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普通话的由来介绍

中国普通话的由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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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普通话的由来介绍

“普通话”这个名称，是清朝末年“切音字运动”的积极分子朱文熊提出的。他在1926年写了一本叫《江苏新字母》的书，把汉语分成三类，其中之一就是普通话。他还注明：普通话是“各省通用之话”。当时人们又称“普通话”为“蓝青官话”。元明清以来，北京一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各地赴京应考、做官、经商的人很多，天长日久，他们也学会了普通话，但他们的北京话，却有多少杂有地方口音，人们就用“蓝青”比喻它(“蓝青”比喻不纯粹)。开始，这种话只能在官场使用，所以称“官话”。后来，会说官话的人越来越多，称官话不合适了，民国初年又有了一个新名：国语。“国语”名称行不通。瞿秋白就反对过。解放后，人民政府非常关心汉字改革工作，不仅使“普通话”有了严格的内涵与规范(即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京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而且把推广普通话作为文字改革的一项任务。

在中国，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它作为我们汉民族共同语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一方面，作为北方方言代表的北京话，数百年来作为官府的通用语言传播到了全国各地，而发展成为“官话";另一方面，“白话文运动”以后，作家们自觉地用普通话写作，涌现出一大批作为普通话书面语规范的典范作品。“国语运动”又在口语方面增强了北京话的代表性，促使北京语音成为全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北方方言区自身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和人口优势等客观条件奠定了普通话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地位。

关于普通话的起源

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把汉语分为“国文”(文言文)、“普通话”和“俗语”(方言)，他不仅提出了“普通话”的名称，而且明确地给“普通话”下了定义。普通话的由来历史中下的定义：“各省通行之话。”上世纪三十年代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提出，“文学革命的任务，决不止于创造出一些新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它应当替中国建立现代的普通话的文腔”。“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是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现代‘人话’的，多音节的，有结尾的”……

“普通话”的定义，解放以前的几十年一直是不明确的，也存在不同看法。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期间，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正式定为“普通话”，并同时确定了它的定义，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1955年10月26日，《人民的日报》发表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的社论，文中提到：“汉民族共同语，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把普通话的定义增补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使得普通话的定义更为科学、更为周密了。

关于普通话的来历及其演变

古代人也会说普通话，不过，那个时候不叫普通话，而叫官话。所谓普通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7年开始规定并提倡的。原来，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并没有一个普通话的定义。不过各个朝代，也都有自己的官话，也就是那个朝代的“普通话”。

中国传统的经济方式是农业，农民安土重迁，不肯轻易背井离乡;中国传统的社会组织是宗族，人们聚族而居，“死徙无出乡”。在家乡生活只须讲方言就行，即使当个村长乡官，也只要用方言就可以了，可是，如果有人被推荐选拔或考取进士到朝廷去做官，那末用方言就无法与人交谈了，那就必须学说官话。关于普通话的由来这是最初的影响因素之一。

方言的分歧就是因为人群受到地理的"阻隔而形成的。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因为地势平坦，东西部交往比较方便且又频繁，所以整个北方虽有方言的分歧，但仍然可以归为一个系统，即北方话系统，而江南地形复杂，山岭河流造成的隔阂比北方要大得多，所以可以划分为吴语、赣语、湘语、闽语、粤语和客家话六个方言区。

官话是官场上讲的话，朝廷设在哪里、皇帝讲哪种方言，那种方言就成了官话。中国古代的都城，周秦汉唐主要是在长安(西安)，东汉魏晋迁到洛阳，所以，长期以来黄河流域的方言便成了通行全国的语言(注:由于历史原因,当代北方话与古代北方的有很大差别.或者可以说，古代北方话与当代南方话更接近如粤语，吴语等)。东晋南朝迁都建康(南京)，大量北方人移居江南，不仅把宁镇一带的方言改造成为属于北方话系统的下江官话，而且洛阳方言也成为当时朝廷上的工作语言，南方士人入朝为官无不争相学之。河南方言对官话的影响极其深刻，直至后来徽班进京形成京剧后，京剧的道白仍用中州韵而不用北京话，只有丑角才讲京片子，即北京方言。南宋迁都临安(杭州)，大批官员和士兵涌入杭州，把杭州话改造成为一种以吴语腔说北方话的特殊的方言，使杭州成为吴语区中的一个官话岛。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于是北京话又成为当官必须通晓的语言，以至于现在我们的普通话也成为既不同于河南话、又不同于北京话，而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语音的一种语言。

现在的普通话并不是汉代的汉语，也不是唐代的唐语和宋代的宋语，它和元代以后的官话最为接近。由于历代因战乱或移民而南迁的汉人不断地把当时的中原方言带到南方，并沉淀在南方的方言之中，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在南方各种方言中找到数量很多的古汉语语音。同时，由于北方自汉代以来不断地有胡人南下入居塞内或入主中原，胡人和汉人杂居在黄河流域，也使得北方的华夏古音逐渐胡化变成了今天的北方话。(注：为一部分读者误会,这里的胡化是语言学术意义上的胡化,而非骂人的胡化)

关于普通话的由来还必须正视的是普通话是外地人学北京话的口音，北京土话和满清官员更接近。有很多满族词汇夹在里面，比如凄历喀嚓(迅速)，勒里勒特(不整洁)，猫腻(黑幕)，瞎勒乱侃(勒是女真语说的意思，侃不知道是不是汉语)，倒腾(挪动)，据说央求的央在满语里也是求的意思。另外，北京话也可能受其它北方游牧民族语言影响，比如胡同在蒙古语中是小巷的意思。估计“恣扭”“地道”等很多再古汉语中见不到的词也不是汉语。王朔一再强调北京语言的活泼，并在小说中大力推广，相信是和他的满族民族自豪感有关的。

现在的北京话是女真满洲人向汉族满洲人学说汉语时用的口音。由于满族后来成为统治者，所以离得近地区的权贵都放弃自己的当地口音说这种新的清朝官话，否则难免官途不顺，生意难做，久而久之，也就变成在北方应用广泛的普通话，与满清暴力强制不同，孙中山建国首先考虑的是和平和民族团结,避免因官话改变引起大量民众讨厌民国，所以坚持用清朝官话做国语。

知道了关于普通话的由来历史，那么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推广普通话，其积极意义在于全国各族人民有一件交流工具。但不等于，南方话、南方文化比北方话、北方文化下和贱。希望大家也了解南方话也有普通话不可能替代的文化功能,特别是南方继承了真正的古汉语。请大家尊重南方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