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湜作文崇尚怪奇 他找到了“新”与“怪”的什么相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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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在给樊宗师所写的墓志铭中说：“惟古于词必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觉属，神徂圣伏道绝塞。既极乃通发绍述，文从字顺各识职，有欲求之此其躅。”“词必己出”同“文从字顺”是文章语言创新的两个方面。过分追求新奇在多数韩愈后学的创作或理论中都有鲜明体现，他们把文字上求新、求奇、求险、求怪的一面发展为判定文章优劣的尺度，韩愈古文理论当中“文从字顺各识职”的一面却湮没不彰，没在《谕业》一文中，皇甫湜通过四个“无常”，找到了为文有得到继承和发扬。

樊宗师书下的院子

为文崇尚怪奇的他还从“无常”找到了“新”与“怪的相同之处：“夫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于众出于众则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于犬羊，鸾凤之音不得不锵于鸟鹊，金玉之光不得不炫于瓦石，非有意于先之也，乃自然也。”在《答李生第二书》中，他甚至进一步将奇怪的文风放宽到只要不违于“正”，即属可采之列：“夫谓之奇则非正矣，然亦无伤于正也；谓之奇则非常矣，非常者谓不如常者；谓不如常，乃出常也；无伤于正而出于常，虽尚之亦可也。”

皇甫湜画像

然而在创作实践当中，对于怪奇非常的过分热衷和执着追求使皇甫湜的文章多少有些偏离了“正”轨。《韩文公墓志铭》形容韩文是“豪曲快字”“曲”应释为“心曲”；“鲸铿春丽”，出自班固《东都赋》之“发鲸鱼，铿华钟”，形容音节洪亮；形容韩愈为人“洞朗轩辟，不施戟级”字句生涩，对典故也故意加以过分的改造和扭曲。高彦休《唐阙史》记载说，裴度修福先寺，拟撰碑，皇甫湜自荐执笔，结果写出的文章“文思古謇，字复怪僻，公寻绎久之，目瞪口涩，不能分其句读”。

韩文公祠

此事未必可信，但从这个传说却可以窥见时人对其文章的看法。元人白珽说他“流于艰涩怪僻，所谓目瞪舌涩，不能分其句读者也。还有人说：“其言语次叙，却是著力铺排，往往反伤工巧终无自然气象。其记又多叶韵语，殊非大家气象”孙樵的散文创作关心现实政治，揭露时弊，又不乏抒泄愤懑之作，文风亦复以奇崛为尚，均可见出韩愈的影响。其文学主张也有同韩愈一脉相承之处。他以“明道”为宗旨，自称读书作文“期圣域”、“期到古人”，艺术上尤其强调文章之奇。

孙樵画像

他在《与友人论文书》中说“古今所谓文者，辞必高然后为奇，意必深然后为工”，充分表现了对于文章怪奇的爱好。《与王霖秀才书》所谓“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趋怪走奇，中病归正”云云，与韩愈《答刘正夫书》所谓“然则用功深者，其收名也远；若皆与世沈浮，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也”等论调可谓极其神似。孙樵称赞王霖《赋》说“诚谓足下怪于文”，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柳宗元称赞韩愈《毛颖传》的“信韩子之怪于文”；而称赞卢仝等人诗文“如赤手捕长蛇”，似乎也是从柳宗元所谓“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化出，无不透露着他对怪奇文风的激赏。

卢仝画像

唐代古文家刻意求奇而走向极端的是樊宗师，其《绛守园池记》是古今难于索解的“名篇”。此文内容上主要意在惩戒玩物丧志，自然有其积极意义。但表现上的生涩深晦，竟然让人难以句读。如文中第二段云：子午梁贯亭曰洄涟。虹雄雌，穷鞠觑蜃，碍岛坻，淹淹委委，莎靡缦，萝蔷翠蔓红刺相拂缀。南连轩井，阵中踊曰香，承守寝思欧阳修借批评樊宗师抨击当时“太学体”文章的恶劣风气，指出：“异哉樊子怪可吁，心欲独出无古初。穷荒搜幽入有无，一语诘曲百盘纡。孰云己出不剽袭，句断欲学盘庚书…嫉世姣巧习卑污，以奇矫薄骇群愚。

欧阳修雕像

用此犹得追韩徒，我思其人为踌躇，作诗聊謔为坐娱。”梅圣俞《寄题绛守园池》诗说：“黑石镌辞涩如棘，今昔往来人不识。酸睛欲抉无声形，既不可问不可听。”南宋陈振孙也在《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六《樊宗师集》《绛守园池记注》的解题中说：“韩文公为（樊宗师）墓志，称魁纪公三十卷，樊子三十卷，诗文十余篇，今所存才数篇耳。”一味走奇走怪，甚至不惜用字生僻，生造语句，写出的文章让人无从解，也就完全违背了文学创作规律，与韩愈所谓“能自树立，不因循（《答刘正夫书》）重在发挥艺术独创性的宗旨无异于南辕北辙。

参考资料：

·《答刘正夫书》

·《樊宗师集》