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老校长梅贻琦有句话：教育乃是国家之命脉 才俊辈出是必然。

“为何民国大师辈出？清华老校长梅贻琦有句话+说出背后的缘由” 民国时期，中国涌现了许多杰出的学者和大师，他们在各个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清华大学的前任校长梅贻琦曾说过：“我们这一辈的人，真是太幸运了，前辈们都埋头苦干，都在为国家为人民做事，为我们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这句话背后的缘由在于清华大学和其他知名学府在民国时期为培养人才、推进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所做出的努力和成就。清华大学在当时以其严谨的教学和创新的精神吸引了许多优秀的学者和教育家，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为民国时期的学术繁荣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民国自19至1949年，整整37年间是个大师辈出的时代，孕育出无数璀璨耀眼的国学大师。整个清末民国，虽然是华夏民族国力最为衰弱的历史时期，却是文艺最为繁盛的阶段。近现代文艺界的主流人物中，但凡能被大家耳熟能详记住的，无一例外出自那时，比如鲁郭茅巴老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还有梁启超、梅兰芳、钱穆等等。很多人不禁好奇，为什么数千年间积攒的文艺力量，会在此数十年间喷井式爆发呢。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这是1931年，梅贻琦先生出任清华校长时，临场演讲所说的一句话。梅贻琦先生掌舵清华17载，他以严谨的管理风格和朴素的治学观念，给清华奠定出属于清华特有的基调和特色。梅贻琦先生所说的这句话，原本是化用孟子《见梁惠王下》的经典论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他们二人的话，遥隔两千年之久，却隔着时空相互共鸣，道出民国之所以大师辈出的真相。

做寂寞的学问，当朴素的大师

同为民国大师，又兼任清华大学教导员的王国维先生，他有部经典的诗词解析著作叫《人间词话》。王国维先生曾在书中提到“做学问”的三重境界，即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王国维先生有关“治学”的三种境界，道出做学问的朴素主义哲学观。此三句话给读者传达出一种“凄风苦雨”“秋风萧瑟”的寂寞感。诚然如此，做学问应该耐得住寂寞，毕竟文章艺术是个体独立思考的东西，而不是“与狼共舞”的狂欢。

再看现在的所谓大师，学问变得越来越热闹，大师变得越来越华丽，头衔变得越来越冗长。从老实本分的知识分子成为混迹社交的高手，游走在各种团体，极尽脑汁写学术论文，想尽办法评职称搞头衔，真正能够成为经典，百世流传的文章寥寥无几。早已与民国大师，那种安静祥和、心无旁骛的治学观念相去甚远。

文章合为时而著，实践出大师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民国的大师所写出的文章，每每读起来总感觉慷慨激昂之余，又不失贴近生活实际。究其原因，那个时代的大师，他们的人生是用脚一步一步走出来，他们的文章是用笔逐字逐句写出来。

民国赶上华夏文明五千年来最混乱的时期，远远超越先秦百家争鸣所处的环境，各方军阀割据一方，相互征讨攻伐。面对国家存亡之际，大师内心中的救亡图存的热血得以激发，他们四处演讲、奔走呼号，只为唤醒国人的精神觉醒。从一定程度上说，民国的大师最初没有想过成为大师，所谓“大师”是他们种种救国行为的方式。

他们投笔从戎、以文报国，骨子里最初的理想是救国救民，只是借助文艺的方式，因而成为文学大师。比如梁启超先生，早年师从康有为参加戊戌变法，失败后辗转去过日本和欧洲国家，留学的经历更加丰富梁启超先生的思想，更加坚定他救亡图存的决心。所以，对民国的大师而讲，救国救民是首要因素，成为大师是偶然所得。

大师“门槛低”，宽进窄出

民国之所以为民国，不是说它37年的混乱局面，而是在于他的开放与多元，特别是学术范围内。它与任何时代对待人才的态度不同，那是一个人人皆可以成为“大师”的时代，人们对待大师的“门槛”也比较低，但凡脑袋里有观点、有思想，不论你是什么学历，都可以毛遂自荐。

翻阅整个民国大师史，高中学历以下的占据大多数。陈寅恪“复旦公学毕业”相当于高中学历；钱穆“常州府中学堂”初中学历；刘半农“常州府学堂肄业”初中未毕业；沈从文只读过正规小学，后来北大旁听；齐白石未进学堂等等。

民国真的是大师惺惺相惜的时代，社会能给大师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而不是一纸文凭绝之千里之外。这也不难理解，学术的真正动力源自内心真挚的热爱，一个人能够忘却“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而醉心创作，才能称得上真正的热爱，他们生来就是为了这份热爱，日后成为大师自然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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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最后，不妨用梅贻琦先生另一句话来收尾“大学有新民之道，则大学生者负新民工作之实际责任者也”。眼下时值高考季，望广大的考生能够效仿前人，不负历史与时代的重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