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高考作文怎么写?看东中师生同题演绎对“人生”的仁智之见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坐标,也有对未来的美好期望。家庭可能对我们有不同的预期,社会也可能会赋予我们别样的角色。在不断变化的现实生活中,个人与家庭、社会之间的落差或错位难免会产生。对此,你有什么样的体验与思考?”2020年浙江省高考作文以“人生”入题,本报特邀请省特级教师、东阳中学惕吾文学院院长陈益林及其学生华亭瑜予以同题演绎,展示新时代两代人对人生的仁智之见。
世间安得三全法
□陈益林
“世间安得两全法, 不负如来不负卿。”面对爱情与佛法之冲突,仓央嘉措处大无可奈何之境时作如斯浩叹。
卢梭说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岂止爱情,个人理想、家庭期许、社会定位之间的落差或错位,也曾经困扰了古今中外多少人士!贾政、贾宝玉父子的势同水火,清兵卫与家长、老师间的爱恨情仇,陆游“心在天山,身老沧州”的悲愤,辛弃疾“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愁郁……如此人间憾事,不胜枚举!
世间安得三全法,让个人理想、家庭期许、社会定位三者和谐共振?
在纲常礼教盛行的古中国,父母的绝对权威下,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常畸变为“爱”之“害”。多少有个性有才华的年轻人,本可以像雄鹰一样翱翔人生天宇,却在家庭的淫威下,被迫剪掉羽翼,沦为三尺屋檐下的凡俗鸡鸭!痛感于此,100多年前,鲁迅先生写下雄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提出父母应当“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但传统的因袭和惰性影响太大,尽管新中国成立已七十多年,改革开放已四十多年,现在依然有一些父母总以高子女一等的家长自居,喜欢对孩子的理想、前途指手画脚、包办代替。如果遇上这样的父母,作为孩子,该怎么办?千万不能采用离家出走、弑父伤母等极端过激行为。孩子可以给父母写信沟通,或者借助学校领导、老师的力量,德高望重、明理通达的亲友帮助,来达成家长与孩子之间的双向理解。
应该承认,在鲁迅先生等文化启蒙人士的呼吁努力下,在新中国各届政府的宣传指导下,中国的许多家长正不断变得开明通达,他们不但是孩子的父母,还愿意成为孩子的良师益友。但在过分强调个性、“父母是祸害”等错误思潮影响下,不尊重父母,唯我独尊的意识在一些孩子身上开始流行。伪潇洒、伪个性充塞头脑,“这山望着那山高”“东一榔头西一棒”的就业观,只图个人一时痛快,罔顾家国责任的做法,祸害了不少年轻人。“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卢梭有这么一说。正如风筝,如果完全挣脱线的引导 ,就会落入最不自由的毁灭之处。不敢说父母走过的桥一定比你走过的路还长,父母吃过的盐一定比你吃过的饭还多,但父母的人生经验和教训总比孩子多得多,孩子在规划自己的人生前途时,多听听父母的建议,一定是有益无害的。如果在父母的指导下,孩子自身的抱负与家庭的期许完全合拍,那更是人间美事。
在中国封建时代,个人理想与社会定位之间常会出现巨大落差和错位。英雄无用武之地,报国无门,壮志难酬,这是中国古代众多仁人志士共同的感慨。僵死教条的计划经济时代,专业不对口,却不得不违心地困守在一个单位,吊死在一棵树上,此类现象,时有所见。而应试教育占上风的当下,兴趣不对路,却不得不为追求“全面发展”、总分提高而去与千军万马同挤一座高考独木桥。世界上的人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不满现实,却敢于打破常规、改变现实的人;一类是不满现实却能够调整自我心态,逐步适应现实的人;第三类是不满现实,却无力改变现实,又不愿接受现实的人。当个人理想与社会定位发生冲突时,千万别做第三类人。
有人说: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但我们也有理由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君不见,大学转专业、多学位机制越来越彰显人性化,给专业对口、多元发展提供最大便利?君不见,人才自由流动前所未有的方便快捷?“树挪死,人挪活”,如果工种与专业发生错位,真有本事,完全可以跳一跳槽,找到更能施展本领的去处;君不见,各级政府不断推出留才、引才、用才新政,给人才发挥特长创造最优环境?
毋庸讳言,在急剧变化的时代里,个人理想、家庭期许、社会定位三者之间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矛盾,但就总体的社会趋势而言,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民智日益开化,青少年心智的不断成熟,家长教育观念的不断更新,国家人才机制的不断完善,我们一定能够找到个人理想、家庭期许、社会定位和谐共振的三全之法,让个人幸福、家庭安宁、国家兴旺的美好梦想照进现实!
怀他人之期许,书自我之人生
□华亭瑜
博尔赫斯曾言:“无论命运多么漫长,它终将反映于一个瞬间,那就是人们大彻大悟自己究竟是谁的瞬间。”诚哉斯言!面对自我的定位,个人与家庭、社会的期望难免产生落差与错位,而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唯有怀他人之期许,同时执掌自我人生的画笔,方能创造人生辉煌,与时代同频共振。
人是社会性动物。约翰·邓恩曾说:“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在这个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同时扮演着个人追求与家庭、社会预期影响下的双重角色,如何面对个人与家庭、社会之间的角色错位便显得尤为重要。于我而言,过分张扬个性、执守自我只会陷入个人的“理想蜜罐”无法自拔,而一味依从他人期许却又不免沦为闻一多笔下“别人思想的跑马场”,唯有心怀他人期许,同时掌好自我人生的舵,才能在自我与他人的期待中取得平衡,行稳致远。
怀他人之期许,超越个人与社会的落差,从而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爱因斯坦说:“人只有奉献于社会,才能找到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人生的意义。”正是深感他人期许之于人生的重要意义,武汉前线医生黄霞毅然写下“我已躬身入局,势要共渡难关”的请战书,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留下“躺下是敦煌,醒来还是敦煌”的佳话,文物修复泰斗李云鹤潜心十八载只为中国文物再现光芒。凡此种种,无一不在向我们揭示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个人与社会期许固然存在落差,但通过超越自我、奉献他人,我们同样能获得“中流自在心”,有“浩荡风光相候”。
然而,他人之期许固然对个人发展有重要意义,但当“角色错位”演变成了“角色捆绑”,难免会成为实现个人价值的掣肘。从眼科医生陶勇被病人乱刀砍伤,到武汉义务送药人吴悠反被诬陷“卖药赚差价”,再到家人“望子成龙”式的期许与教诲,过高的社会预期将道德责任异化为强制性的捆绑,使这些人俨然成为穆齐尔笔下“被推向山峰的人”,这是对个性的泯灭,对人格的戕害。
因此,心怀他人期许的同时,我们更要正视“期望错位”,莫让社会期许动摇了个人对理想的坚守。“我与我周旋久矣,宁做我。”陀思妥耶夫斯基不顾他人谣诼,毅然写下《罪与罚》抨击黑暗;塞万提斯屡受非难,仍矢志不渝地写下《堂吉诃德》彰表心志;陆放翁屡遭贬斥,仍心系苍生,坚持北伐。古今中外,无数仁人志士不为困境所动,不为他人议论所移,立足于个人的人生坐标,为生活这部作品写下生动脚注。
由此观之,无论是心怀他人期许,还是书写自我人生,归根结底都是要在期望的“错位”中找到平衡。与其在“角色错位”中苦苦徘徊、犹豫不决,不如正视落差,将落差转化为实现个人价值的原动力。从本质上来看,他人期许与个人理想并无根本性的矛盾与对立,关键在于如何将个人追求融入社会发展、民族复兴的伟业中。唯有将他人之期许作为心中的“度量衡”,并始终保持着自我的正确航向,方能与时代同频共振,在他人与自我的二律背反中行稳致远。
“生命是一棵长满可能的树”,米兰·昆德拉之言犹在耳畔。面对个人追求与时代发展的双面命题,何以傲立潮头而岿然不动?唯有怀他人之期许,书自我之人生。
【来源:东阳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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