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年改命往事：洪流 贵人 时运 和认出风暴的大佬们！
“不论英雄豪杰，
都逃不了境遇和时代的支配。”
——文学家·夏丏尊
「逝于1946年」
出自作品：《教育的背景》
……
01.自改开后算起，中国人度过了三个鼠年。分别是1984、1996和2008。沿着36年的坡路往回看，这三个鼠年，各具意义。
1984年，老人前往南方视察，肯定深圳发展。中国大开国门，拥抱世界。各行各业大干快上，怀揣火热的心，投身祖国建设。
1996年，历经三年宏观调整，经济过热缓解，高通胀结束，民营资本得到更多参与权。斗争叙事剥离日常，老百姓们安居乐业。
2008年，不用说了，历30年改开，经济飞速发展，很多人都愿意把那一年称为“崛起元年”。这片土地，变得前所未有的富饶和复杂、一言难尽。在国人记忆中，那是多灾多难的一年，也是所谓兴邦的一年。
三个鼠年，正是中国的三个发展阶段。
时光荏苒，岁月穿梭，当时代的洪流一涌而过，回看每个鼠年，再看看那一年被冲上历史舞台的人，就能明白长者的话多么正确：
“一个人的命运啊，自我奋斗固然重要，但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
02.
先说1984年。那年春晚，一个叫张明敏的歌手唱出《我的中国心》。张不过三流歌手，本是九龙电子表厂的工人，只在1979年拿过业余歌赛冠军，此后便无佳绩。在1984年的香港，以张的水平，根本当不成明星。
偏偏那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在即。春晚导演黄一鹤，突然想找香港艺人上台。胆子也大，招呼都没打，就跑到深圳去打听。
路上听到《中国心》，赶忙把张弄到北京。
上头觉得不妥，以撤职恐吓，黄却不为所动。直到腊月二十七，黄还和央视台长往上打电话，半个小时一次，终于把张送上舞台。
当年有句话，叫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的中国心》。一个在香港名不见经传的二流歌手，命运就此改变。此后，张在内地巡演，创下过一年150多场、5天连唱12场的纪录，比香港那帮去红磡的巨星还要洋气。
同样改命的，还有陈佩斯和朱时茂。
这俩人是八一电影厂的青年演员。朱好歹演了个《牧马人》里的“老许”。陈佩斯在八一厂，一直不怎么得志。他老早就想自己搞喜剧、拍电影，可惜人微言轻，写的本子不是被毙，就是被别人拿去拍了。
1984年，黄找到他和朱时茂，在天坛体育宾馆憋出个《吃面条》，成为春晚首个小品，就此成为小品鼻祖，帮陈收获无尽声名。
当年，直到大年三十，《吃》也没明确通过审批。台里一直有人在提醒黄一鹤：
“节目这么不严肃，小心被批为大毒草！”
结果屁事没有，陈佩斯一战成名。
「春晚首个小品《吃面条》」
1986年，陈离开体制，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拉投资、拍喜剧。小品王的身份，帮他奠定了观众基础，让拉投资变得事半功倍。
无论陈还是张，都要感谢贵人黄一鹤。
当然，黄的魄力，关涉不止他一人。在他身后，还有许多从业者。他们敢于试探、突破禁区，这都离不开1984年的时代背景。
那个鼠年，万象更新，自由空气，流溢全国。国家专心搞建设，彻底撇弃阶级斗争话语。没有这个历史背景，黄一鹤们也不敢乱来。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1984年，老百姓精神生活极其贫乏，几乎没有选择余地。
任何一个新鲜事物出现，都能收获广大群众的注意。唱一首好听的歌，就能红遍全国，演一部稍为像样的电视剧，就能家喻户晓。
03.
1984年还有个不可忽视的时代气氛，那就是老同志对年轻人的信任。
改开浪潮下，很多老同志意识到，世界终究是有才干的年轻人的，于是尽可能地提拔目力所及的青年才俊。这里面，就有两个日后在山东高密乡顺利会师的大人物。
一个叫张艺谋，一个叫莫言。
张艺谋第一次命运转折，始于1978。当时北电在陕西全省13个棉纺厂分配了一个考生名额，好巧不巧，就落在张那个厂。
老谋子破格进入北电。
不过毕业后，他并不像他同学陈凯歌，可以通过父母关系留京，而是被分配到了荒远的广影厂。当时有11个人被分过去，最终只去了4个。很多人，都不想认这个命。
张艺谋不行，他不认命，书就白念了。
幸运的是，在广影厂，他遇到了韦必达。
韦为了留住人才，提前备好了房子。之后，张和几位青年立下军令状，在韦的支持下，组建一个青年摄制组，平均年龄才27岁。在韦的扶持下，几个生瓜蛋子拍出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一个和八个》。
1983年年底，文艺界搞所谓的“人性论”大批判，电影被定性为“精神污染”。韦厂长不服，不断上书电影局，据理力争：
“如有错误，全由我这个厂长来担责！”
张艺谋是《一个》的摄影。片子出来，北京的陈凯歌坐不住了，跑到广西，希望得到韦的帮助。老韦又丢给陈凯歌《深谷回声》，让他和张艺谋搭档，去陕西拍《黄土地》。1984年，《黄》横空出世，再遭业内反对。
为使电影公映，韦必达奋力疾呼。
最终付出的代价，是被调任离厂。
当时张艺谋给韦写信说：“我们将来可能成为艺术大师、名人，但我们永远记得当我们年轻时，我们是怎样起步，有人曾小心翼翼地搀扶我们，我们也记着您悲愤上书电影局，记着您无私无畏地支持保护我们…”
确实，1984年，要不是韦必达让张、陈搭档去陕西。张艺谋八成不会遇到他的第二个贵人，吴天明。并在吴天明的大力支持下，拍出那部《红高粱》，一跃成为国际名导。
「第五代开山之作《一个和八个》」老张遇到韦必达时，老莫遇到了徐怀中。
那年，徐怀中受命筹备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从各军单位招了35名学员。莫言当时不过原总参谋局宣传科一个排职干部，没写出什么不得了的东西。他从同事那里得知有文学系招生，但要营级以上资历，就放弃了。结果没两天，情况有变，说不要级别。莫言赶去报名，可期限已过，人招满了。
就在这时，徐看了他的小说《民间音乐》。
当即破格录取。
当时莫言很狂，没代表作，却点评了一个有资历的前辈，说人家写得不好。人说他酸，他气不过，回家憋了一星期，写出《金色的红萝卜》。稿子被徐怀中看到，改名为《透明的红萝卜》，并力荐给《中国作家》的主编冯牧。
刊发后，迅速在文坛引起震动。
就这么着，毫无名气的莫言，一下成了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透明的红萝卜》一文，也被视为高密魔幻主义开山之作。
后来在瑞典，莫将徐称为恩师。徐说：
“这话过分了。要说恩师，他要感谢七八十年代中国蓬勃兴起的思想解放浪潮。”
这倒是句一针见血的大实话。
1984年，还有很多像张明敏、陈佩斯、张艺谋、莫言这样的文艺工作者，在松绑大潮中，在贵人帮扶下，踩到了改变命运的跳板。
比如组建“七巧板乐队”在家写原创摇滚的崔健，比如生在电影乐团偶然录了《东京之夜》的张蔷。前者两年后唱出《一无所有》，后者两年后登上《时代》周刊。他们都是84年自由空气的受惠者，开放思潮下的幸运儿。
所谓时势造人，不过如此。
04.
不过文艺工作者的运气，总有些被动。
同时期另一拨人，则是先知先觉、主动改变着自身处境。其中杰出代表，就是王石。
1984年，邓公去深圳视察，警察封锁路段。王石正巧经过，一听说邓来了，就觉得“干大事的时候到了”。当时，国内有一阵办公设备热潮，王石赶紧成立“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倒卖办公设备，替内地需货企业向港商订货。
当然，想开这种公司，你得有特殊人脉。
同样先知先觉的，还有北京的柳传志。
看到《经济日报》将中关村第一个下海研究员陈春先称为“弄潮儿”后，40岁的柳传志按捺不住，拿着计算所拨的20万元，在传达室里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一开始他没找到好项目，干“倒爷”被骗了14万。公司正在生死一线，中科院买了500台IBM计算机，把验收、维修、培训业务交给了他，送上70万元的服务费。
这幸运的大反转，也依赖柳的资源背景。
「站在风口上的王石」
由此可见，1984年，率先觉察出经济政策动向、意识到市场风暴来临的创业者，一方面要感谢大历史，一方面还要感谢个人特殊关系。
一般人，就算看到这变幻潮流，也不具备冲浪的资本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只能站在一边干瞪眼。这一点，之后92下海的群英也一样。那批具有政府背景的好青年们，和84年的元年企业家类似，他们的成功，很大成分上得益于对国家政策的洞察，和对稀有资源的把握。
真正仅凭一双慧眼认出风暴的，是96年和08年的创业者。此乃后话。
总的来说，36年前那个鼠年一举改命的人，无论是文艺从业者，还是财富创造者，都要冲总设计师的头像拜三拜才行。
要不是文化、经济松绑，社会包容、开放、转型，他们中有些人，恐怕一生默默无闻，转瞬就消失在时间长河里了。
05.
然后是1996年。那年3月16日，崔永元带着一帮高知，和“专业打假人”王海出现在电视上。一大帮嘉宾围绕打假问题，开了场名叫《谁来保护消费者》的讨论会。
节目播出时，全国人民并不知道崔永元是谁。
很多人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丑，第二印象是很丑。直到看完整个节目，才发现这主持人有两下子，语言幽默、控场极佳。
关键是，选题一流，紧扣时代。
这节目，就是《实话实说》。
《实话实说》一播出，很快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崔的睿智、幽默，对社会事件新颖、多元的解读，帮他圈下大票粉丝。就央视公布的数据来看，每周日7到8点间，收看电视的观众里，《实话实说》的比例高达62%。
之前，崔只是评论部的临时工，一个跑基层的记者。从此成了家喻户晓的电视名人。1999年，赵本山的小品《昨天、今天、明天》以他的节目为底本登上春晚，足以表明他在国人心目中的超高人气。
能造出这么大阵仗，离不开当时正处黄金时代的央视评论部。
在陈氓带领下，1992年，央视推出《东方时空》，正是小崔推荐白岩松做的主持人。那时候，小崔自觉太丑，没好意思出镜，就把觉得更丑的老白推了上去。没想到一个月不到，白就红了。小崔悔恨不已。
1996年，为效仿美国脱口秀，陈氓把小崔推上前台。这一次，崔永元抓住了机会。
80年代宏大叙事远去，市场风潮高歌荡漾。在一个个新事物的冲击中，各种观点交锋，各种现象讨论。彼时，评论部大胆、犀利，陈氓的定调是“平等交流、人文关怀，少说官话、套话，多说真话、人话”。
崔永元的出现，踩中了人民的神经。
用节目策划人的总结来说就是：
“恰恰是由于真话的短缺，人们才给了《实话实说》那么高的评价。”
另一原因，也在于小崔赶上了电视传媒黄金期。电影市场萎缩，互联网未兴，家家户户都有一台电视。在家收看电视节目，经济实惠，是其他任何文娱活动都比不上的。
「春晚，小崔，黑土，白云」
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一份《决议》，要求加强电视行业的深化改革，参与市场经济运作。在这一决策下，地方电台陆续上星。1996年之前，全国上星频道不到十个。央视一家独大，影响力甚广。
能在那里当主持，很难不出名。
同样，由于上星频道少，电视剧产量也不高。1995年之前，中国最优秀的电视剧，几乎都由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制作。
直到1996年，电视剧《宰相刘罗锅》才打破了这一格局，捧红了张国立。
出演《宰相》前，张国立的艺术生涯一直不成功。1988年，他和葛优一起出演米家山的《顽主》。他还是男主，结果葛优红了，他被人遗忘。等到葛优主演《编辑部的故事》，他只能客串一个gay里gay气的青年。
1993年，他登上春晚，演小品《推销》。
按理说，春晚火吧，他还是没红。
为了生活，他去南极炸过冰山，帮屠洪刚导演过《霸王别姬》的MV，写过小品、说过相声。拍《宰相》前，都准备转行了。
结果，电视剧大火。他从中看到市场，第二年就请张静之以戏说手法写出了《康熙微服私访记》，从此专攻这一路，越来越红。
《宰相》和《康熙》收割观众时，恰好占到了行业风口。它们幸运避开了1998年《还珠》这部神剧的爆发。1999年，广电总局推进“制播分离”，24家民营电视剧制作公司拿到《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电视剧市场改革深入推进，国剧产量逐步进入井喷时代。
到那时，百舸争流，唯有爆款能红。
而在1996年，纵观整个行业，能和《宰相》掰手腕的，寥寥无几。
张国立，吃到了这一波红利。
06.
和老张一样借红利改命的，还有任贤齐。
当年小齐四张专辑，始终不温不火。加入“滚石”后，已和公司约定，若唱片不火，自动解约。小齐甚至做好了去当体育解说的准备。
哪想到年底，《心太软》轰动两岸三地。
《心》的出现，可谓恰逢其时。那个时期，内地原创音乐一度陷入沉寂，香港天王争霸露出疲态。不同的粉丝，簇拥不同歌手，很难被一网打尽。《心太软》却以任何人都能轻易上口的旋律，大面积传唱开来。
尤其它的歌词，不用过高审美，简单、直接表达大众心声，真正做到了最大打击面的取悦。加上那几年卡拉OK和VCD机的普及，任的名声，随着这两大娱乐活动烧遍全国。
如果他早几年出来，就会被香港天王围攻，如果晚几年，又要碰上内地流行崛起。之后，港台流行无法像八九十年代那样独占鳌头。
天时地利人和，被他占尽。
《心太软》的爆红，还进一步暗示着内地消费主义进入一个新阶段。流行歌不再像80年代那样，必须具备抒情性和殿堂感，也不再需要过高的审美。只要能满足用户某一个点的情感需求，就是一个好产品。
这样的需求，日后还会走到极端：
一首歌，甚至不必满足情感需求，不必满足身份认同，只要足够洗脑，就能火遍九州。
「一夜爆红的任贤齐和他的《心太软》」
1996年，人们变得越发享乐而实际。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静静躺在书店，无人关问。各行业都在适应市场节奏。
其中就包括纯文学杂志。
那年，《萌芽》发行跌破一万份。危机之中，社长赵长天果断改革，开始邀请名家来写青年题材的稿件，同时收录中学生文章。随后发现，学生写的，比成名作家的还受欢迎。同年，年仅16岁的郁秀出版《花季雨季》，连续摘下畅销书榜第一名，风头盖过余秋雨。
少儿文学，迎来了属于它的时代。
之后，《萌芽》全力打造“新概念”。靠这一作文大赛，一举扭转败局。最高时期发行量，突破50万份。经这场大赛选拔出来的一批少年，也从这里出发，改变自身命运。
其中有两个80后代表，还处于蛰伏期。
过不了几年，当市场风变，他们的天赋和努力，都将得到名气和财富上的兑现。
通过任贤齐、郁秀的遭遇，可见1996年，想在文化场名利圈有所建树，找对受众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无论是歌曲《心太软》还是小说《花季雨季》，之所以能够火爆，都缘于它们找到了最广泛、最精准的受众。
卖得好，从此成为了最高标准。
07.
显然，96年文艺工作者的命运，也很被动。无非以前受政治制约，现在受市场制约。依然只有创业者，可以主动出击。
前提是，他们认出了风暴。
1996年春，中关村树起一块广告牌，上面写着“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很多人经过，不明深意。就在前一年，30岁的胡泳在清华计算机房里上网，感到无比震惊，随后发表《Internet离我们还有多远》。
不久，他受邀翻译著作，《数字化生存》。
那本书描绘的未来世界，是一个被网络连接的世界。人们衣食、教育、娱乐，都将通过互联网。但在那个鼠年，真正看到互联网商机的人并不多。谁也想不到它会形成一个多么庞大的、无处不在的产业。
看到未来的，有张朝阳和马云。
张朝阳捷足先登，简直是被老天爷选中的。他不但读到了《数字化生存》，这本书的作者，还是他的导师兼投资人。那年，创立一年的雅虎在纳斯达克上市，张朝阳看中风口，拿着老师给的钱回国创立爱特信，做信息分类网站。连“搜狐”这个名字，都是效仿“雅虎”起的。
虽然老张只拿到17万美元，个人一小步，却是中国互联网行业的一大步。之后将有无数海归、高知走上这条路，开拓新江湖。
幸运如张，没有辜负老天爷。经过艰难的融资和探索，他终于把搜狐干成了。1998年，搜狐全年广告收入，高达60万美元。
相比之下，马老师传奇太多。拿俞敏洪的话说，老马跑去美国，看到互联网，就已经想到怎么改变世界了，他自己就算看到了互联网，多半也只会给新东方建个公司网页。
这是眼光上的巨大差距。
坊间传过马老师一句名言，叫做：
“一开始看不见，看见了看不起，看得起了看不懂，看得懂了已经跟不上。”
这句话，赤裸裸地表明了他1996年去北京宣传中国黄页的尴尬遭遇。
「电视纪录片《书生马云》」
那年，马跑遍北京各部门，每次都被当成骗子请走。经人介绍，认识《东方时空》的老乡樊馨蔓，也就是后来张纪中的老婆，到处介绍李一道长那位。樊听了马老师的故事，决定拍一部专题片，取名为《书生马云》。
片子里，马云望着车窗外的灯火说：
“再过几年，北京就不会这么对我，等到那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
“再过几年”这四个字，用得多么贴切。
这个认出风暴的男人，最终啪啪打脸。
虽说像张朝阳、马云、马化腾、李彦宏这些人的知识背景和家庭资源，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是一般人无法触摸的。但就像俞敏洪所言，你不能不佩服马云们的敏锐。他们是率先觉醒的掘金者。以超前的眼光和过人的胆识，拉响了改变命运的前奏。
这就是1996年的光景，无论是文学、电视还是音乐，市场成为一个不可忽略的元素。谁讨好了市场，谁就取得成功。
而总有些人，能够一眼看到潜在的市场，看到广大群众的潜在需求。
甚至看到远未成型的产业。
08.
最后是2008年。那年12月5日，周立波在上海兰心大剧院推出《笑侃三十年》。前后31场演出，收获650多万票房。虽然2006年时，周就回归剧场，说起 “海派清口”，但直到《笑侃三十年》，他才名震全国。
23岁那年，海派甜心就因打架伤人蹲了监狱。出狱后，上海滑稽戏早已没落，他只能离开舞台，摸爬滚打，下海经商。
结果被骗了400多万外债。
1997到2000年间，周一直在还债压力中度日。后来，他遇到前妻张洁，两人跑到日本躲债。日本混不下去了，又灰溜溜窜回上海。
这时，贵人关栋天拉了他一把。
关唱京剧出身，与周立波是故交。关在上海曲艺界有极强的人脉、资源。正是在他的运作下，周得以重回舞台。周立波自己也没想到，“海派清口”会引爆上海，连市长都来看，连戏剧界的专家余秋雨都来捧场。
2009年，南周方面，甚至将他作为上海城市精神代表人物，大加褒扬。
当时周立波还挺谦虚，对媒体说：
“一切都是我始料未及的。我能红，不是我有多么强大，而是因为正好适逢这个时代。”
这话倒是没错。有贵人帮扶，是一回事，重点还在于出现得太是时候。
历经30年改开，我国一线城市居民的收入已经非常可观。电视、电影这样的文娱活动，远远无法满足人们多元的精神文化需求。有闲钱，不如去剧场听个乐呵。否则郭德纲也不可能陡然迎来他的黄金时代。
加之那二年，生活节奏快，人们焦虑感增重，剧场成了最好的解压场所。喜剧对现实的批判、嘲讽，成为了生存压力的发泄口。
真就应了老郭那句话：
“喝着咖啡就大蒜，秋水长天一色。”
「周立波的《笑侃三十年》」
至此，老百姓的娱乐选择，可谓多种多样。相比于1996年，内地电视剧产量高达14000多集，严重饱和。很多拍出来，根本没人看。
要想从中脱颖而出，唯一的路，就是出爆款。
2008年的爆款，就是《李小龙传奇》。遥想当年，《亮剑》首播的最高收视，不过11.58%。《李小龙》却以平均11.12%的高收视率，横扫全国。
这个鼠年的幸运儿，轮到了陈国坤。
参演《李》前，陈国坤不过一个小角色。当年香港李小龙会成立，周星驰去捐铜像，注意到他。一来二去，他成为星爷电影里的配角。最最深入人心的角色，也不过《功夫》里斧头帮老大，“琛哥”。谁料命运机巧，就因长得像李小龙，他撞上了这部爆款剧。
广告代言费，直达七位数。
不过，他和张明敏很像，纯属撞大运，来得快去得也快，此后鲜有佳作。但不管怎么说，要没《李小龙》，陈还在烂剧里跑龙套。
这么命好的演员，2008年实在不多。
那时，资本全面介入影视，演员要想靠爆款剧上位，不认识一两个煤老板是不行的。实在不认识煤老板，也得认识一两个名导。
靠演技成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不信你看08年几乎拿下影帝大满贯的张涵予，一开始根本不是他演“谷子地”。剧本出来，本想请葛优来演。但是戏实在太苦，葛大爷心脏又不好，就给推了。
张涵予本来是演赵二斗。冯小刚前后找了10多个人来演谷子地，张配了十几次戏。冯一个都不满意。一天，张涵予忽然问冯：“要不我来试试？”冯听了不敢吭声，怕让他试了，把瘾勾上来，就不好弄了。
冯的戏，都要大咖，这样票房才有保证。换不出名的演，票房跪了，无法跟华谊交代。张知道没戏，档期协调好，准备去演别的电视剧。
结果王中军突然拍板，定了他主演。
这之前，张演了冯不少戏。角色分别是“朋友”“同事”“神经病”，连姓名都不配拥有。就因王大佬一句话，出演《集结号》，封帝。
2008年，资本拥有了极大话语权。
谁不赞成？谁敢反对？
09.
经济体量蓬勃增长，民营资本秀得飞起。早年张艺谋和陈凯歌试探出中国大片之路后，08年的院线大片，可谓全面开花。
什么《赤壁》《画皮》《投名状》，齐齐上阵。中国票仓，日夜狂奔。08年全年才43亿，但比07年增长了30%。
2010年，立马破了百亿。
一部电影票房过亿，就能成为话题。
而12年后，这个数字将不值一提。
与不断攀升的票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观众源源不断的骂声。那两年，由于产业浮躁，剧本侮辱智商，越是高票房，越是被骂。
宁浩的出现，才显得那么难能可贵。
2008年，《疯狂的赛车》正在后期，宁浩筹备新片《无人区》。如果说06年《疯狂的石头》横空出世，以小博大，还有点运气成分。那么宁浩这两部片子，将最终证明他过人的才华。果不其然，投资1000万的《赛车》冲破一亿票房，宁浩成为继张、陈、冯后第四位迈入亿元俱乐部的内地导演。
豆瓣上排着队的留言都是：
宁浩的时代来了。
宁浩登场时，中国商业电影正在迷茫期。导演们不缺资本，缺的是一个好故事。《石头》和《赛车》，正巧弥补了群众们观影体验上的缺失，让宁浩建立起超高的群众口碑。
当然，这依然离不开贵人帮扶。
早年拍《香火》和《绿草地》，宁浩花光积蓄。拍《石头》时，想要500万，刘德华投了300万。拍完后，宁浩弹尽粮绝，没钱做宣发，准备给央六。当时宁浩就想，这电影不卖钱，自己改行算了。
幸好这时，韩三平推了他一把。
“你那片子不错，我们希望发行。”
讲了两个好故事，成了宁浩改命的大前提。时至今日，这前提依然在。《唐人街探案》《药神》《哪吒》都足以证明，这条路还走得通。
「宁浩客串《疯狂的赛车》」
任何年代，能写出好故事的人，理应受嘉奖。只是不同背景，嘉奖对命运的影响不同。
84年“文学热”，最好搞先锋文学；96年“市场经济”，最好写电视剧；到了08年，你得像麦家一样卖版权。这一年，他的《暗算》拿了茅奖，都没几个人关注。倒是《风声》卖给华谊之后，赚了笔天价版权费。
在一个高度物质化的时代，拿一个文学奖，或许无法改变作家的现实处境。但把作品卖出一个高价钱，就能实打实地改变阶层。
郭敬明早就看明白了这件事。
2008年，他和韩寒以双雄姿态崛起。公民韩寒的博客点击量超过两亿，傲视全网。他对公众事件发声，成了公知时代的行为范本。一出现社会热点，大家都想听听他的意见。当时，韩寒博客页面上，一直写着：“不签售、不写剧本、不参加颁奖典礼、不写任何软文。”
同年5月，大洋彼岸的《纽约时报》，将郭敬明称为“中国最成功的作家”。
郭董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小时代1.0》上市，10万册精装限量版三天售罄。他以1300万的版税，再次蝉联中国作家富豪排行榜首位。这点版税对郭董而言已不算什么，在贵人金丽红、黎波的帮助下，郭成立最世文化，完美蜕变为一名商人。凭借在青春图书市场的所向披靡，顺利完成阶层跃迁。
一个自贡县城的少年，就这么住进了汤臣一品的豪宅。从一个被动的文艺创作者，成为了一个相对主动的财富创造者。
不再受制于人，牢牢掌握着自己的人生。
郭敬明的努力，肉眼可见。
但同样离不开大环境。
早10年或晚10年，他都难以创造神奇。他卖的是小时代，靠的还是大时代。
有趣的是，当青春文学成明日黄花，公知大幕缓缓落下，你再去翻翻韩寒的博客，上面依次是：车广告、咖啡广告、淘宝书店。
风流子弟曾少年，多少老死房贷前？
10.
2008年奥运后，北京房价疯长。当年成交均价才每平米12205元，9年后，这个数字变成了47718元。2008年，这个国家发生了许多事。灾难、盛会、艳照门、网络造词狂欢…泥沙俱下的现实，让它变得一言难尽。
拿余华在《兄弟》里的话说：
“欧洲人400年才能看到的时代落差，中国人在40年里就经历了一遍。”
在这个鼠年，文娱工作者无论写、唱、演、说，每天面对的，都是海量的竞争对手。衡量其价值标尺，不再是老百姓的口碑、老领导的称赞、对社会的影响和对艺术的开拓。只有卖爆，才能引起更多关注。
毕竟，历经30年改开发展，各行各业，都有大量的人才、资本涌入，财富神话和成名渴望，是无数人挤破头的目标。
每条路，就那么宽，都在往前冲，都想吃到肉。你要出人头地，哪有那么容易？
好在总有聪明人，擅长找风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