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苏童小说中江南文化的地域艺术意蕴

苏童无疑是当代中国文坛上一位烙有鲜明地域标签的作家。他的写作发散着显而易见的“江南气息”。王德威在描述苏童创作时说：“检视苏童这些年来的作品，南方作为一种想象的疆界日益丰饶。南方是他纸上的故乡所在，也是种种人事流徙的归宿。走笔向南，苏童罗列了村墟城镇，豪门世家；末代仕子与混世佳人你来我往，亡命之徒与亡国之君络绎于途。南方纤美耗弱却又如此引人人胜，而南方的南方，是 的幽谷，是死亡的深渊。在这样的版图上，苏童架构了一种民族志学。”张学昕则将苏童的写作称之为“南方写作”或“江南写作”。在他看来，苏童“以江南的类似于美国作家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的在地图上还不及邮票般大小的‘香椿树街’、‘城北地带’、‘枫杨树乡’为地域半径，创作出无数鼓胀着生命力的或传奇，或平静，或凄艳，或沉郁的故事”。

一、苏童作品中江南文化的地域艺术文学的地域性是文学与生俱来的内在品质，地域性使得文学有了更为鲜活的品相，同时也成就了文学的广度和深度。苏童在属于他的“香椿树街”上诉说具有独特人生感悟的“地域体验”，并将之转化为一种身份认同，由此建立富有个性风格的艺术创新指向。苏童的“南方写作”是江南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他用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对江南文化做了传承和诠释。随着互联网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地域性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全球化最重要的文化学作用在于对普遍主义的终结，也就是说追求一种“差异中的共性”。这种追求对文学而言，显然有利于呈现出文学的丰富性，但同时也可能会给写作带来尴尬和陷阱。“即空间作为地域性的显现方式，在宿命般地馈赠给作家写作资源的同时，也会无情地剥夺作家的个性优势以及个人的独特性。”我们该如何看待地域性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我想，地域性作为文学创作的内在属性，无论自觉与否都会不可避开地影响作家的创作。二、苏童的江南文化与唯美主义唯美主义是江南文化一个传统特色，在解读苏童小说的同时很有必要来追溯一下江南文化传统。江南文化作为一种独立文化形式形成于东晋的永嘉年间，即历史上著名的“ 引起中国社会版块结构的变动”的文化大迁移时期。由于战乱，中原大批士人举族南迁江南，并把他们的学术思想带到了江南，植根于江南温润潮湿的土壤中。这些士人大多出自名门贵族，东渡后有地位、有闲暇、有情致，难免会带有文艺贵族的优越心理，用赏玩的态度对待文学，把文学创作当作是生活情调的自我表现，炫耀的资本，兰亭集会，便是一个好的例证。参加兰亭集会的文人所作的诗歌都是以标榜炫耀自己为目的，因而难免会过分注重形式，雕琢辞藻，追求唯美主义倾向。这种雅集对中国文人生活审美情趣产生了重大影响，开启了中国文艺审美的一个新风貌，预示着江南唯美主义文化的萌芽。唯美主义文学思潮化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直继续，到苏童这一代势头不衰，迫使他们去怀旧，去续写历史，去续写文化。在这方面苏童奇迹般地创造了一批“ 红粉”系列小说，凭借天才的想象力，在《妻妾成群》、《红粉》、《娴的故事》、《另一种妇女生活》等作品中塑造了一批女性形象。他以超人的敏感和纤细的笔法，勾勒出了女性细腻的内心世界，描摹出一幅旧式庭院里的阴郁女性散发出的美丽腐朽的图像。

三、江南文化与苏童的民族志苏童虚构的故乡“枫杨树”，在人类学的视野里完成的是一个老中国江南乡村的民族志描述。从《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1934年的逃亡》、《罂粟之家》、《米》到《外乡人父子》、《奠基红马》、《逃》、《桂花树之歌》等小说，凄迷、衰败的江南水乡在他的小说中飘忽游走，一个个乡村的亡灵在水气迷蒙、雾障横生的土地上游荡。在大片的罂粟花地和水稻田里，枫杨树乡村的人们生老病死、奔走呼告。在枫杨树乡村，有特殊面孔的人群，有古老的宗亲仪式、鬼神崇拜，有属于中国南方土地上的亘古不变的固守与漂泊的存活方式。在这片古老的江南土地上存活繁衍的又是怎样的族类？ 苏童追溯的枫杨树人有相似的面相和生活习性。在苏童小说中，枫杨树乡村的人的面相与整个枫杨树乡村衰惫的民风和乡村命运是相契合的。慵懒的、麻木愚钝的神情，枫杨树乡村阴雨绵绵的天气、迷乱的罂粟花地、隐秘的 萌动、衰微的生命力，一起构建出江南乡村阴郁潮湿、人心浮靡的图景。而苏童所追溯的童氏家族呢，在《桂花树之歌》，“据说村里的第一颗桂花树是我祖父的祖父种下的。那位先人大概长着童姓家族特有的方脸膛和浓密的胡须，受人爱戴。”《外乡人父子》中，村里人认为冬子和他的父亲不可能是童姓的后代，是因为“他们没有我们血统的四方脸膛和平和舒展的眉目。”童氏家族的血缘和宗族后裔是以“方脸膛”、“黑胡须”、“舒展的眉目”出现在苏童小说中的，外表的相似是家族认同的主要依据，这是源自几千年的中国宗族文化的血缘亲情的延续。一个家族聚集的村庄、一群面目相似的族类、一种相似的存活方式，是对童氏家族人类学作用上的文学想象，是血亲和宗法社会地缘政治上的家族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