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说好普通话的重要性

论说好普通话的重要性

普通话是以北方话（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标准汉语。以下是小编收集的阐述普通话的重要性，欢迎查看！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公元744年，贺知章辞去朝廷官职，告老返回故乡越州永兴（今浙江萧山），时已八十六岁，这时距他中年离乡已有五十多个年头。多年不在家乡，当然会发生“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尴尬场面。

如果在现代，当贺知章先生返回老家时用萧山方言和家乡儿童交流时会发生什么场景？一个很有可能的场景是，尽管先生“乡音无改”，但家乡的不少儿童恐怕已经听不太懂老先生的字正腔圆的方言；或者是尽管能听懂老先生的家乡话，但和老先生交流时儿童已经开始用普通话或者是结结巴巴的方言。不知道贺老先生遇见这样的场景，会有怎样的感想？

以上场景当然是我的杜撰，不过这并非是无的放矢。近年来，随着普通话的普及，方言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少。以我为例，尽管在家中和父母交流时是用方言，但如果我媳妇在边上，那就立刻切换到普通话频道——虽然她也是浙江人但却不懂我们这里的语言，浙江人都知道，浙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浙江方言”，而是各个县市都用自己的语言。如果走出家门，就会发现方言用的越来越少，现在回到老家很多亲戚在一起交流时也时不时插上几句普通话。用很多文青的话来说，那是方言的没落。

正是因为方言的没落，这么多年来互联网上一直有一股“拯救方言”的呼声，甚至要让方言走进课堂，上海市教委甚至宣布从今年开始将在幼儿园试点推广沪语。从媒体的反应来看，这是颇受欢迎的好事：在某门户网站举办的相关投票中，截至记者发稿时，62.4%的网友支持这项举措，32.6%的网友持反对意见，剩下的网友则表示不好说。而在投票的网友中，只有超过三成来自上海。

这么多外乡人都支持上海幼儿园说上海方言，看来方言保护确实成为一个全国性问题。不过在“拯救方言”的思潮背后，我们有必要反思，家乡方言为何式微？

以我老家为例，因为地处浙江山区，全县共有十来种语言——同一个乡镇甚至有不同种语言。这些语言在改革开放之前都保护的很好，大家都能字正腔圆的说自己的方言。当然，每个村子里也有一些人会说多种方言。为什么他们能说多种语言，是因为他们语言天赋特别高？当然不是，他们会说多种方言是因为这些人除了做自己农活之外还从事一些“贸易”——将本村木材卖给他村，将村里的猪毛卖给外乡外县的商贩。换句话说，他们之所以会这些方言是因为生活交流的需要。

不过在那个大家都说方言的时代，乡里乡亲是特别羡慕那些能说甚至能听懂普通话的人——因为绝大多数村里人都说不上几句。我记得当村里的.无线广播在播放节目时，就会有阿公阿婆要求年轻点能听懂普通话的人翻译广播中的内容，那时我的一个宏伟愿景就是要学会说普通话——就像现在很多年轻人想懂日语看AV片一样。

我在村里念小学二年级时，听小伙伴说镇上的中心小学居然要求在学校里说普通话，顿时心生景仰之情：要是我们村里的小伙伴也能说普通话，那该多分拉风？不过村校老师直接驳回我的请求，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在村校里说普通的原因，后来长大后才明白，因为他说的普通话也不够标准。

后来到镇上中心小学念书，发现学说普通话也不是件容易事。因为在我那蛮夷之地，方言和普通话相差实在太大，学说普通话就像一门外语要从头开始。不过学校通过各种强制和非强制的方式让我们说上了普通话，到现在为止还记得中心小学的每个班级里都有一个“推普员”——就是推广普通话管理员，这个管理员的主要职责就是监督班级里每个同学都说普通话，如果谁在校园里说方言被这些推普员逮到了，那是要扣分的——而这就意味着你在期终时无法评上三好学生等各种荣誉称号。

拜学校的各种努力，我们这些乡下孩子终于会说普通话了——尽管我们的普通话说的也不太标准，到现在为止我的普通话还是带有浓厚的浙江中部山区口音，当然，这并不全都是我个人的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师资水平太差。不过有意思的是，尽管那时候在学校里努力说普通话，但是一走出校园和小伙伴们交流时却立马切换到方言。但是现在小伙伴们在学校使用普通话，回家也用普通话。短短二十多年，为什么普通话和方言的地位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这都是市场经济给我们日常生活带来的变化。在自给自足的农耕时代，一个人很少有机会和外乡人打交道，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会保持语言的纯正。但是随着市场经济来临，情况完全不同了：越来越多的乡亲从村里搬到镇上，每天接触的人群所说的方言也不尽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普通话逐渐流行开来，尽管他们的普通话非常不标准。

在现代市场经济下，如果乡亲们还是固守自己方言，那势必会影响到你和外界打交道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将直接影响家庭收入：不要说那些在外务工的乡亲，即便你是在镇上或者县城开一家小店，如果你不会说普通话，这意味着你的营业收入会大幅度降低——谁愿意到一家他听不懂语言的小店里买东西？在这种经济激励下，说普通话的乡亲越来越多。更重要的是，随着入学率的上升和电视的普及，普通话越来越成为下一代的标配，方言的没落也就在所难免。

很多人认为，方言的没落不是一件好事，这意味着文化多样性的消失，甚至有人将方言的没落归结为国家权力的强势入侵——比如说学校统一推广普通话。尽管强制推广普通话让更多的人说上了普通话，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方言灭失的原因，最为根本的原因是，在市场经济下人的交流范围越来越广，迫切需要一种统一的语言，而普通话就是扮演了这种角色。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方言在政府控制最严厉的计划经济时代非常繁荣，尽管那时候政府也想通过普通话统一全国语言，但这种努力最终是无功而返。为何失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那时候没有人口大迁徙，绝大多数人打交道的范围只限于和他能说同一种方言的人群。于是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现象，尽管大家在学校里都说普通话，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却是使用方言交流——因为大家都不是外乡人。但是在现代社会，通过方言进行日常交流却做不到了——因为你面对的人很有可能听不懂你的方言：如果连我们乡下都做不到说方言进行交流，就更不要说上海这样的全国性大都市了。在此而言，方言的灭失并不是国家权力侵蚀民间文化的结果，而是社会自发交流的产物。

当然，会有一些人对方言的灭失痛心疾首，认为这是文化多样性消亡的标志。需要铭记的是，语言作为人类沟通的方式，它是交流的产物——以上海话为例，上海开埠后移民大量涌入，各路移民的语言对上海话造成了一番影响，尤以宁波话为重。因为宁波人数量大、且有社会地位，现在上海话的第一人称复数“阿拉”即来自宁波话。这样，形成以上海本地话（松江话）为主，多种吴语方言（苏州话、宁波话为主）的共存、混杂和融合的新上海话。换句话说，现在的上海话和150年前的上海话也不尽一致。如果在1949年后不实行计划经济，或许现在上海早就说普通话了。

尽管我现在对家乡的小伙伴们不会说方言而有一丝惋惜，但更多的是高兴：这意味着他们已经具有了和外界交流的最基本能力——据说现在不少少数民族地区之所以贫困就是因为他们不能说普通话，不会说普通话就意味着无法融入这个全国性的大市场。从这个意义而言，会说普通话是乡亲们脱离贫困的第一步。同时，通过普通话这个载体，他还能看到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文化，而这是以前说方言时体会不到的。

说我们的普通话，让那些砖家们痛心疾首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