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孟子的义利观
摘要：通过《孟子》一书中对义利关系的论述，可知孟子义利观的实质是以义制利，而不是义利对立。
关键词：义；利；孟子的义利观；以义制利
《孟子》开篇一段与梁惠王的对话：“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人们常以此对话内容为据，说孟子重义轻利或者只谈义不讲利，其实不然。字面上看，孟子以利与仁义对举，崇义而贬利。但深入考究则不然，与其说是孟子只要义而不要利，不如说是孟子反对把利挂在嘴上，特别是反对统治者这样做。
综观《孟子》全书，我们发现孟子的言论中，不仅不排斥谈论利，而且还谈的非常的明确而深刻，同时，孟子对于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首先，孟子肯定了人皆有物质需求，并且从根本上肯定了这种物质需求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孟子明确表明“富，人之所欲；贵，人之所欲。”即，每个人都希望富贵利达，且广裹的土地、众多的人口，也是君子所希望得到的。他认为人们这种对财利的欲求是与生俱来的，是人之天性。肯定了人们求利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在他看来，人们为满足自己正当的物质欲望而谋求正当之利，获得应得之利，无可厚非，所以他不反对人们求利。他认为利欲之追求是人的天性。
其次，孟子认为人类生存、繁衍、发展也是离不开利的。他说：“五谷熟而民人育。” （《孟子·滕文公上》）即，五谷成熟了，人们才能得以养育。又说：“民非水火不生活。”（《孟子·尽心上》） “水火”在这里借指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也就是说，人类没有“水火”之类的物质资料便不能生存。步入老年，人们对物质生活的需求尤为特殊，所谓“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孟子·尽心上》）人过五十，只有“衣帛食肉”才能满足身体的正常需求，生活的比较安逸、舒适。这表明孟子已经认识到物质利益是人的自然生命延续的凭借和依托，没有物质利益，人类将不复存在，因此求利是人的基本生存需要。
孟子肯定了人们求利的合理性，不反对人们求利。同时，他又把利与义联系在一起，认为利和义是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的。
第一，利是义得以实现的前提和保证
孟子说：“民事不可缓也……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人们如果没有一定的财产作为生存的保障，就很难形成一种稳定的道德观念；没有一种稳定的道德观念，就很容易“放辟邪侈”，胡作非为。所以，孟子主张“制民之产”，充分肯定利是义得以实现的前提和保证。
第二，以义制利
孟子处在一个利益纷争的时代，当时完全没有道德的约束，一切事物均以利字当头。但孟子并不是不关怀富国、强兵之利，而是认为想要统一天下而不为内外的征伐所干扰，那就要摆正统治者自身的私利。针对当时社会尤其是统治者私欲之壑难填，“以攻伐为贤”的现象，孟子提出任何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都必须接受道德规范的制约，只有在道德的制约下才能追求到最大的利益。如果君臣、父子、兄弟等“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告子下》）所以人们不能背义取利、不能以利害义，而要以义取利，以义制利。
孟子认为，那些不符合道义的“求富贵利达”的手段和途径，都是君子所不齿的，“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孟子·尽心上》），“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孟子·万章上》） 同时，孟子也主张对待别人的馈赠也要按礼义谨慎地处理，不能随便接受，“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 （《孟子·滕文公下》）。但是孟子对于符合道义的“利”却取之泰然，他说“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视道义重于生命，但同时又不主张无条件地舍生取义，而是当二者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时，作出符合义的选择，即“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孟子·告子上》）
第三，舍形式性道义而取实质性道义
在对待利益的一般原则上，孟子主张以义取之，以义与之。但是他并不一味地拘泥于这一原则，而是能够根据具体的情况，权衡形式上的礼义与实质上的利益孰为重要，并取重要的一方面，如果符合真正的道义或形势需要，也可以不呆板地遵循所谓的“礼义规范”，这体现了孟子在义利关系上的权变思想。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就是孟子与淳于髡的对话。孟子关于嫂溺援与不援问题的观点，实际上就是形式性道义和实质性道义的取舍问题。
在《孟子》中不乏这样的例子。齐宣王问孟子，汤放桀，武王伐纣，均为臣弑君，难道这是可以的吗？孟子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桀纣皆为国君，汤武王皆为臣子，按照礼，臣应当尽臣道。但是桀纣荒淫无度，致使社会黑暗，人民生活痛苦不堪，汤武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放桀诛纣”的。孟子认为只有仁人才可以处于国家的统治地位，如果一个不仁的人占据了统治地位，就会把他的恶行传播给广大的臣民，就会把国家治理地一塌糊涂，损害老百姓的根本利益。他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出发，对于“臣弑君”给予了某种程度的肯定。在这里，孟子更深层的阐明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因“义”害“利”的道理。
综上所述，孟子是十分注重利的，他注重的是保障人民生活，实现天下统一的利，是不违背义的利。针对私欲膨胀的好利之徒，孟子才否定了“利”的价值。而正是这些否定的话语，才使人们对孟子的义利观产生了误解。从这个意义上说，孟子的“何必言利”，与他并不否认利的思想体系是完全一致的。
作者简介：卢巧玲（1981—），女，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孔子与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