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河小学 我部分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长沙新河小学就在古开福寺西边。那时古寺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被破坏，成了木材转运堆积场。课休时，男生喜欢翻过古寺红墙的豁口，爬上木堆，坐到横斜着插向学校操场上空的木梢上，双手抓一根稍高的木梢做扶手，一颠一颠玩那种叫“翘翘杆”的游戏。1968年到1973年，我在新河小学就读，那时学生不学文化只讲玩。幸亏我遇上了一个爱文学的体育老师夏晓光老师，至少让我从小开始学会励志，并启蒙了我对文学的爱好。

体育课夏晓光老师给我们读《彝族之鹰》

新河小学最初叫“新河完小”，后改名为新河小学。在校生四五百人左右，主要是附近长沙茶厂、长沙伞厂、长沙面粉厂、省建六公司、湖南动力机厂等厂的职工子弟。学校东边与古开福寺一墙之隔，古寺北面的红墙后就是长沙茶厂。我母亲在茶厂上班，茶厂职工宿舍就在小学隔壁，我们上学十分方便。

我们十分喜欢上体育课，因为有一个很好玩的夏晓光老师。夏老师来学校前是某航空部队地勤兵，他退伍后分到小学当体育老师。他来学校后带来一个乡下媳妇，后来有了儿子，靠他一点微薄的工资，生活得很窘迫，常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了的衣服，肩上还打着补丁。他见我长得结结实实，跑步又是同学中跑得最快的，就任命我当体育委员。母亲见他家日子过得艰难，时常将一些食品和不穿的衣物接济他。他十分感激，决定将我培养成参加短跑比赛的苗子。

上体育课他教我们篮球、足球、羽毛球、乒乓球、铅球等。遇上下雨，学校没有室内场地，他就在教室里给我们读有关军事的小说，比如《彝族之鹰》（写飞行员）、《水下阳光》（写潜艇部队战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我的文学爱好就是那时培养起来的。那是我们最快活的时光，唯愿每堂体育课都下雨就好。

《彝族之鹰》是作家杨大群写的一本自传体小说。具体情节忘记了，大致是描述主人公从一个包身工到游击队员，新中国成立后从毕业于某航校的一位彝族山里娃，到驾驶战机搏击长空的飞行员，最后成功完成了中国第一颗实战氢弹投放实验的传奇故事。每次体育课下雨时，夏老师就给我们读两章，声情并茂，读到高潮处慷慨激昂，我认为他不去当语文老师真是可惜了。

五年级时在他训导下，我终于获得了北区（现开福区）中小学生运动会（小学组）60米短跑第三名，捧回了一张大红奖状和一个黄色塑壳笔记本。

男生经常与古寺驻守“和尚”发生“战争”

我读小学时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上学谈不上什么学文化学知识，不少学生都爱逃学逃课。那时千年古刹开福寺早被打砸摧毁得破败不堪，大殿前面和左边的广场也变成了木材公司的木材堆码场。小学与古寺间的那堵红墙也被砸了个大洞，方便我们逃课去古寺玩“工兵抓强盗”、打弹弓仗、掏麻雀窝，甚至去放生池摸鱼抓蛤蟆，就在木材场“做烧烤”吃。开福寺有个驻守的“和尚”，也不是让他守庙而是看守木材，因为那时有不少人去寺里木材场偷小木头椽子回家当柴烧，有不少同学也受家长指使“顺手牵羊”的。

驻守“和尚”不知姓啥，为怕我们“烧烤”引起木材堆码场的火灾，他常拿着一根木棍追赶我们。后来读了《水浒》，回想如果戴顶有红缨的毡帽，那“和尚”就特像守草料场的林冲了。我们就刺溜一下钻进木材堆下，因木材堆下逼仄，身材高大的他钻不进来，有的同学就用自制的铁丝弹弓枪向他射“纸弹”（用废纸折成的V形弹丸）。他恼羞成怒，点燃蒿草想将我们熏出来。但木材架下的空间四通八达，我们早转移了“阵地”。有次蒿草点过火了，差点将木材都引燃了。幸亏茶厂职工发现及时，提桶端盆地才帮他将火扑灭。

小“铁梅”还的书里夹着别人的情书

范军花是班上文娱委员，她父亲是驻湖南动力机厂的军代表。范军花脸蛋圆圆白白，大眼睛翘鼻子，往班上那些面带菜色的女生中一站，一枝独秀。她爱穿一套改装过的绿的确良小军服。有次学校节庆，她扎长辫，穿红袄，演唱了一首《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直唱得小男生们两眼发直，巴掌都拍肿。小“铁梅”（样板戏《红灯记》里的女主角）就成了她的外号。军花常扎一根麻花长辫，拖在背后，在班上有意无意甩到胸前用双手捏弄，小“铁梅”的俊俏又更添几分。

我小学个子在班上算高的，又被湘江边沙滩上的阳光晒黑，显得“老气横秋”。因为会跑而当了体育委员。有一天，班上几个男同学在军花背后指指戳戳，好像在准备下什么诡计。课间操后，同学们全在室外活动，那几个小子却不见踪影。我悄悄溜到窗口一看，见他们鬼头鬼脑在军花抽屉里鼓捣什么。上课铃响，我凑近军花小声说：你书包下埋了“地雷”。“地雷”是那时男生专门整蛊女生用铁丝和猴皮筋做的“恶作具”，上课一动书包便噼啪翻滚。军花知道后立即报告了老师。这件事后，军花常找我借橡皮擦，还向我借那本《革命自有后来人》的旧书。

一次开完班会，范军花说：黄德强你等一下。其他几个班委走了，她将那本《革命自有后来人》还给我，就跑了。晚上我清书包把书丢在床上。妹妹拿着书翻，突然翻出几张纸条。我拿起一看，好家伙，是三张字迹不同的写给军花的“情书”。两张没署名，一张署了名。没署名的纸条中一张写着：范军花，李铁梅演得真好；一张写着：范军花，你真像一个女解放军。署名的是同学董学科，这小子胆最大，不但署了名，写的内容还好露骨：军花，真想和你一起做红色接班人！

想和军花一起，呸！董学科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我翻看着这几封“情书”，心里纳闷起来：奇怪！范军花的“情书”怎么会夹在还我的书里？难道是她收到纸条后夹错了地方？当时我们已经读六年级了，脑子真白长了，心理发育根本没跟上，绝无任何歪想。第二天，在放学的小巷里叫住军花说：“别人给你的纸条夹在我书里呢。”她停住脚步转过身，静静地看我。我心里有点发怵，以为是她在意她的秘密被我知道，怕我四处张扬。我忙不迭地发毒誓：一定保密，一定保密，讲出去是你崽！军花狠瞪我一眼，抢过那把纸条儿走了。

30年后，小学同学聚会。一见面，没一个认识的，大伙全凭名字来对号。那些菜色女生全变成了营养过剩的少妇，我试着叫了一声范军花，一个“沈殿霞”踱到我面前跟我说：黄德强？怎么没以前黑了？发达了吧？哈，小铁梅虽变成了胖大嫂，但高贵的气质依然如故。吃饭时我们坐在一起，趁着酒兴，我问那纸条是怎么回事，她打着哈哈：你啊，是不懂还是装宝？想收一张你的条子噻！

同学们哈哈大笑。（文、供图/黄德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