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访谈｜笛安：我把爱情当做给主人公的美好礼物
2003年，20岁的笛安即在《收获》发表处女作《姐姐的丛林》。十多年过去，从首部长篇《告别天堂》到 “龙城三部曲”，笛安和她的爱情故事、城市生活，成为新世纪青春写作的重要风景。2018年，《景恒街》由第11期《人民文学》首发，并荣获当年度的“人民文学奖长篇小说奖”，这也是该奖项设立以来，首次颁发给“80后”作家。“笛安的转型之作”，让无论是评论家，还是笛安的“粉丝”，都意识到他们熟悉的笛安有了明显变化。去年，燥热的八月，在“景恒街”附近的国贸商城，笛安应邀参加中国作家网“文学的力量”系列短片的拍摄，坦承地、深入地和我们聊了聊她的写作。“世故里含纯真，功利中有体恤，笔致轻盈而肌理结实，情感细腻而理性清明”，这段授奖词很贴合笛安现在的状态，少了年少的横冲直撞，多了一份对人世艰难的理解；对爱情的理解和感受发生了变化，但是，对爱情本身的热爱与执着却从未改变。
笛安：我把爱情当做给主人公的美好礼物
文 | 刘秀娟
爱情是生活的馈赠
▲笛安参加中国作家网“文学的力量”系列短片拍摄
中国作家网记者：《景恒街》出来之后，大家都非常关注，也获得了2018年度“人民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奖。你平常对互联网这个行业就很关注吗？当时是怎么想到从这个领域去展开故事的？
笛安：其实我一开始只是想写一个恋爱故事。这个小说在我当时的设想里，它就是8到10万字的小长篇，我就要求自己写完一段爱情的起承转合就够了，我没有想到它后来会变成这样。当然了，当时我在北京已经生活了差不多8年，我用了8年去了解、去接近这个城市，我也有点想写一写我眼里的北京了，或者说，北京是一个最合适的发生故事的场所。
这些年，我生活里确实是有类似的一些经历，这个经历会让我觉得很有意思。比方说在2011年的时候，你很偶然地跟一桌人吃饭，大家互相认识了，过两年，就是其中的某一个人，你会在财经杂志里面看到他，就是机场买的一份杂志，你看，这不是那个人吗？那个人变成一个财经杂志会去关注的所谓 “互联网新贵”。然后再过两三年，又听朋友聊天，这个人去哪儿了，他的境遇又有了非常大的变化，非常大的起落，你在其他行业里面很难亲眼见证这样一个戏剧性的改变。
中国作家网记者：风起来了，风过去的那种？
笛安：对，比方说曾经你会经常见到的哪个刊物的记者，辞职了两年，突然一天变成一个呼风唤雨的自媒体“网红”，我们生活里都有这样的经验。当这种个体命运特别戏剧性的起落在我身边发生，且不是一个两个，而是经常能够听到，不一定是认识的人，但是辗转听到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会有一种触动。我会想，一个什么样场域，可以去表达我这些年所感受到的这种动荡？我选了互联网行业。不是我对这个行业有多么热爱，我只是觉得它对我的男女主角来说比较适合去讲这个故事。
中国作家网记者：所以在《景恒街》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爱情还是占着非常主体的地位？
笛安：对，因为我原本的想法就是这样的。
中国作家网记者：或许这就是一个有意思的小说带给作者和读者的“意外”。在作者希望让读者关注的那个主体之外，我们发现了打动自己的另一个主题。
笛安：对。我那个时候看到过一个财经特稿，是关于移动互联网创业者的深度报道，写得特别好。特稿里面写成功的人，也写一直在失败的人，在别人看来，像一个笑话，就像西西弗斯那样，不停地推石头上山。
里面有一个细节，当时特别触动我。说有一个App，有过一段好的时候，那个老板本人被曾经的这些好时光鼓励过，后来周转不行了，公司再也融不到钱了，但是他们想撑一段时间。你知道，我们下载一个新的App的时候，它会给新用户一个非常小额的红包奖励，比如说一块两块，当时他们在最艰难的那一段时间，这个新用户的红包奖励绑定的其实是他老婆的信用卡，这个细节当时让我特别心酸。那个作者就写，你看，其实每一个新用户不会知道，这个一点点的新用户的红包奖励，真的是一个家庭实际的支出。我当时看到这句话很感慨。你不能说这个人只是因为想成功，我觉得这个特别复杂，就是一个个体的那种光荣与梦想，在此刻的艰难坚持。
所以当故事有了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我就想要在小说里面去表达，而我的男主角一定是一个失败者，因为一旦他真的功成名就，那他们之前的那个爱情故事就没有意义了，他一定是一个最终会失败的人，有过成功的幻觉，然后想要抓住，最后又失败的人，这是我当时想写《景恒街》最基本的动因。
中国作家网记者：处理《景恒街》这种成年人之间的爱情，你觉得和你之前小说的那种少年之爱，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吗？
笛安：你过了三十岁谈恋爱跟十几岁的时候肯定不一样。我倒不认为人越年轻感情越纯粹，我觉得不是这么回事，但是有一点，我当时写《告别天堂》的时候，我所有的冲动都特别合理，你随便任性没关系，因为你年轻，其实年轻人自己都知道这件事情，这就是有时候年轻人不讨人喜欢的地方。他知道自己可以被原谅，所以《告别天堂》里面那种年轻的爱情，那种横冲直撞，其实内心还是允许了自己。比如说16岁的时候，我看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不觉得这是一个爱情小说，你会觉得这是一对成熟的男女，互相对彼此有所需要。
中国作家网记者：都有算计？
笛安：对，都有算计，然后因为一个大事来了，他们在一起了。但是过了30岁以后，我再看这个小说，我就知道它就是爱情，如果没有爱情，不会半夜里，范柳原给白流苏打电话说，你的窗子里能不能看得到月亮？在那个时候我就明白，原来时间会给一个人带来这么大的改变，时间会让你理解很多以前你根本就不屑的东西。对我来说《景恒街》就是一个这样的小说，我想跟我自己有个交代：我现在终于理解了，为什么范柳原会对白流苏说，你能不能看到月亮？这就是小说里关景恒跟朱灵境的实际关系，确实没有那么纯粹的东西，而且他们俩感情的每一步起落，实际上都跟一个App有关。
中国作家网记者：现在其实真正的去探讨爱情本身的小说，反倒不是那么多。
笛安：对，我总觉得现在年轻人都不喜欢谈恋爱了，我觉得这个事特别可怕，真的，我觉得你要连这个事都觉得没有乐趣，那可能真的是生命的“荷尔蒙”在降低，对整个人生的热情度在降低。这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年轻人现在的压力比我们上大学的那个时候要大得多？我也不知道。
当然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人生，各有各的活法，也许你在别的事儿上有特别倾注特别狂热的东西，但是对我来说，即使我不是每本小说都是以爱情为叙事主体的，但是当我写到它，我都是把它当做给主人公特别好的礼物，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本质上是一件能令人高兴的事。
写作让我从内心深处感到幸福
▲笛安接受记者采访
中国作家网记者：你小时候，蒋韵老师和李锐老师他们带给你的这种文学氛围，包括你自己很早就崭露的文学才华，会让你和周围的同学不一样吗？
笛安：我小时候没什么才华，当然了，在我上小学之前，我识字是比较早的，就是这一点。
中国作家网记者：那从什么时候你开始觉得自己有一种写作的才华？
笛安：应该是十六七岁以后，但是那个时候也不太确定，就是觉得好像我在写作的时候能够特别自由。
中国作家网记者：你发现你和写作、文学之间这种呼应的时候感觉到欣喜吗？或者当时觉得这件事情特别美好？
笛安：有美好的瞬间，但是真正开始写一部处女作的时候，就会觉得把一个作品写完真的不能靠瞬间的快乐撑着，大部分时间都是苦的。当然你有那种特别得意的时候，可是那些都是瞬间，剩下的时间里面都会觉得特别艰难。
中国作家网记者：你一般是怎么去克服这种焦虑或者艰难，继续推动这个故事？
笛安：没办法，就是熬过去，熬不过去，你自己就先停一段时间，但是最终还是必须要熬过去。
中国作家网记者：父母的作品对你的影响大吗？
笛安：谈到我爸妈，很多人真的都有非常深刻的误解，他们觉得我是一个书香门第的孩子，其实不是的，我真的觉得我其实是两个“文青”养大的孩子，那是不一样的，真的不一样。
中国作家网记者：我第一次听人把李老师和蒋老师定义为“文青”。
笛安：他们有一个三四岁大的女儿的时候，就是这样，他们的状态……你要知道，不是现在的他们，而是我三四岁的那个时候。因为我妈妈刚刚从大学里出来，她也是刚刚开始写作，而且也是她又青春、又意气风发的那一段时间。她跟我说，80年代，家里有电话的人非常少，又是中国整个文学非常繁荣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学校里面有一个特别会写小说的人，然后隔壁城市有另外一个比较会写小说的人，大家都听说过，两个大学的文学社就可以完全在没有通知人家的情况下，一堆人骑自行车骑几十公里跑到隔壁城市的大学，去找这个人，只要自报家门，马上亲如一家，去喝酒……那是我妈妈记忆里一个特别美好的时刻。
但是你要想象，如果这样一个人，有一个小孩的话，那个会大打折扣，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我父母他们让我知道一个人去从事创作工作是很有意义的，至少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很有意思。父母教你读什么书，或者告诉你什么东西是好作品都在其次，真正的、最大的影响，其实是在他们自己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那种投入和乐趣感染了我。
包括他们的朋友。我记得当时我爸妈的文友一起来家里，我喜欢听他们说话，我觉得他们讲别人坏话的时候都很好玩，能讲得特别生动，创作这个事情能让你的人生变得有意思。在我很懵懂的时候，就植入了这么一个很模糊的想法。
中国作家网记者：那对你来说，你的创作，比如去处理一个题材的时候，你的文学经验、你的借鉴更多的来自哪里？
笛安：95%来自于阅读。
中国作家网记者：阅读的趣味和倾向是什么样的？
笛安：是这样的，我觉得在你没有意识到的时候，读过的作家特别容易给你影响，而且我说的这个影响就是最具体的层面上、技法上面的影响。其实在写作的技巧上给我影响特别大的有这么几个人——我觉得说出来这个组合有点奇怪——张爱玲肯定算一个，因为我看她的书太早，我十二三岁，还完全不知道她在写什么的时候，我就已经是她的读者了，但是这个直接导致后来到二十几岁写长篇、写场景的时候，我发现我非常执着于在两个人对话的那种小细节里面去推情节。二十多岁以后，我再重新去看张爱玲的小说，比如《红玫瑰白玫瑰》《第一炉香》，我才知道，这个东西是我小的时候，在完全懵懂的、没有意识到的时候，跟张爱玲学的，这个时候你能意识到，你会感激她。
还有一个是纳博科夫，他绝对是一个我要感谢一辈子的作家，因为我在开始写小说之前，我看了他的《洛丽塔》，抛开这个小说的内容，单纯在写作的技巧上，真的是给予我特别大的影响。他直接教会了我怎么去切换场景，在单位字数里，你要说一件事的时候，用什么办法去营造一种张力，包括叙事的节奏也好、紧张的触感，等等。要尽可能的在一段话里交代足够多的信息量，而且是巧妙地交代，这些全部都是纳博科夫教我的，是《洛丽塔》教我的。
有的时候有一些大师级的作家，他在那儿是用来仰望的，但是你不太容易直接能跟他学到什么，我觉得加缪就是这样的作家。
中国作家网记者：那中国的当代文学里面，有没有您欣赏的作家？
笛安：我想想。其实我挺喜欢我爸爸的作品的。
中国作家网记者：那我有一个问题了，你更喜欢李锐老师的作品还是蒋韵老师的作品？
笛安：不太一样，这个没什么难回答的。因为我觉得我妈妈的小说，可能在情感上给你提供的东西更多一点，她的小说属于那种让你愿意在情感上去接近的。我觉得蒋老师的小说里面，有一种特别妙的东西，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你明明知道他活该，但是你又会同情他，因为她把那个活该的东西真的做到了极致，捧上了神坛，你又开始同情他，就是这样的。我这个话都跟她本人说过。
但是我觉得我爸爸的作品里面，尤其是长篇作品中，他要写一个历史年代。我爸觉得一个文人必须去讲国家的命运，去书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命运。我觉得这个是他对自己职业生命的理解，我并不完全赞同，但是我很尊重。他在这个动因的驱使之下，我认为他也确实做到了。而且我用大白话来说，我觉得李锐老师的东西写得真的不脏，这个是我觉得特别棒的一件事，特别干净。
中国作家网记者：你觉得自己的写作跟你父母那代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笛安：与我同龄的作者不总是想着我们这一代人是怎么样的；我外婆外公那一代，他们也不天天想着他们这一代人，他们从更久远的一个时代过来，那个时候的中国很动荡，每个人的个体经验差别就更大，谁在表达“我们”这一代人？但是我爸妈他们那一代人的境遇太特别了。
中国作家网记者：你觉得他们写作的时候有“时代代言人”的自觉意识？
笛安：对，我觉得有。就是“我”在讲我们这一代人，因为那代人境遇特别特殊。
中国作家网记者：那和“90后”作家相比呢，你觉得整体上有很大的不同吗？
笛安：我觉得没有。没有和父辈的差异这种层面上的不同。我们关注的东西肯定会有不一样，因为写小说这个工作本身对个性的要求是很高的，我觉得有这些不同是很正常的。但以我现在的阅读经验而言，还没有那种让我觉得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中国作家网记者：你会在家里跟父母经常交流彼此的作品吗？
笛安：其实大多数父母跟孩子的交流机会没有那么的多。交流肯定会有。比如说，我爸看完《景恒街》跟我说，能不能让这个男主角死掉？是不是他上了点年纪的缘故，我不确定，他以前不会这样的。我说这就过了，为什么要让他死掉？他说：“我觉得应该死掉，我其实挺喜欢这个人物，我对他个人没有偏见，但是我觉得好像让他死掉更合适。”
我们会有这种讨论，但是大多数时候，肯定都是父母跟孩子之间那种生活的交流比较多。我现在又有小孩了，那就是外公外婆跟小孩妈妈之间的那种常见的讨论与争执，都会发生。
中国作家网记者：你会羡慕他们所经历过的文学年代吗？
笛安：我以前不羡慕，觉得没什么好羡慕的。因为我印象里，小的时候，在我们太原，在我的童年时代，整个当时的生活，它是一种普遍的匮乏，商店里的东西就是那几样，你隔几个月再看，还是那几样，有什么好羡慕的呢？
不过现在我是挺羡慕的，80年代是值得羡慕的。尤其你想一想，你看过这个人的小说，那个人其实也看过你的小说，但你们从来没有谋过面，两个人一见面就可以去喝酒，这个事情其实很浪漫。
中国作家网记者：确实，是写作者的那种幸福。
笛安：对，但我觉得现在它很难重现了。
中国作家网记者：那你觉得作为一个写作者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笛安：我小时候其实是一个挺自卑的人，每个人的青春期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不奇怪，我觉得人群里可能只有极少数的人，能非常愉快地度过青春期。后来当我发现可以写小说，又逐渐变成了一个职业作家，在这条路上，开始一步一步向前走，然后慢慢的开始拥有读者，开始有人在期待我的作品，我觉得这个事情从内心深处让我感到幸福，它也改变了我这个人。它让我觉得，至少有一个让我能够非常骄傲的东西在，而这个骄傲其实难以复制。到今天为止，我甚至没那么在乎看我的小说的人有多少，我甚至不太在乎他觉得我有没有才华，你说有就有，你说没有就没有，你说了算。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内心坚定的东西会越来越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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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整理 | 马媛慧
编辑 | 邓洁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