的第一句话，还是“我为祖国感到骄傲”。

聂海胜两度飞天、景海鹏三上太空，每次凯旋后的第一句话，仍然是“我为祖国感到骄傲”。

“我为祖国感到骄傲”，这未曾刻意安排的一句话，表达了一名革命军人对祖国的挚爱，折射了一个英雄群体对待荣誉的清醒。

这份挚爱，源于航天员们深知，远征九天代表的是中华民族，背后站立着一个强大的祖国，荣誉应该属于祖国、属于全国人民、属于每一名航天科技工作者。

这份清醒，源于航天员们懂得，为托举他们一飞冲天，多少人把铺盖搬到车间昼夜苦战，多少人累倒在机器旁爬起来继续工作，多少老专家过早地透支了自己的健康，多少年轻人过早地霜染两鬓……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挚爱和清醒，他们每次任务凯旋，他们最先做的就是归零成绩、归零经历、归零心态，一切从头开始，继续日复一日地重复着飞天和准备飞天的工作。

如今，航天员中有7人已是年过半百的将军，每次训练他们仍然带头参加，航天生理功能始终保持在优良等级，骨骼代谢变化不大，出色的心肺功能更是普通人无法比的。

对此，曾经有人问他们：“你们已经功成名就，又过了知天命的年龄，还用得着这么拼命吗？”他们的回答铿锵有力：“党和人民给予我们崇高荣誉，祖国托举我们飞上太空，我们唯一的使命就是为国出征，只要党一声令下随时准备再上太空！”

身体失重，心灵永不失重。面对党和国家给予的崇高荣誉，面对人民群众给予的莫大支持，航天员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回报国家、回报社会。20年来，他们用上千场报告、数百次公益活动，诠释了肩负的社会责任。他们说：“传播飞天梦、传递正能量，这是飞天任务的继续，累但快乐、幸福！”

2011年10月，景海鹏回中学母校作报告。看到老师和同学们坐在露天操场上，报告席却设在搭着凉棚的主席台上，他执意不肯。“我是来向各位老师、校友报告自己离开母校20多年间的学习工作经历的，应该站着向大家汇报。”最后，他站在操场上整整讲了4个半小时。

2013年春，景海鹏应邀到某高校作报告。活动结束后，校方按规定想给授课费，不料被他婉言拒绝。回到航天员大队吃过午饭后，景海鹏发现学校竟然把装有授课费的信封，塞到了他的手提袋里。于是，景海鹏第一时间向大队领导作了汇报，并委托随行人员将授课费迅速给邀请方送回去。学校领导钦佩地说：“景海鹏真正做到了任务前后一样出色、天上地下一样完美！”

宁舍小家，决不愧对国家

2003年9月下旬，中国首次载人飞行进入倒计时。全系统都在紧张备战，入选首飞梯队的翟志刚更是不敢懈怠，也不能有丝毫懈怠。就在这时，远在黑龙江省龙江县的母亲却因突发脑溢血，瘫痪失语，生活不能自理。

翟志刚在家是“老疙瘩”，上有2个哥哥、3个姐姐，母亲生他时已42岁。由于孩子多、负担重，父亲积劳成疾、卧病在床，全靠母亲一人走街串巷卖瓜子维持生计。

生活的艰辛，磨砺了翟志刚的坚强意志，更浓厚了母子深情。病榻上的母亲，整日盯着翟志刚的照片发呆流泪。10月15日，当首飞梯队杨利伟、翟志刚、聂海胜出现在电视屏幕时，病床上的母亲终于看见了朝思暮想的儿子。此时，老人虽然已不能说话，但神情激动，眼里闪烁着泪花儿。

11月21日，就在翟志刚37岁生日这天，母亲永远闭上了眼睛。临走前，昏迷多日的她挤出最后一句话，“别让三（指翟志刚）为我耽误工作”。噩耗传来，翟志刚千里奔丧。“妈，儿子回来了！”他一进屋，就跪在母亲灵前，连磕了3个响头。

一个人的忠孝选择，折射了一个群体的家国情怀。

选择航天员这个不同寻常的职业，就选择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奉献和牺牲，他们面对小家与大家、生命与使命的碰撞，毅然选择了后者——

2004年4月，吴杰的父亲因肺癌住进医院。此时，特因性训练的连续性科目正如火如荼展开。为了不耽误训练，吴杰将父亲病重的消息深埋心底。

同年11月，神舟六号载人飞行任务前夕，独自抚养聂海胜长大的母亲，突发脑溢血病重住院。聂海胜得知消息赶回湖北枣阳老家，只待了不到3天，便告别仍处于昏迷状态的母亲。

2016年，备战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期间，为安心备战，陈冬和妻子把双胞胎儿子中的一个送回了老家。孩子打电话问陈冬：“爸爸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不要我了？”

陪伴、团聚，对于寻常人家这是再简单不过的愿望，但对于同在航天城的航天员和他们的家人却是种奢求。

航天员公寓到家属楼，直线距离不到500米，却如同隔了万水千山，相距天南海北——

这么多年，他们没有多少时间陪伴、照顾家人，也没有更多的时间教育辅导孩子，没能参加过一次孩子的家长会；

这么多年，他们也没有多少时间陪伴孝敬父母，休假的次数用手指都可以数过来；

这么多年，他们把更多的时间留在了教室里，留在了体训馆，留在了训练场；

对于这些，航天员从未后悔：“虽然有牺牲、有不舍、有遗憾，但这世上总有一些高尚的事业，值得去为它牺牲、为它割舍、为它承担其他的遗憾。航天事业就是这样的事业。”

对于这些，航天员的家人们理解：航天员不只是属于小家，更属于国家；不仅仅是家里的顶梁柱，更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正如一位家属讲的那样，“他们心里不是没有家，只不过自己的家是小家，筑梦九天的家才是大家；他们心里不是没有爱，只不过家庭亲情是小爱，献身航天事业的爱才是大爱”。

职业特殊，但从不搞特殊

曾经的几年间，航天员一度隐姓埋名，像一枚枚反复打磨的利箭，随时准备射向太空。在这漫长的等待中，他们始终抱定一个信念：“特殊的队伍里，没有特殊的军人。登上飞船，我们是飞天勇士；走下飞船，我们是普通一兵。”

身份的特殊性，决定了管理上有着更加严苛的要求：不准在外就餐、节假日不准私自外出、不准与不明身份的人接触、不准暴露自己的身份……神舟五号载人飞行任务前，一系列规定让航天员一度从许多朋友的世界里消失了，甚至连孩子也只知道“爸爸是飞行员”。

杨利伟的儿子杨宁康，小时候常翻看家里的相册，最喜欢杨利伟一张穿着飞行服、站在战斗机舷梯上的照片，一直认为他的爸爸就是飞行员。读小学时，老师要求学生写一篇记述人物的作文，小宁康就以杨利伟为题，写了篇《爸爸的雄姿》：“一想起爸爸，我就感到特别亲切，我每天都为自己有这样的好爸爸而高兴……可是，爸爸的工作那么忙，一个星期也很难见到他一面，好在我手中有爸爸的一张照片，看到照片上爸爸的雄姿，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后来，作文发表在学校《作文导刊》上，得了18元稿费。小宁康回家用这些钱买了3个西瓜，说：“爸爸每天训练很辛苦，要流很多很多的汗，我买西瓜给他解渴。”

如今，航天员日常管理规定已经有了很多新调整新完善，但严苛严密的限制依然没有变。在常人看来，很多条款甚至有些不近人情，但在航天员眼里，限制却是一种待遇。

英雄不是一飞成名的。中国航天员中心党委书记李新科说：“作为航天员，上天是考验，平时更是考验，在地面如果纪律涣散，就不可能在天上令行禁止。”

2008年中秋节前，刘伯明的母亲不幸去世，领导只批准他4天的假，因4天之后，航天员大队就要奔赴某地合练。屈指一算，扣除路上的时间，只能在家里待一个昼夜。当他赶回家中时，兄妹们拉住他的手哭了：“你一走几年，妈妈临终也没有见你一面，你不能等到她下葬再走吗？”看着母亲的遗容，他心如刀绞。可是，军令如山，不容变通。那天，他在母亲灵前守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一大早挥泪叩别，踏上归队的旅程。

10多年来，除双休日外，都是封闭式管理，公寓离家虽然很近，但没有一名航天员违规回家，即便是妻子和孩子的生日，也没有人破坏规矩。

“飞得再高，做人的底线不能破；荣誉再多，纪律的红线不能触。”航天员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10多年来，数不清的地方老板慕名找到航天员，请他们为自己的产品说一句好话，并许以重金、房产、豪车。曾有一位房地产商曾说，“只要你们入住我开发的小区，房子免费送、随便挑”，但他们始终不为诱惑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